文艺理论建设要对准中国实践、聚焦中国经验。文艺理论工作者要熟悉新现实、新问题，主动介入并阐释新时代的新现象，在文学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要在对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的具
体把握中，在对古今中外相关理论的融合创新中，生发出属于新时代、契合新现实的文艺理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面对新时代、新现实和新语境，中国文艺理论界需要以勇于创新变革的姿态来抓住机遇，促成理论的飞跃，加快构建自主文论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中的三大“传统”
回顾百余年来的文艺发展历程，我们始终在探寻一条符合发展实际需要的文艺道路。从晚清和五四以来，我们面对着多个文论的“传统”，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西方的文论传统，以及基于新文学和新文艺发展进程、融合中外文论资源所形成的新传统。在探索和融合的过程中，那些卓越的文论家们始终着眼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的文艺实践，不断推动文论话语的发展。
我国的文艺理论资源非常丰富，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贽的《童心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刘熙载的《艺概》等等。其中的很多理论观点，具有强大的阐释力。比如，李贽的“童心说”可作为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要资源，能有效解释儿童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是诗词评鉴的一个重要标尺。这些文论资源在百余年来的文艺发展实践中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在对西方文论的借鉴方面，先是晚清改良派和革命派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入，接着是五四时期对欧美、日本文艺创作与理论的借鉴和演练，然后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联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苏俄文艺理论的引入和借鉴，晚近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欧美等地的文艺理论的积极借鉴和吸收。无疑，从我国现代文艺理论的推进，尤其是体系化的发展角度看，西方文艺理论确实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苏俄文艺理论的引进，形成了对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和文艺的群众性、阶级性以及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的关注和阐释，这主要是一种文学社会学的理论系统。在对欧美文艺理论进行引入和借鉴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三个方面的汇合与移植。一是对与作品内部分析、读者接受相关的文艺理论的引进。于是，西方古典文论，以及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等，开始进入大学文学课堂并成为有助于解读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方法论。二是对文化理论，或者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借用，如对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理论以及布迪厄的文化场域和文化资本理论等的引入。这些理论和方法有助于解读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剖析文化场域中的具体问题。三是对艺术美学和媒介哲学的借鉴，如对谢林的《艺术哲学》、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古登堡星系》《理解媒介》，还有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逝的地域》等的译介和解读，都在帮助我们理解媒介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于是，传入并影响到中国的西方文艺理论变成了多元糅杂的状态，即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互相杂糅，艺术哲学、媒介哲学和文学理论多元共生。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化，将外国文论进行本土化，这是我国现当代文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课题。我国现代文论里就有具有本土化、阐释力的理论。比如，胡适、陈独秀等提出的“文学革命”论，指导了五四新文学的实践。再如闻一多的“新诗三美”说，朱自清论朗诵诗时所提出的“听的诗”等，既是创作理论，也是解读作品的阐释性话语。郭沫若、茅盾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的文论，都是现代文论中非常可贵的成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也形成了一些具有阐释力的理论批评话语。比如，李泽厚关于“形象思维”的研究、蒋孔阳关于“典型问题”的研究、刘再复关于“文学的主体性”的研究、钱谷融关于“文学是人学”的研究等。还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当代，都有丰富的“作家论文学”成果，如艾青的《诗论》、公刘的《乱弹诗弦》、孙犁的《文学短论》等。这其中既有作家对文学创作的直接感受，也有对文学命题的理性思索。这些可以归于“创作论”类型的文学理论和今天的创意写作理论密切相关，甚至可以纳入同一个“作者中心”的文艺理论体系。它们都包含着丰富的原创性思维，也融合了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经验，符合创作实际及本土思维。
既要有开放的视野，也应有辩证的态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文论的发展，需要我们采取开放的视野，吸收不同文明的优秀文论成果。无论是对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化，还是基于现实语境进行新的文论创造，我们都需要外国文论所带给我们的丰富视野。
