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武汉江岸汽笛长鸣，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震惊世界——
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
1923年2月4日，一阵震耳欲聋的汽笛在武汉江岸上空骤然响起。
汽笛声中，2万多名工人举行京汉铁路大罢工，长达1200公里的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全线瘫痪。
3天后，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封建军阀进行的一次生死抗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事实中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要取得胜利，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才能完成“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任务。
武汉二七纪念馆中央广场上，二七烈士纪念碑巍然挺立。
解放后，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在林祥谦等烈士牺牲的武汉市江岸区，修建了武汉二七纪念馆。在纪念馆中央广场，二七烈士纪念碑巍然挺立。
“这是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也是一个精神坐标，告诉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月4日，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00后”大学生、产业工人组成的“初心百年——荆楚大地的追寻”采访小分队，探访那段惊天动地、血雨腥风的历史，触摸革命先烈滚烫的初心。
大学生和产业工人组成的采访小分队，在武汉二七纪念馆采访。
“革命火种”在此播下——
创办工人夜校，马克思主义走进工人中
拾阶而上，二七烈士纪念碑两侧，一组工人奋起抵抗的群像浮雕映入眼帘。
“看，这是当年工人‘考工’情形，工人要扛200斤扁担簧往返100米，途中还要经受工头的鞭打脚踢。”73岁的省工会干部学校退休高级讲师茆曾耀指着浮雕娓娓道来，历史徐徐展开……
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军阀混战，大批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纷纷到铁路上找饭吃。
当时的京汉铁路，不仅是军阀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大动脉。然而，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们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在武汉二七纪念馆，一件件展品诉说着劳工悲惨的生活——
工人上工要拿工牌号，黑心的工头为盘剥工人，上班前故意把表针往前拨，工人“迟到”就罚款或不给工钱，下班前又把表针往回拨，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
京汉铁路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有的延长到13-14小时。可如果拿不到工牌号，就意味着一天的工白做了……
“我们现在安享的8小时工作制，是工运先驱们用热血和生命谋求而来的。”神龙公司工人汪象超感触深刻。
在残酷的压迫下，工人们发出“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的愤怒呐喊。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在武汉，陈潭秋、林育南、项英等经常深入到江岸铁路工人中，以设立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为加强统一领导，1921年8月，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从1922年1月起，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1921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武汉成立分部，包惠僧和林育南先后担任负责人。为迅速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头脑，发动铁路工人开展斗争，包惠僧、林育南、施洋、李书渠等在武昌徐家棚铁路工人区创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劳工神圣”，鼓舞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革命的火种自此点燃。
在工人夜校的帮助下，铁路工人迅速组织起来。1922年1月，由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组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诞生了。大会推选杨德甫任委员长，林祥谦任副委员长，项英为秘书，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
随着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一共成立了16个分工会。
林祥谦
施洋
工人运动掀起巨澜——
2万余名铁路工人，用信仰凝聚力量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
面对高涨的工人运动，军阀吴佩孚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伪装面具，派出大批军警阻挠破坏成立大会，包围代表寓所，工人代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会议被迫提前结束。
参会代表连夜紧急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武汉江岸，自2月4日起进行总罢工，抗议军阀暴行。
距离武汉二七纪念馆不远，有一座旧式砖木结构的普通民房，这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的“秘密指挥部”。
“空间的狭小，束缚不了先辈们思想的广阔；物质条件的艰苦，更激励着先辈们反抗压迫的决心。”江汉大学“00后”大学生李昕橦感慨地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00后”大学生韩亚星，在馆藏的史料照片前久久伫立：“置身于此，眼前仿佛浮现出那一幕幕悲壮画面。”
1923年2月4日，当怀表指针指向9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下达罢工命令，锅炉工黄正兴接到罢工命令，紧握拉杆，用力拉响罢工汽笛。
汽笛怒吼，冲天长啸。
工人们听到罢工信号，一致行动。他们熄灯灭火，关闸刹车，拆埋机器零件，中断通信；纠察队员戴上臂章，维护罢工秩序；工人结成队伍，浩浩荡荡涌向街头。“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打倒军阀！”激昂的口号震天动地。
在短短3小时内，京汉铁路2万多名工人实现了全线的总同盟大罢工，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顿时瘫痪。
