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葛洪故里事迹考

　　《晋书·葛洪传》云：“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在中国道教史上，葛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在中国文化史上，葛洪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其对道学、医学、炼丹术有很高的造诣，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神仙服食药方》《老子道德经序诀》《遁甲囊中经》《太清神仙服食经》等众多著作。近现代关于葛洪的研究方兴未艾，涉及其生平、事迹、著作、思想等诸方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研究道家、道教文化热潮的推动下，葛洪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一大批研究葛洪的专集、文章相继出版发表。无论是古代典籍，还是近现代专家学者的论断，在葛洪是句容人这一点上，都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葛洪在故里句容的事迹，诸多论述或是蜻蜓点水，或是一带而过，不置可否。笔者经过多年对葛洪的关注研究，试图将考据学和考古学相结合，逐步厘清葛洪在句容的点点滴滴。

　　根据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的记载，葛洪的先祖“葛天氏”封于葛地，因而为葛姓。其远祖为西汉末年的荆州刺史，因族大而为王莽所忌惮，被迁往琅琊。后来，刺史之子葛浦庐起兵辅佐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光武帝封其为骠骑大将军、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僮县侯，食邑五千户。浦庐之弟葛文，虽随兄征战，伤痕累累，但因私从兄作战，没有军籍，无法报功。浦庐为此上报朝廷，让国于弟葛文，自己携家南渡，定居句容。据《后汉书·郡国志》，句容时为丹阳郡十六城之一。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葛洪家世第六》对葛洪家世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考证葛文为葛洪的九世祖、葛玄的七世祖，这和陈国符先生考证结果一致。《吴太极左宫葛仙公之碑》云：“仙公姓葛，讳玄，字孝先，丹阳句容都乡吉阳里人也。本属琅玡，后汉骠骑僮侯庐，让国于弟，来居于此土。七代祖艾，即骠骑之弟，袭封僮侯。祖矩，安平太守，黄门郎。从祖弥，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阴令，散骑常侍，大尚书。代载英哲，族冠吴史。”¹陈国符在《道藏源流考·葛玄传》中称玄“七代祖艾（《抱朴子外篇·自叙》作‘文’），即骠骑之弟，袭封僮侯”。玄之七代祖文即洪之九世祖，迁居句容的葛氏始祖葛浦庐只是洪之九世从祖。

　　在《真诰·冀真检第二》中，陶弘景为许谧排出世系，六世祖光，就是从许谧算起，上溯第六世；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中，陶弘景的从子陶翊排出了陶弘景的世系，七世祖浚，也是从陶弘景算起，上溯第七世。同时代的葛洪世系也应该从葛洪本人起向上推算，故玄之祖矩即洪之四世祖，玄之父焉即洪之三世祖。

　　葛洪曩祖之子葛浦庐于东汉初首迁句容，其只是葛洪的九世从祖，那么葛洪的嫡系祖先是如何迁居到句容的呢？《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三》葛仙公：“仙公姓葛名玄，字孝先。家本琅琊，世传簪组高祖庐为汉骠骑大将军，封下邳侯。后让国，与弟文托（自叙卷作‘乃讬他行’），遂南游江左，逍遥丘壑。适丹阳句容，见其山水秀丽，风俗淳厚，深合雅意。偶会仲弟孙来为别驾，一日参侍而言曰：‘吾从祖既为泰伯，而劣孙可为仲雍之后乎。’因是同居焉。”²杨明照在《抱朴子外篇校笺·葛洪家世第六》也引用了这段文字，可能对“仲弟孙来为别驾”解读有异，认为葛浦庐还有个二弟名为葛孙，也就误认为葛洪还有个九世从祖葛孙。别驾，汉置，为州刺史的佐官。这段引文需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应该是浦庐二弟的孙子到江南给当时的扬州刺史当佐官，来句容拜望自己的从祖浦庐，将从祖浦庐比作泰伯，“而劣孙可为仲雍之后乎”进一步点明了浦庐这个当刺史别驾的从孙正是葛文的孙子，他愿意像仲雍之后奉泰伯为始祖一样侍奉浦庐。“因是同居焉”说明这个从孙就在句容和浦庐家人共同居住。由此可知，这个葛（别驾）就是葛文的孙子、葛玄的五世祖、葛洪的七世祖。

