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国际形势的变迁，一波国家战略的转移，一场产业变革的到来，一两场意外冲击，都足以让城市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有的城市拥有强大的发展韧性，即使短期遭遇挫折，仍有绝地反弹的可能。有的城市一旦沉沦，陷入经济放缓的下行螺旋，就难以重回巅峰。同理，能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国家战略机遇的，都不乏后来居上、逆天改命的可能。先看TOP10城市，总体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但内部暗流涌动。北京、上海、深圳依旧稳健，而凭借强劲的出口和工业，深圳先后跃居工业第一大市和外贸第一大市。广州与重庆的第四城之争再起波澜，其背后正是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的零和博弈，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影响日益凸显。南京的第10城保卫战，也面临追兵日益逼近的风险，而最大的挑战者不是天津，而是宁波和青岛。再看万亿GDP城市，目前内地共有26个万亿城市，今年大概率没有新的万亿城市诞生。佛山受到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的影响，工业受到冲击，但大项目持续落地、资金总量跑赢青岛无锡，未来仍有大幅反弹的可能。“四小省会”中，济南、合肥、福州表现亮眼，而西安在享受了几年的新能源汽车高增长红利后，向上增长的动能受限。与之对比，作为地级市的东莞一改前几年的低迷态势，借助强劲出口和华为制造链的复苏，带动GDP大幅反弹，反超西安。再看TOP50城市，地级市表现普遍强于省会，西北两大资源型城市双双晋级。令人遗憾的是，太原、南宁等省会城市，仍旧止步于50强之外。与之对比，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两大“煤城”，可谓节节拔升，榆林又是最“逆天”的存在。前三季度，陕西榆林市GDP总量为5743亿元，名义增速高达17.7%，一举超过石家庄、南昌、长春，首次跻身40强城市。榆林增长为何这么猛？名义增速大幅跑赢实际增速，不是通胀所致，而是第五次经济普查提前调增的结果。今年年底，五经普数据即将发布，有地方调增，自然也有地方被“挤水分”。作为产煤第二大市，榆林前几年是“黑金狂欢”的受益者，而这两年则得益于大项目的持续落地，加上制造业转型的努力。与榆林一样的还有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同样是煤炭大市，但在资源型产业之外，又打造了以光伏、风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体系，带动经济不断走高。打破资源依赖，告别资源诅咒，这是西部资源型城市的真正突围之道。02
资源型城市的高增长难以复制，而体量超过2万亿乃至3万亿的经济强市，能保持高增长更为不易。深圳、重庆、苏州无一例外都是工业大市，全部位居工业十强城市之列，工业也是今年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但产业结构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工业的增长模式也有一定区别。深圳、苏州，双双得益于外贸驱动之下的制造业高增长，但深圳又多了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加持。外贸大市，往往也是制造大市。作为全球制造第一大国，我国出口的多数都是工业品，以机电产品为主力。深圳是中国外贸第一大市，苏州则是外贸第三大市，两城的出口增速双双大幅跑赢全国。今年前三季度，深圳、苏州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20.9%、7.9%，出口增速分别为19.7%、9%。需要注意的是，外贸高增长背后，既有欧美需求复苏的因素，也不乏经贸预期巨变背后的抢出口，美国大选、关税争端都是风险因素。前三季度，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苏州工业增速也达到9.3%。深圳苏州工业增长的最大主力都是电子信息产业，而深圳同时又多了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贡献。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深圳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48.1%；民用无人机同比增长48.0%；智能手机同比增长13.5%；充电桩同比增长120.5%；集成电路同比增长19.8%；工业机器人同比增长41.6%。
正是借助新能源汽车的换道超车，原本汽车产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深圳，一路赶超广州、上海，晋级中国新能源汽车第一城。同样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突飞猛进的，还有重庆、合肥。重庆，借助新能源汽车狂飙，夺回中国汽车制造第一大市。根据当地统计局，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汽车和化工产业分别增长25.9%和16.8%，而新能源汽车产量59.43万辆，同比增长1.3倍。重庆本身就是传统汽车制造大市，高峰时期全市汽车产量超过300万辆，位列全国第一，但后来由于市场因素，被上海、广州等地一路反超。如今，借助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洗牌，重庆再次形成反超之势，汽车总产量重回全国第一之位。截至10月，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00万辆，预计全年突破130万辆，同比增长74%。在新能源汽车、平板显示的双重拉动之下，合肥规上工业同比增长15.2%，领跑于万亿城市。03
作为一省行政、工业、交通、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资源的集大成者，省会往往是一省经济产业的中心，其GDP走势足以关乎全局。然而，今年以来，省会城市GDP增速普遍跑输工业大市，既有传统产业转型过慢带来的挑战，也不乏房地产下行、消费不足带来的压力。一方面，部分省会城市过早去工业化，又未能迅速建立高端服务业，导致经济增长受阻。长期以来，在“退二进三”等思想的影响下，多数省会城市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而工业节节败退，乃至于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发展高端服务业固然是大势所趋，但过早去工业化，反而会损及经济发展的根本。所以，这几年，几乎所有超大特大城市，都会重回“制造强市”。另一方面，地产大周期、消费大周期的逆转，对省会等高能级城市的影响更大。许多人发现，2024年出现一个反常现象：一二线城市的消费增速，普遍跑输三四线城市，最高能级的京沪反而遭遇负增长。一个不容低估的原因是，地产持续调整，对高能级城市的居民收入预期带来影响，进而波及消费。省会等高能级城市房价往往更高，过去几年房地产持续扩张，房产在家庭财富的比重更高，地产行业“震荡”的冲击影响也就更大。这些挑战，一方面来自于政策层面，大城市扩张模式戛然而止，而省域副中心城市正在崛起，从而摊薄了省会的资源虹吸能力。与只有单一产业支撑的工业大市相比，省会的产业更为多元化，且有省会功能的加持，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可以说，省会城市“广而不深”，工业强市“深而不广”，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形成更强的护城河。国民经略创始人 凯风 最新城市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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