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福建印记
文| 康毅彬 许子豪
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致贺信时指出,历史上,我们的先辈劈波斩浪,远涉重洋,开辟了中拉“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始于16世纪中叶,一艘艘满载着丝绸和瓷器的大帆船从福建起航驶向菲律宾马尼拉,之后越过太平洋,经由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抵达欧洲。当时,漳州月港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直接参与了太平洋两岸的经贸交流活动,成为大航海时代全球的贸易中心、交通中心。以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为核心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环球化的“最后一公里”,成为16世纪中国联系欧美经济文化体系的重要通道。凭借这一航线,中国与西方的物产、技术、文化得以充分交流融合,中国与世界海洋文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俯瞰漳州月港。
海洋观念出现转变
推动海洋秩序重构
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的出现,是区域性和全球性海洋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相互碰撞的结果。明朝初期实行海禁政策,严禁私人出海贸易。由于该政策与以贩海为生的沿海地区居民产生利益冲突,民间走私活动愈演愈烈。16世纪60年代,经历“嘉靖倭乱”之后,面对海疆不靖、倭乱不绝的现实,明朝廷认识到“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沿海地区督抚士绅也不断上疏请求开禁。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批准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并在漳州月港开设“洋市”,作为私人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口岸。
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化,标志着当时中国内向型海洋观念开始出现转变。与此同时,世界海洋秩序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被重构,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迫切需要与中国通商互市。西班牙在征服美洲之后,于菲律宾建立了新殖民地。为了将菲律宾和中国货物运往美洲和欧洲,西班牙人急需一条从菲律宾前往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线。1565年的一天,“圣巴勃罗”号大帆船满载着丝绸、瓷器、珠宝、麝香等中国货物,从菲律宾起航驶向墨西哥,开辟出了一条西起菲律宾马尼拉、东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全新航道,史称“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此后,随着“隆庆开禁”,中国的月港经东洋航线也接入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由此以月港为起航地、马尼拉为中转地、阿卡普尔科为目的地的中拉转口贸易体系正式建立起来,横跨太平洋的经贸人文交流也得以实现。
海外贸易空前兴盛
促进海港地区繁荣
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的开辟极大便利了东西方海上贸易,此后数百年间太平洋两岸商船往来频繁、贸易兴盛。月港由此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商业大港,每年进出商船达300多艘次。从月港出海贸易的商船,“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其中近半数商船驶往马尼拉,每艘船所载货物达上百吨,“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抵达月港的洋船也“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进口货物上百种,年收税银最高达3.5万两,占福建全省税收一半有余。
频繁商贸往来不仅带动了月港和阿卡普尔科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孕育了独特的海港城镇风貌和海洋文化特质。月港从“化外之地”变成了“闽南大都会”,商贸和海防特征突显。商贸方面,港口沿岸散布100多个码头用于停泊查验和货物装卸,形成多个经营珠宝、药材、丝绸、杂货等的特色商市,设置征收商税的督饷馆;城建方面,兴建海澄县城,出现便于货物交易运输且具有“前店后仓”结构特点的“竹竿厝”;海防方面,新建用于瞭望、海防、演武的晏海楼以及大泥铳城、溪尾铳城等防御型设施。
阿卡普尔科从偏僻小渔村变成世界闻名的繁华集市,贸易集散和中转作用显著。每当满载中国货物的大帆船抵达阿卡普尔科时,当地都会举办大规模的集市,犹如庆祝盛大节日。阿卡普尔科的人口规模从1598年的250户,增长到18世纪末的4000多人,在集市贸易期间更骤增至1.2万余人。
海贸商品互利互补
丰富生产生活方式
经由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运输的商品货物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太平洋两岸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以我之绮纨瓷饵,易彼之象玳香椒,射利甚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东西方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
一方面,中国通过月港进口了一些价值不高但意义重大的美洲农作物,比如马铃薯、玉米、花生、烟草、西红柿等,这些农作物经由马尼拉大帆船引种到菲律宾,被月港海商带回中国并迅速扩散,丰富与改善了中华农耕与饮食文化结构。此外,白银、西洋炮等欧美工商器物跨越太平洋经月港进入中国后,也诱发了中国传统工商业内涵的更新与进步。
另一方面,从月港出口的中国商品以纺织品、日用品、农产品为主,包括丝绸、瓷器、铁器、茶叶、蔗糖等,对墨西哥乃至拉美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中国丝绸及其制品因质地优良、价格低廉,受到拉美地区民众青睐。1580年至1630年间墨西哥城留存下来的128份遗嘱财产清单中,近四成的清单提及中国丝绸。对中国丝绸的极大需求也直接带动了当地丝绸加工业蓬勃发展,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厂用工人数一度达到1.4万人。
海洋文化彼此交融
拓展传统文化内涵
行驶在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上的大帆船不仅运载货物,进行物质层面的文化交流,而且运送人员、传递信息,推动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
一方面,中国文化意象经由海外贸易逐渐融入拉美地区传统文化。马尼拉大帆船因采用了中国造船技艺制造且主要运载中国货物而被当地称为“中国之船”;从阿卡普尔科到墨西哥城总长约600公里的山路,因驮运中国货物的骡队不绝于道而被称为“中国之路”。“中国”也频频出现在当地的文学作品中。比如,1604年,墨西哥诗人贝尔纳多·德·巴布尔纳在诗集《墨西哥的伟大》中特别提到“来自伟大中国的色彩斑斓的丝绸”。
另一方面,海外贸易丰富和拓展了福建沿海地区乃至中国的海洋文化内涵。在闽南一带,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小说、诗词、风物志等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同时,海外商品和文化也逐渐融入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月港海商从菲律宾带回西班牙红砖建筑营造技艺,打造出兼具东西方建筑美学特点的闽南红砖厝;探索将檀香、麝香、乳香等进口香料加工制作成线香,成为民间信俗活动的重要用品。
海商群体崛起壮大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的开通,改变了此前以海外商人来华贸易为主的状况,福建沿海地区民众开始主动“走出去”,“漳泉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根据《菲岛史料》等资料的统计和估算,每年福建约有3万人出海经商,“今之通番者,十倍于昔矣”。中国民间海商从此走上了世界的舞台,成为推动中国乃至海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内而言,海商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推动传统农耕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海商通过海外贸易发家致富,为国家赚取巨额外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传统农耕社会对商人的认识和看法,“弃儒就贾”渐成风气。比如,长乐海商陈振龙弃儒从商,从菲律宾引回番薯的藤苗及栽种之法,缓解了当时的饥荒问题,后人作《金薯颂》赞其引种之功。
对外而言,海商积极开展贸易经营活动,为东南亚等地区开发建设作出重大贡献。海商具有开拓创业的意志和精神,在艰苦环境下开展贸易活动,甚至侨居异国他乡,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明万历年间福建巡抚徐学聚所言:“吕宋本一荒岛,魑魅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遂为隩区,甲诸海国。”
来源:《海峡通讯》2024年第22期 | 11月下
编辑:李烁铃
校对:吴晨倩
监制:余 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