葛洪家族世系图

　　从葛洪九世从祖葛浦庐于东汉初年迁居句容至葛洪，前后传九世300多年，约30年左右为一代，由此可以推断葛洪的这个七世祖葛（别驾）迁居句容的时间大致在东汉章帝或和帝时代。

　　邹远志《葛洪家族世系考辨》³一文中对葛洪家世的考辨值得商榷，其认为陶弘景《吴太极左宫葛仙公之碑》多处有误，遂随意增减文字，而得出葛洪的九世祖为葛浦庐的结论，与陈国符、杨明照的考证大相径庭，基本上属于误读。其实，句容葛洪家族、许谧家族、陶弘景家族同为江南士族，三个家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相互之间还有姻亲关系，在《真诰·冀真检第二》中多有交代。况碑文有“如《真诰》并葛氏旧谱”的文字，说明当时陶弘景手上确有葛氏宗谱，距葛洪也就100多年，陶弘景《吴太极左宫葛仙公之碑》应为可以采信的史料。

　　（二）句容居址

　　魏晋南北朝的家族有聚族而居的习俗。正如唐长孺所说：“大姓拥有很多宗族成员，分属于各个贫富不等的家庭。族内的显贵成为首领，他们凭借其财富权势控制宗族，并收纳和庇护外来逃亡者。”⁴这些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基本上都有族墓、祠堂，并且修纂族谱，凝聚宗族人心。上海学林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汉族风俗史》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中也有这样的论断。

　　《晋书·葛洪传》以及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皆云葛洪是丹阳句容人，但均未说明葛洪家在句容的具体位置。而陶弘景《吴太极左宫葛仙公之碑》云：“仙公姓葛，讳玄，字孝先。丹阳句容都乡吉阳里人也。”葛洪九世从祖葛浦庐迁居句容，七世祖葛（别驾）正是投奔葛浦庐而来句容“因是同居焉”⁵，至葛洪历十世，遂使葛氏成为江东望族。魏晋南北朝“由于宗族组织兴盛，家族成员数世同居共财，也为上流社会所重”⁶，如《晋书·泛毓传》就说泛氏“奕世儒素，敦睦九族”，七世通财。葛玄是葛洪的从祖，与其祖葛奚是亲兄弟，他们共同享有祖上传下来的居住地是在情理之中的，由此可知葛洪家在句容的具体位置大抵也是在都乡吉阳里。

　　清顾炎武《日知录·都乡》：“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句容都乡”则应在当时句容县治附近。《弘治句容县志》记载：“宣化坊在县治前吉阳里，以承流宣化得名。”该志书所记吉阳里就是葛洪及葛氏家族的聚居地。《弘治句容县志》又记载：“青元观在县治西南隅，葛仙公故宅，梁天监七年创，宋皇祐二年重建，有仙公炼丹井在焉。陶弘景为记。”完全符合陶弘景《吴太极左宫葛仙公之碑》的碑文内容。炼丹井位于句容城区观井街西北侧，1999年被镇江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井历经17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现井上保存的石井栏为清代所制，青石质，六边形，高0.415米，直径0.485米，内径0.31米，上刻“丹井”及“灵雨仙泉”、“道光乙未”。蔡竹友、王学英在《句容文史资料》第七辑撰文说，此井含矿物质较多，曾有人将井水注入杯中，水高出杯子有一铜钱厚，但不溢出。1953年，中央卫生部派人来句容调查葛洪事迹时，曾为此井拍片作为资料。

