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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保卫战中为抗击日寇壮烈殉国的“三将军”，他们分别是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陆军第131师师长阚维雍、陆军第31军少将参谋长吕旃蒙。虽然三位烈士的音容笑貌永远地停留在了1944年初冬的桂林，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都留下了后人。![]()
“三将军”遗属合影。（1984年）
1944年，阚维雍所带领的131师是在桂林保卫战打响前一个多月得令从南宁徒步行军至桂林的。从南宁到桂林途中要途经柳州，当时阚维雍的一家老小就居住在柳州，路过柳州时，阚维雍顺便回了一趟家。阚维雍在家待了不到两个小时，潦草交代了全家接下来迁去融县暂避的事宜，便又匆匆上路。当时阚维雍44岁，家中育有三儿一女，最大的儿子阚培松19岁，次子阚培椿17岁、女儿阚培荪15岁、小儿阚培桐5岁。他们谁也没想到与父亲的这一次离别竟成为永别。![]()
阚维雍一家。左起：子阚培椿、女阚培荪、妻子罗詠裳、子阚培桐、父阚宗骃、阚维雍、子阚培松（1940年）
在长子阚培松的回忆文章中提到，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父亲就义前的几个月，当时自己正在广西柳州中学读书。一天，阚维雍急匆匆赶回家，在家里没有待上两个小时又离开了。父亲在大门口对他说：“如果疏散到乡下，没有学校可进，也要在家里好好自修功课，切勿偷懒，将来好报效祖国。”小儿阚培桐当时只有5岁，年龄尚幼，对于父亲的记忆是模糊的，但父亲奔赴桂林战场之前留给了他一本精装的小笔记本，其内容由父亲用钢笔正楷书写，首页写着“桐桐的小书”，第二页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后每一页写的都是教育儿子热爱祖国，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道德以及讲究卫生的内容。这本父亲亲自为他制作的“小书”很多年后一直像父亲的化身一般，伴随着他成长。![]()
民国政府颁发的荣哀壮（1947年）
阚培荪是阚维雍唯一的女儿，她记忆里的父亲对孩子们十分怜爱。阚维雍喜欢给孩子们讲杨家将、花木兰、岳飞等故事，常用“精忠报国”“为国捐躯光荣”等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孩子们，抗战爆发以后，经常教他们唱《抗敌歌》《铁血歌》等。阚培荪记得父亲教过一首特殊的歌，叫《伟大的手》。歌词她始终背诵如流：你也有，我也有，两个好朋友。每天不离我们的左右，无论什么工作，它都能负担。它有力量，它能奋斗，要把世界一切强暴者铲除，要把世界一切弱小者援救。它能开辟光明的道路；它能创造美丽的宇宙。你知道它是谁？原来是伟大的手。柳州沦陷前，阚维雍一家老小随着逃难人流乘船至融县，再徒步到罗城县龙岸乡，也就是在这里他们收到了阚将军壮烈殉国的消息，并接收了由卫兵转交的随身遗物。遗物是一个文件包，包中无金银珠宝，也没有钞票，只有一方小手帕、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手帕上书“大忠大孝，成功成仁”八个大字。![]()
1991年，阚维雍次子阚培椿首次由台湾返乡祭祖。
阚将军生前的遗训，阚家后人铭记心中。长子阚培松后入读广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国家号召，作为技术人员，千里迢迢奔赴东北支援建设；次子阚培椿考入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新中国成立前作为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学员随校迁往台湾，从此杳无音信，直到1981年，才再次与阚家取得联系，1991年首次回大陆探亲，受到沈阳和柳州两市党政领导热情接待；女儿阚培荪就读北京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大学任讲师；小儿子阚培桐和母亲新中国成立后随大哥到东北生活，大学毕业后，同样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北大荒支援边疆建设。四个儿女虽然党派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建设一个统一的、富强的中华而奋斗。“三将军”中陈济桓年纪最长，家中的成员也颇多，临奔赴前线时，家中有三位夫人，共育有9个孩子，此时二夫人再次怀孕，加一起也就是总共10个孩子。陈浩林是家中次子，他回忆文章中记载，那是1944年7月的一天夜晚，陈家人大多准备上床睡觉了，但这天小客厅里灯火比以往的亮，父亲和三位母亲围坐在大圆桌边，大伙沉默片刻，父亲向大家讲了自己准备重上前线的决定。几个母亲并不希望父亲去，苦苦劝父亲。父亲却说：“现在是民族最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军人不到前线去，会很遗憾。台儿庄战役的时候，因为腿伤，我没能参加，就感到了遗憾。”他向第四战区申请，要求参加战斗。![]()
陈济桓之子陈可伟（右）在祖宅前留影。
