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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盼遂，名铭志，字盼遂，后以字代名，1896年（清光绪21年）出身于淮滨县芦集乡刘套楼村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卒于1966年。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级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全国三届人大列席代表。刘盼遂的童年和少年在家塾中度过，接受读经教育。他自幼好学，并能诗善文，所作诗文，一言一语都独运匠心，文词艰深，前辈戏以唐人樊宗师目之。1916年，入开封第二中学读书，国文成绩甚佳，学校优秀作文展览栏里不断展出他的作文。1921年因仰慕黄季刚的学识，专程赴考入山西大学，游学于黄氏之门，后因与同学办诗社，违反“校规”和同学多人皆被开除。嗣后，他执教于山东菏泽女子师范曲阜师范等校。![]()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刘盼遂
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了国学研究院。刘盼遂以第一名考入该院，为首届研究生。他和吴其昌、谢国桢、王力、王庸、刘节、徐中枢、王靜如、戴家祥、蒋天枢等人，在导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学习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国故”。1928年，毕业后回到河南，任中州大学教授，开《说文》、《尔雅》等课。次年，应徐旭生之约，到北平女师大任历史语言研究员兼河北大学教授。以后，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迁回北平，刘盼遂又被聘请为国文系教授，直到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时期，不幸被迫害致死。刘盼遂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讲学于全国近十所高等学校，前后共约四十年之久。教书之余，他又从事著述，先后发表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女师大学术季刊》《北平图书馆馆刊》《国学论丛》《实学》等报刊杂志上的论文，数十百篇。他学问很广。凡经学、小学、史学、文学、考古、校勘、目录等靡不涉及。其全部学问可以用“博雅”二字概括。特别在音韵，文字，训话方面为学术界称道。他在国学研究院学习时，就在《国学论丛》、《实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崭露了头角。他曾辑有《文字音韵学论丛》一书，收集他已发表的论文二十篇，其中《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对黄季刚主张的古音分二十八部的说法提出不同的看法，可谓独具卓见。又《六朝唐代反语考》甄录六朝唐代的反语三十余条，比顾炎武《音论》和俞正燮《反切正义》中所甄录的多一倍，亦见其用力和读书之博。他编撰的《段王学五种》一书，搜集、整理了段玉裁，王念孙的文章，并为段、王编了年谱，对段、王学的发展作了考察，这部书对研究段、王学有重要参考价值。![]()
晚年的刘盼遂
刘盼遂精于小学，其学术成就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在于他把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用到笺释、校勘、伪辨、辑佚、考古等方面来。他的《论衡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世说新语集解》（此书文稿不幸在“文革”中遗失）等论著，都是这方面成就的表现。因为他精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所以他对古籍的整理就具有科学性。这种治学的路子，正与王念孙、王国维的学术路数一脉相承。他的学问更直接的受到王国维的治学精神的影响。他学识之博，读书之广，很有王国维的影迹。从经、史、子、集到戏曲、小说，靡不阅读，敦煌词曲到民俗方言，无不了解，博闻强志，触类旁通。即如他之为人，也很像王国维。他不善言谈，很少社会活动，专心致志于书案工作，其情景与当年王国维之罕言察语，不喜与人交往，“门外可设雀罗”（刘盼遂评语）极其相似！其学生聂石樵评论说：“刘盼遂从学问到为人，都是王国维的具体而微，是王国维的缩影。”刘盼遂治学勤奋，每天手不释卷，几十年如一日。同时，他对地方志也颇有研究，对子书和历代诗文集也很熟悉。他受朋友之托，主纂了《长葛县志》和《太康县志》，以“体例颇严，记载详而有法”“搜集材料尚称详”“终不失为佳构也”为人所赞誉。在河南大学任教期间，他又兼编《河南通志》民族、宗教两门。另外，还与郭预衡教授合编《中国历代散文选》，被教育部选为高等院校通用教科书。刘盼遂还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曾出于民族气节，拒绝参加团契的礼拜活动。因此受排挤离开了燕京大学。抗日战争后期，他在辅仁大学教课，生活十分清苦。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机关“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发起编纂《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次邀请他参加，但他深明民族大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受饥寒，也不给他们写一个字。当时刘盼遂的两个孩子正在患病，因无钱医治，竟致夭亡。刘盼遂十分注重对后学的培养，从未摆过架子、他毕生致力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培养过很多学生，现已成为许多大学中文系的骨干力量。像石璋如、聂石樵、孙海波等都已成为专家学者。他还多次将自己的藏书赠送给学生，常慷慨解囊为学生买书。刘盼遂平素生活俭朴。他爱喝茶，不嗜烟酒，家里没有其它考究的摆设。他吃穿也很简单，穿的衣服常是洗得发白，袜子也是打了补丁的，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曾问过他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我生活很好，没有困难。”对于刘盼遂的生活来说，读书是第一需要。他每月的收入，除了极有限的生活费用外，全部用来购置书籍。他的藏书占了七间房子，其中有各代善本多种，并珍藏有全国仅有的宋版《十三经注疏》一部。据中国书店估计，除《十三经》是国宝外，其它藏书价值约十万元，他曾经说：“我爱书如命，活着与书共存，死了可不能与死同亡。这些书就捐献给学校和国家。”可是，他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文化革命”破四旧时，大部分书籍被毁。刘盼遂的名利观念淡薄，从不为计较这方面的得失而牵动神思。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把名利看作身外之物，贯注全副精力于教书和学术工作之中。他的一位老朋友曾善意地劝他多出去参加些活动，他则说：“某多情，刘寡欲！”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关系及原因，他也结识了一些著名学者和政界重要人物，但他从不对别人说起，绝不以此来自炫。甚至在“文化革命”初期，当他被红卫兵残酷折磨时，如果他能道出认识某某人即可解脱的时候，他也绝不提起，他的思想、品质、作风、节操至死都是不变的！1978年9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作出决定，为刘盼遂教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参加了追悼会，前教育部部长杨秀峰送了花圈。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作者：徐锋，淮滨城关人，一九六一年九月生，文化程度中专，原在中共淮滨县委政研室工作。)编辑：陈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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