丹  井

　　此井被旧志誉为青元丹井，成为句容“容山八景”之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许多赞美的诗词。宋代句容县令方峻《葛仙翁炼丹井铭》诗曰：“仙翁冲晦，营炼长林；仙翁显明，海岛留音。方台白麓，丹砂黄金；神飞万天，井存于今。碧甃亟丈，银床半寻；汲清冽寒，涤虑洗心。得地不改，短绠汲深；我长斯民，知宗青元。周询故里，景仰遗斫；勒铭琳馆，庸永厥传。”明代王韶《青元丹井》诗曰：“洞天迥寂无尘埃，仙翁凿井连瑶台。碧梧叶落秋屡易，红桃花发春几回。金丹炼就光射日，玉液泻来香满怀。何当一服生羽翰，遨游八极登蓬莱。”

　　既然有青元观炼丹井为证，可以推断现句容城区观井街炼丹井以北的联盟新村周边就是古代句容都乡吉阳里。陶弘景《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云：“真人姓许，讳穆，世名谧，字思玄，本汝南平舆人。后汉灵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张，避许相谀侠，乃来过江，居丹阳句容都乡之吉阳里。”⁷根据这段文字记载，可知上溯到三国两晋时期，这个吉阳里还居住了茅山上清派第三代宗师许谧家族。

民国时期葛洪居址和墓葬图

　　《抱朴子外篇·吴失》云：“余生于晋世。”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晋太康元年（280），西晋横扫东吴而一统江山。是年五月，晋武帝封孙皓为归命侯，从此吴土化为晋土。葛洪自称生于晋世，应该在280年之后。又《抱朴子》佚文云：“晋太康二年，京邑始乱，三国举兵攻长沙王乂，小民张昌反于荆州，奉刘尼为汉主，乃遣石冰击定扬州，屯于建业。宋道衡说冰，求为丹阳太守。到郡，发兵以攻冰，召余为将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见军旅，不得已而就之。”⁸《晋书》等正史都记载张昌、石冰之乱在“太安二年”，《抱朴子》佚文所云“晋太康二年”应为“晋太安二年”。据此推算，葛洪生于晋太康四年（283）。这与钱穆、陈国符、王明、杨明照、卢央、丁宏武等人的考证结果一致。

　　葛洪在《抱朴子·自叙》中如是说:“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为二亲所娇饶，不早见督以书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见背。”根据葛洪的自叙，既然“为二亲所娇饶”，那么出生时以及幼年时期一定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葛洪生于283年，13岁时（295）父亲葛悌去世。这十几年间，父亲葛悌宦游在外的地方，也应当是葛洪幼年、童年生活的地方。

　　根据《抱朴子·自叙》的相关记载可知，吴亡（280年）后，父亲葛悌“以故官赴，除郎中，稍迁至太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于官”。⁹280年，葛悌随孙皓入洛阳，被晋武帝“擢叙”，依次任职郎中、太中大夫、大中正、肥乡令。这段经历应该在晋武帝执政期间，对东吴故吏的重用。晋武帝太熙元年（290）驾崩后，晋永平元年（291）发生了“八王之乱”，肥乡（今邯郸）处于动荡中心。正是在这一年，葛悌正直为官之道，在肥乡难以为继，遂“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

　　按照这个时间推断，即使葛悌肥乡令任满6年，其在285年之前尚未到任肥乡令，葛洪出生的晋太康四年（283），葛悌应该在郎中或太中大夫任上，任职地为晋都洛阳，那么葛洪应该出生在洛阳。这个推断和孙向中在《葛洪生地葬地新探》中的推断一致。¹⁰

　　（二）少年时代

　　晋永平元年发生了“八王之乱”，葛悌“以疾去官”后，带着夫人和葛洪等家眷回到了故乡句容，居住在都乡吉阳里。不久以后，葛悌“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这个吴王是西晋太康十年（289）受封的司马晏，食邑丹阳、吴兴、吴三郡。父亲葛悌作为吴王郎中令，相当于吴王司马晏的卫士长，就在句容附近为官，一家人其乐融融。按《抱朴子·自叙》的记载，葛悌在吴王郎中令任上“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然而，葛悌的才干却为王室权贵所忌惮，西晋元康四年（294），“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¹¹他被调往荆州南部的邵陵郡（今湖南邵阳）任太守。那时的邵陵可能算是边远地区，葛悌多病的身体终于撑持不住，到晋元康五年（295）卒于官。年仅13岁的葛洪失去了父亲，也就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不得已躬耕稼穑，并于农闲发愤读书。