陈浩林记得，父亲走时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没有什么悲壮的话，就平静地走了。父亲走后，陈家十几口人则向老家岑溪县转移，“当时我的二母亲怀着我的小弟弟，三个母亲就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先到了梧州，然后再到岑溪。我们行李很简单，借了人家一匹马，一个跟着父亲多年的警卫员保护着我们。”开战前夕，陈济桓曾经写过几封信回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给那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起名字。他在信中说：“如果桂林保卫战胜利，孩子的名字就叫陈可卫，就是说国家被保卫了；如果桂林保卫战失败，那么我肯定是牺牲了，小孩的名字就叫陈可伟，我们的精神是伟大的。”1945年，日本投降，岑溪也在庆祝抗战胜利。陈家孩子知道打败了日本鬼子，爸爸该回来了。此时最小的弟弟出生已经快一年了，仍然没有起名字，因为没有陈济桓的消息。陈浩林记得，战后，有一些被打散的士兵陆续回到家乡，问他们父亲的消息。有一天早上，他在睡梦中，突然听见有人在哭，跑到楼下去看，结果是父亲的一个警卫员跪在母亲那里哭。这个警卫员是从岑溪老家带出来的，一直跟着父亲。三个母亲都在问，哭什么？陈将军到底怎么样？警卫员说他不清楚，估计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又不能肯定。![]()
陈济桓之子陈浩林在桂林西郊陈将军墓前悼念。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说《广西日报》已经登出了抗战英烈名单，里面有陈济桓。家里当时看不到报纸，得到消息，陈家赶紧派了一个亲戚，走路到县城里找报纸。大家拿回报纸，上面确实说陈济桓将军牺牲了，全家都哭了，小孩们都知道爸爸不在了。那是1946年的2月。遵从陈济桓生前遗言，小儿子的名字就定下“陈可伟”。等到家里平静一些了，陈家商量，怎么想办法找到陈将军遗体，陈家交代一位叔叔（陈济桓的小弟），还有陈济桓生前的警卫员，到桂林去找。他们最终在桂林西郊的一座山上，发现一个坟墓，还有一个木牌，木牌上写着：“桂林防守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之墓，昭和19年(1944年——编者注)11月”，这说明，日本人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他，把他埋在这个地方的。第二天，广西省政府派人把墓挖开，里面是日本军毯包裹着的一副尸骨，发现尸骨腿断开那个地方，是用白金穿起来的，因为陈济桓有腿伤，这样比较确定是他了。另外还发现有两个左轮手枪的弹头，确认是陈济桓所用手枪型号，断定是他的遗体。广西省政府的人把他的遗体用白布包裹起来，套上了将军的制服，那是1946年3月29日。陈济桓殉国后一年，家人终于找到其遗骸。“三将军”中，吕旃蒙年纪最小，奔赴桂林保卫战时，他和妻子只育有一个四岁半的女儿。临行时他向妻子周成益告别说：“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我这次与日本鬼子作战死了也是光荣的。”
“日本人打桂林了，父亲要上前线。我只记得我父亲走的时候，一再地抱着我，只记得他抱着我，跟我母亲讲，讲些什么我就不记得了。”吕旃蒙的女儿叫吕玲，桂林保卫战打响，她和母亲随其他军属被安排到三江一带少数民族地区。![]()
吕旃蒙妻子与女儿吕玲。
吕玲也记得，那时母亲每天盼着前线的消息，经常带着她从早守在路口，看着那些伤兵从前线退下来。母亲每看到一个人就会上前询问“你见到你们的参谋长吗？”就这样不停地问，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终于有一天，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我父亲和阚维雍将军、陈济桓将军，三个人都牺牲了。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吕旃蒙阵亡后，吕玲和母亲随十六集团军工读学校住在柳州鹧鸪江。工读学校中有两百多位家属，百分之九十以上家属的丈夫都抗日阵亡，夜间常常听见孤儿寡母悲惨的哭声。虽然与父亲的相处时间非常有限，但在记忆里，小时候父亲教自己画画、写字、读书的画面都历历在目，“父亲要求很严格，我要是做好了，父亲就奖励我一个凤尾鱼的鱼头，说我将来长大了在社会上工作，一定要跑到前头。”![]()
“三将军”夫人合影。左起：吕旃蒙夫人、阚维雍夫人、陈济桓夫人（1984年）
父亲的教诲，吕玲一直记着，成长的路上，做人做事都力争上游。六十年代初期，她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辞职报考黄山农垦学校专科班学习，投身农业一线。成为蚌埠市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并被新华社报道。退休后，她继续以绘画的形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人士，并在北京、桂林、澳门等许多城市举办个人画展，画展所得全部用于抗战史迹保护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并多次携画作赴台湾，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海峡两岸交流积极工作。来源丨桂林日报（记者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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