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宝树，是我在英国的时候。2020年春天，我和朋友一同组织的“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系列读书会从线下转移至线上。这本是无奈之举，却也让我们得以超越地域限制，接触到更广阔多元的科幻文化。宝树是最初几位支持并参加我们活动的作家之一。同年9月，宝树参加活动，研讨主题定为他刚用英语发表不久的小说《灯塔少女》。这是一则关于“时间”和“轮回”的故事，通过融合人类与灯塔水母的基因，故事主人公凌柔柔得以像灯塔水母一样，在成年时能够重返年幼的形态，从而在一次次生命循环中实现永生。不过，在重返童年之后，她无法完整保留之前的记忆，只有偶然残余下来的记忆碎片徘徊在她的头脑中，时不时制造一些似曾相识的“既视感”。研讨中，有朋友问：“宝树的创作中，‘时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么不同的生命周期会不会让我们对时间产生不同的认识和感受？”
这是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命题，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宝树给出了回应。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基础上，宝树讲到，时间不仅是人类存在的维度，更是揭示存在意义的关键，正是时间让我们的选择、行动和意义成为可能，是我们理解过去、感知现在、面对未来的基础。“我的故事里经常会探讨时间与生命的联系。但通常我不会直接将‘时间’本身作为出发点，而是写下了不同生命周期的个体，在同一刻度下，对时间的不同感受。”由此一来，在宝树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时间”并非是文本之下的叙事背景，更是推动角色内心冲突和成长的核心元素。
时间即存在，存在即时间——如此海德格尔式的风格在宝树的作品中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在他的小说集《时空创生研究所》中最为特别的作品，莫过于《我们的科幻世界》以及《我们的火星人》。在主人公“谢宝舒”眼中，“星光书店”店主身上似乎充满了秘密，学生时期，他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科幻启蒙。每到周末，“就是我和店主两个人在里面，一老一少，也不太说话，我低头读书，他整理书籍或者在纸上写写画画（我想是在算账），却成了默契的忘年交”。直到多年之后，宝舒才发觉，店主本人便是成名已久，却在20世纪80年代初饱受非议的科幻作家沈星光，而在他身上，还有着那个年代中国科幻作家的身影，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魏雅华、郑文光、叶永烈……曾经，他们都尝试用自己的科幻文字，建构起想象中的世界。
随着小说展开，我们发现沈星光的经历远比表面上的“书店店主”更为饱满、震撼，甚至难以置信。在《我们的科幻世界》中，他发明了“梦之箱”，能够让梦想变成现实，而他本人却在寻梦的过程中，意外身故；或者，其实他的努力早就获得成功，并且已然抵达某种超越“我们”视域的可能世界。不论如何，对沈星光来说，现实世界无论看上去多么平凡，也只是“浩渺宇宙中的尘埃，是量子之海上的涟漪，是高维空间的局部投影”，而我们对于科幻的执着，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中所蕴含着的无限可能的追寻”。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火星人》展示了沈星光最为不可思议的一种可能性：他是中国第一位宇航员，甚至曾经登上火星。他发现火星若隐若现的“运河”，便是我们苦苦寻觅的“火星人”。只是，与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不同，火星并不存在某个“个体”，远古时期的火星微生物相互渗透、融合，形成遍布整个星球的共生网络，“它们时而是一，时而是多，以星球的规模感受着，思索着，争论着，变革着”，对火星生命来说，时间从来不是线性的，它们的“存在”也并非是通向死亡的单项维度，在这张包容万象的共生网络之上，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终结，无所谓自我，也无所谓他者。
在另一篇小说《少女与薛定谔之猫》中，宝树曾提出，在科幻世界内在的无数可能性中，“拥有‘自我’的人类总是要确定自己，总会落入某种可能性，所以只能居住在其中一个世界里”，并且拒绝其他的可能。这正是德勒兹批评的“一”之于“多”的霸权，是“块茎”结构试图颠覆的对象。对于没有主体的猫，还有沈星光碰到的火星人，生命得以摆脱线性时间以及进步主义的限制，“进入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却又拥抱一切的场域”，为后人文主义的文学解读提供新的进路和视野。
更为重要的是，宝树的这些作品紧密融合了科幻文学的政治维度。在《我们的火星人》最后，沈星光的肉体在火星上迎来了终结，但他的意识却与火星生命融为一体：“它们以远远超过人类电子计算机亿万倍的效率工作着，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我已经被它们所研究、分析、复制、上载了，进入了它们的世界。”从当代左翼政治批评的角度出发，这样的“上载”远不仅仅是虚无缥缈的科幻想象，更是数字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现实。2022年，学术期刊《批评探究》发布一期特刊，正式将“剩余数据”纳入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视域。在本期特刊的特约编辑看来，目前社会正在发生一场由“大数据”到“剩余数据”的深刻转变，数据不再仅仅是“真实”世界的抽象概念，同时也是具备描述性和物质性的具象“行动者”，需要我们在认识论、本体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层面予以重新定义。而这些行动者展现的“数字能动性”，不再以“人”为主导，在沈星光与火星生命融合的过程中，他抛弃了身体，同时也抛弃了“我”，也抛弃了作为现象学中意向性出发点的“人类主体”，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够窥探“剩余数据”中蕴含的无限奥义，才能在“无尽智慧的大海中”汲取养分。
无独有偶，小说《镜中记》同样探讨了数据对于“人”的僭越。故事中，主人公许文发明了一种“三维亚原子照相机”，快门记录下的不仅仅是光学图像，还有一切事物的信息，包括每一颗原子的位置，每一个最小的细节。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看到被摄者的“每个毛孔，毛孔中的毛囊，毛囊中的每个细胞，细胞里的每个DNA螺旋，每个 DNA碱基对之间的分子电磁结构，乃至每个原子内部的构造”。好奇心驱使下，许文和同伴拍下了他们自己的照片，却惊恐地发现，他们的拍摄行为构建起一个无限循环的拓扑结构，他们自己变成了自己的镜像。颇具黑色幽默感的是，身处“最上层”的许文通过调整每一层结构中时间运行速度，可以强迫自己的副本在数秒钟之内完成博士论文，构成一种另类的“数字压迫”，而这在当代一些学者眼中，恰恰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2019年，哈佛大学教授肖莎娜·祖博夫发表了《监控资本主义》。她发现大型互联网公司智能设备、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收集用户的行为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商品，在此过程中，监控资本主义剥夺了人类对自己数据的自主权，使个人失去了对其行为和决策过程的掌控。随着数据收集的扩大，监控资本主义逐步转向控制个人行为，而生命政治的对象也从“人”转向由数据建构的“画像”。
一直以来，我都在尝试用“换生灵”来诠释这种面向数字世界的本体论转向。在西欧与北欧的民俗故事中，换生灵诞生于人类社群之外，它们生性粗鄙，长相丑陋，却时常绑架人类婴孩和少女，与他们交换灵魂，并模仿人类生活习俗和文化范式，融入人类社会。这是一种替换、占据与延续的过程，同时也是“剩余数据”时代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镜中记》，一切创造、新奇和幻梦，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都化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眼中的拼贴和戏仿，成为与时间性割裂开来的历史碎片。在其他几篇小说《成都往事》《与龙同穴》《时光的祝福》与《时间线定制机》中，宝树也都从时间出发，记录本应发生的过去，考古尚未抵达的未来，这才是我们在科幻文学中找到的意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中国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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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11月13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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