　　司马昭去世后，晋武帝司马炎诏曰：“三年之丧，自古达礼，诚圣人称情立衷，明恕而行也。”¹²遂为其父守丧三年，使西晋的守丧之制得到强化。《梁书·夏侯祥传》也载：“夏侯祥十六岁丧父，居丧哀毁，于墓旁守孝三年。”在当时的守丧礼制下，葛洪从13岁到15岁期间应该为父亲葛悌守丧。

　　葛洪为父亲葛悌守丧期间，一直居住在句容故宅，没有外出，一边耕读一边思考自己的人生。在他的内心深处，以文事求入仕途，振兴葛氏家门，才是他这个名门望族子孙应走的道路。根据《抱朴子外篇·自叙》的描述，葛洪这段时间躬执耕稼，并于农暇刻苦读书。家中典籍毁于兵火，便徒步行借，砍柴以易纸笔，甚至以树枝当笔，在地上写写画画，不易得来的纸张上也是正反都留下书写的文字。

　　《抱朴子外篇·自叙》云：“年十六， 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晚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葛洪16岁开始涉猎四书五经，因为贫乏不能远行寻师问义，大多似懂非懂，不能领会贯通，再晚一些才学习道学之法，也是略知大意却不精通。说明17岁之前，葛洪一直处于自学状态，没有老师。

　　（三）师从郑隐

　　葛洪在17岁这年（299）入马迹山拜郑隐为师。关于郑隐东投霍山，《抱朴子内篇·遐览》云：“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扑，将入室弟子，东投霍山，莫知所在。”《云笈七签》卷七九《符图部·五岳真形图法（并序）》云：“七月闲夜见呼，告曰：‘吾方当去，可具素写《图》。’洪乃斋戒祭受。今施用节度，皆出于郑君也。”由上述史料可知，郑隐当在晋太安元年（302）七月授仙经于葛洪后，遂带领弟子东投霍山。

　　综上所述，葛洪从郑隐学道始于晋元康九年（299），终于晋太安元年七月，这和胡孚琛《葛洪年谱略述》¹³中的推断一致。

　　（四）婚姻大事

　　晋太安元年七月，葛洪与师傅郑隐在马迹山分别后，到晋太安二年（303）十一月“葛洪受义军大都督顾秘之召，将兵平乱”，有一年多的时间居留在家乡句容。在这段时间里，葛洪完成了他的婚姻大事。

　　《韩非子》曰：“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迭起，人口锐减，早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风俗，西晋时束皙曾曰“男十六可取，女十四可嫁”¹⁴。葛洪生于晋世，按理说也应该在十六七岁完婚。葛洪十六七岁之时，丧期方过，学业未成，家庭贫困，没有这个条件和时间完婚，但是礼制不可违，在其弱冠之年学成归来，婚姻大事提上议事日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据安徽省宁国市明代《宁西葛氏家乘》记载，葛洪先娶了一位邵氏为夫人，并育有七子，皆为邵氏所出，而鲍姑只是葛洪的第二位妻子。长子迁浙江，次子迁于潜，七子迁宣城丰源，其余或回迁江苏。¹⁵由此可知，葛洪曾经有原配夫人邵氏，并育有子嗣。这个记载与浙江省宁海县明代《西阳葛氏宗谱序》中“葛氏先世，自晋咸和间，有谓洪，字稚川者，博通经史，广修道德，辞司徒（王导）著作之荐，求为勾漏令。自丹阳句容偕二子，游炼于宁川桐柏山，继返罗浮，次子谓勋者，遂家西阳。创制度，立家法，而成巨族……”¹⁶的记载基本一致。

　　（五）平石冰之乱

　　《晋书·惠帝纪》载：“五月，义阳蛮张昌反于安陆，陷江南诸郡。张昌别帅石冰寇扬州，诸郡尽没。”《晋书·惠帝纪》又载：“十一月，扬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内史王矩、前吴兴内史顾秘等起兵讨石冰，会稽贺循、广陵华谭、丹阳甘卓等纷纷响应。”晋太安二年（303）十一月，21岁的葛洪受义军大都督顾秘之召，募合数百人，加入江南士族武装，投入到讨伐叛军石冰的战斗。