《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汪民安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出现了五个“转向”：先是文艺理论的文化研究转向，陶东风、汪民安等倡导的文学的文化研究一时成为“热词”，也引发了讨论；接着是文艺理论的伦理转向，以聂珍钊为代表的文学伦理学进入学科化轨道；然后是文艺理论的生态转向，曾繁仁、鲁枢元等倡导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变成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再就是文艺理论的阐释学转向，如张江等提出了建构“中国阐释学”的愿景；最近两年则是文艺理论的数字化转向，涌现了曾军、王峰等一批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新锐。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意味着数字技术和媒介已经深度介入文艺理论，并形成了数字论思维，展现了算法技术对文艺创造力和阐释力的重构。
这些理论“转向”，当然是受到外国文论显在的刺激或者隐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生发于中国现实的发展新变所催生的。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中国文艺理论在面对新的语境时所生产的自洽性调适，以使自己的话语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并能在面对新问题和新现象时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国文艺理论不是对外国文艺理论的生硬照搬，也不排斥外来影响，而是在中国文学大传统基础上融合各国优秀文论成果之后形成的现代新传统。
在引进和使用外国文论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全面而辩证的态度。首先，我们的视野要足够宽广。比如，在一段时间，我们仅仅把文艺理论当成文艺批评的工具，于是，在引进外国文论时就偏重文本和读者视角的理论，而相对忽视作者视角的理论。近些年来，随着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兴起，作者视角的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再比如，我们过去可能比较注重引进欧美主要国家的文论，现在需要关注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文论思想。
其次，运用外国文论，首先要充分理解这些文论在原语境中的原义，再进行本土化的处理。如果我们在理解理论原义时存在偏差，在进行本土化处理时，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造成了社会公众对文学理论批评频繁的质疑，甚至产生了一些不信任的情绪。
再次，在使用外国文论阐释中国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其适用性。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话语资源非常丰富，也有很多具有独创性，在面对中西共同面临的问题和现象时，是具有合理性和阐释力的。但面对中西不同问题，尤其是一些看似相同的问题但其背后的社会成因或文化机制有很大差异时，就难以显示出它的阐释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相同问题和不同问题时，也要区别对待西方理论的借用，至少不能强行征用，或者进行强制阐释。“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这更是要不得的。
最后，尤其要警惕一些将理论绝对标准化的态势。在阐释作品时，好像这些西方理论如万能钥匙一样，但很容易刻板化、标准化。如，叙事学理论一旦被掌握，就可以变成一种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于是，类似于《某某电影的叙事学研究》《某某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和《某某童话的叙事学研究》之类的论文和论著就批量产生出来。如此，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在某些局部的场合不仅仅变成了标准化的知识生产和应用，还变成了复制性艺术行为，失去了它应有的发展性和创新性。
新时代文论在融合创新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为新时代的文论建设指明了方向。文艺理论界要增强紧迫感、树立自信心，加快建设完备的话语体系，使得文艺理论不但能帮助读者解读和阐释作品，还能激发全民的文艺想象力和文化创造力。要注意对最新的外国文艺理论进行及时转化和消化，对当代本土文论资源进行全面开掘、总结和提炼，并使中外文论有机结合，形成共生性理论体系和具有本土阐释力的话语方式。
加快构建中国文艺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为新时代文艺大发展赋能，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形成同频共振的大繁荣局面。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文化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核心在于“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因此，文艺理论建设要对准中国实践、聚焦中国经验。文艺理论工作者要熟悉新现实、新问题，主动介入并阐释新时代的新现象，在文学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对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的具体把握中，在对古今中外相关理论的融合创新中，生发出属于新时代、契合新现实的文艺理论。比如，当前创意写作实践非常火热，外国文论和古典文论中也有相关的理论资源。我们需要将这些元素进行融通，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理论。再比如，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及其影视、游戏转化，成为非常显著的文艺现象。我们不能仅仅依托旧有的文化理论、文本分析技巧来对网文作品和改编现象进行分析，而是要基于这鲜活的实践建构出崭新的、具有时代性的原创文论。而面对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的新格局和新趋势，也要充分消化各国儿童文学理论，把五四以来的现代儿童文学观念和方法进行整合创新……这对新时代的理论家、评论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深入文艺现场、熟悉文艺实践的内部纹理，又要有很强的理论建构能力。这是艰难而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文艺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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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11月13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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