罢工刺痛了反动当局。2月7日，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吴佩孚调动2万多名军警对汉口、郑州、北京等各地罢工工人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林祥谦被捕后始终拒绝下令复工，被砍7刀，壮烈牺牲。
另一位共产党人施洋，面对军阀的枪口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把军阀官僚及其走狗一齐食肉寝皮！”
他连中三弹，仍然高呼“劳工万岁”，凛然正气惊天地，泣鬼神！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
“二七精神”镌刻在荆楚大地上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发生后，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哪些影响？”
“工人处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应当汲取怎样的精神力量？”
面对大学生和工人的连串提问，武汉二七纪念馆馆长李云娓娓道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遭到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但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李云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发来声援电：“二七这一行动，表明你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同时，“二七惨案”血的事实，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要取得胜利，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才能完成“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任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开始形成。
在武汉二七纪念馆，有一道“二七烈士纪念墙”，上面刻着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名字。从北京长辛店到武汉江岸，牺牲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仅20岁。
烈士墙前，大家哀思追忆。
“作为一名大学生预备党员，不仅要铭记这些苦难，更要从历史中汲取前行力量，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韩亚星说。
“先烈用热血铸就的二七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行！”汪象超说。
“虽然战火纷飞的年代已远去，但先辈们不畏强权、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将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李昕橦说。
从二七烈士们的选择中，我们可以清晰追溯到他们的思想根源，就是他们作为共产党员朴实纯粹的“初心”。
中国工运的燎原之火历经百年，“听党话、跟党走”的精神密码深深镌刻在荆楚大地上。
采访组踏访武昌洪山南麓的施洋烈士陵园。
致敬二七烈士
毛泽东两度题词
省工会干部学校退休高级讲师茆曾耀介绍，毛泽东两度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
第一次是1956年2月，二七烈士纪念碑在江岸破土动工时，纪念碑筹备委员会决定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写碑名。不久，毛泽东就亲笔题写“二七革命纪念碑”七个字。但这与当初确定的“二七烈士纪念碑”的碑名略有不同。
第二次是在1958年9月，毛泽东来湖北视察，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把题字的事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出于对二七烈士的敬重和对地方工作的支持，欣然同意重新为纪念碑题字。9月16日，毛泽东在离开武汉的船上题写“二七烈士纪念碑”，并附上致湖北省委的一封信：“敬挥数字，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
1958年底，纪念碑落成。毛泽东第二次题写的碑名“二七烈士纪念碑”七个大字镌刻在碑身正面的汉白玉上。
茆曾耀介绍，毛泽东第一次题写“二七革命纪念碑”并非将“烈士”误写为“革命”，而是对二七斗争性质的认定。早在1923年4月，毛泽东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工人代表开会时就曾说，二七烈士林祥谦是个坚强的工人领袖，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
两次题词，寓意深刻，感人至深。
湖北首位工人党员郑凯卿
冒死收殓施洋遗体
“湖北首位工人党员郑凯卿，领导过工人运动。”采访中，武汉二七纪念馆接待部部长章兰介绍。
郑凯卿，188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20年在武昌文华书院当校工。
1920年，陈独秀应文华书院之邀，到武汉讲学。文华书院派平时在大学食堂帮厨的工友郑凯卿负责照料他的起居。
陈独秀工作之余，常给郑凯卿讲解《新青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有意为建党培养后备党员，尤其是像郑凯卿这样的工人。
同年秋，陈独秀嘱咐来汉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党员刘伯垂与郑凯卿等联系，郑凯卿因此出席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会议，成为参会的唯一工人党员，也是湖北地区的第一位工人党员。
1921年12月1日，汉口人力车工人为反抗外国老板加租举行罢工，郑凯卿受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派遣，化装成人力车工人深入斗争第一线，联系群众，了解情况，为武汉党组织实现对这次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发挥了作用，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1923年2月，郑凯卿参与领导武汉地区工人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施洋遇害后，当局一度不准收尸。郑凯卿组织人力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施洋遗体悄悄收殓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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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国总工会、湖北日报
编辑/肖昕宇
责编/欧阳鑫
总编/王磊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