　　据《晋书·惠帝纪》，“三月，陈敏、周玘等攻石冰，斩之，扬、徐二州平”。晋永兴元年（304）三月，石冰之乱被彻底平定，葛洪因为战功被大都督顾秘封赏为伏波将军。葛洪对这样的论功行赏并不在意，只是对奖赏的百匹布进行了恰当的处置。《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说：“例给布百匹，诸将多封闭之，或送还家。而洪分赐将士，及施知故之贫者，余之十匹，又径以市肉酤酒，以飨将吏。于时窃擅一日之美谈焉。”葛洪在平叛中凸显了军事才干，而且战功显赫，然而并没有得到西晋王朝的封赏，更没有被朝廷录用而步入仕途。葛洪对此虽淡然处之，但还是有莫名的失望之意，正如《晋书·葛洪传》所云，“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求异书，以广其学”。

　　（六）首入罗浮山

　　晋永兴元年三月之后，葛洪辞别家人，径自北上晋都洛阳，以寻找异书，扩展自己的学术空间。《抱朴子外篇·自叙》云：“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也就是在这一年北上洛阳寻找异书的途中，葛洪对自己的人生过往进行了思考，想要立言于世，以期“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于是开始了《抱朴子》的写作，这一年葛洪22岁。

　　北上洛阳也非一帆风顺，正如《抱朴子外篇·自叙》所云，“正遇上国大乱， 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途隔塞”。葛洪北上洛阳，正遇“八王之乱”紧急之时，京师地区战火纷飞，前路阻隔，只好返归。正巧屯兵历阳（今安徽和县）的司马越右将军陈敏拥兵作乱，后路已断。葛洪不由得仰天长叹自己命运多舛，无奈只好周旋于较为安定的徐、豫、荆、襄、江、广等州之间，过着游荡生活。

　　晋光熙元年（306），24岁的葛洪与故友嵇含在襄阳相遇，正逢镇南将军刘弘任命嵇含为广州刺史，嵇含便推荐葛洪为参军。葛洪为避乱到南方，便答允嵇含先到广州催办军务，不料嵇含被仇人暗杀，葛洪便羁留在异乡广州。

　　葛洪在广州停留多年，由于历经坎坷，消极愤世，无心做官，萌生了栖息山林、修身养性的念头，遂隐居罗浮山，立志做一名超凡脱俗的隐逸之士。葛洪停留广州期间，除了采药炼丹、著书立说外，还拜深通道术的南海太守鲍靓为师，并迎娶鲍姑为妻，甚至还有扶南之行。事迹见陈国符、钱穆、杨明照、丁宏武等专家学者的考证、论述，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七）回归故里

　　根据《晋书》所记，晋建兴四年(316)十一月，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亡。晋元帝建武元年(317)三月辛卯(初九)，司马睿即晋王位，改元“建武”。西晋灭亡，动荡的社会暂时归于平静，葛洪当于晋建兴四年年底回归故乡，切合《晋书·葛洪传》所云“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这一年，葛洪34岁。

　　《抱朴子外篇·自叙》云：“晋王应天顺人，拨乱反正，结皇纲于垂绝，修宗庙之废祀，念先朝之滞赏，并无报以劝来。洪随例就彼， 庚寅，诏书赐爵关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据丁宏武《〈抱朴子外篇〉所载东晋初年〈庚寅诏书〉考》一文所述，庚寅诏书“其具体颁发时间在建武元年三月初八（庚寅），目的主要是‘备百官’‘彰宪典’，为建立新的东晋王朝做必要的准备”。¹⁷又据《晋书·元帝纪》的记载，司马睿于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初九)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庚寅诏书颁布于建武元年三月初八(庚寅)，也就是司马睿即晋王位的前一天。

　　建武元年葛洪得到晋王司马睿的封赏，生活趋于安定，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公务活动，所以他也无心仕途，在乡里仍然过着亦仕亦隐的生活。《抱朴子外篇·自叙》云：“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由此可知，建武元年《抱朴子》基本定稿，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之中，这一年，葛洪35岁。

　　（八）隐居抱朴峰

　　葛洪晋建兴四年年底回归故乡后，官方虽有封赏，但也没有得到重用，加之多年罗浮山的隐居生涯，使他习惯了道教徒的生活。家乡句容的茅山既是道家修行圣地，又是非常适合的炼丹之所，便带着志同道合的妻子鲍姑一头扎进茅山抱朴峰，开始了他的炼丹和著述的生活。清代著名的德州田张氏（田雯之母）留宿句容，还留下了“葛洪井与鲍姑宅，住在华阳第几峰”的诗句。

茅山抱朴峰

　　元代《茅山志》载有“抱朴峰，大茅峰北连峰是也”“葛洪井在抱朴山庵”。《弘治句容县志》载有“抱朴峰，即大茅峰北连峰，有葛洪炼丹处”“葛洪井，在茅山抱朴峰庵，即葛玄孙葛稚川炼丹处也，今废”。由以上两本志书的记载可知，茅山抱朴峰因抱朴子葛洪在此结庵炼丹而得名。经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在句容茅山抱朴峰南侧山腰正对九霄万福宫处有大量建筑遗迹，包括房址和护坡，这里就是史志记载的抱朴山庵遗址。

　　据《茅山志》记载，唐代顾况曾长期隐居在茅山菖蒲潭（今名娃娃池）上，其《山中》诗曰：“野人爱向山中宿，况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个长松树，夜半子规来上啼。”点出其茅山隐居之地菖蒲潭（今名娃娃池）就在葛洪丹井西，这与志书记载及考古调查的结论一致。明代成化年间进士屠勋《题月渊堂》诗曰：“野人春暇说茅山，处处青林抱碧湾。城雉远分云缥缈，岩花不动鸟间关。五更风雨春将老，半日程途客未还。行爱葛洪丹井在，屐痕犹带藓苔斑。”据诗文可知，成化年间的屠勋当时还能看到葛洪丹井。结合《弘治句容县志》的记载，葛洪丹井被废弃应在明代成化至弘治之间。

　　清代光绪年间，杨世沅《句容金石记》卷一载有葛洪《李真人井铭》曰：“混混井泉，源通渤海。色逾玄圭，甘如沆瀣。注炼金液，保养太和。昔人遐举，饮此余波。”其据《茅山志》按注云：“玄洲真人丹井在郁冈方隅洞之东，昔抱朴子谓此水与华玉井泉味无异，遂铭之。”李真人，即秦时的李明，修炼于古炼丹院（茅山乾元观），现炼丹井仍在乾元观，一直汲引到如今，井铭虽无存，铭文却也证明了葛洪曾在茅山炼丹著述。

　　《抱朴子外篇·审举》云：“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 晋太康元年（280）灭吴，直到四十年后写“审举”篇时，也就是晋大兴三年（320），此时葛洪38岁。《抱朴子外篇·自叙》云：“今齿近不惑，素志衰颓，但念损之又损，为乎无为，偶耕薮泽，苟存性命耳。博涉之业，于是日沮矣。”38岁正是近不惑之年，可以推断出《抱朴子》最后完成的时间应在此时，这和钱穆的考证一致。葛洪在此时间段主要专注于在茅山抱朴山庵炼丹著述，所以《抱朴子》写成地点当在茅山抱朴峰，这正切合钱穆《葛洪年谱》中“清《四库提要》谓洪乞为勾漏令后退居罗浮山所作，误也”的论断。¹⁸

　　（九）求为勾漏令

　　《晋书·葛洪传》载：“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晋咸和元年（326），司徒王导召补葛洪为州主簿，转司徒掾。据《晋书·成帝纪》，晋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约、历阳太守苏峻举兵反。晋咸和三年（328）二月，苏峻攻破建康，劫掠京师。葛洪迁谘议参军当在晋咸和三年(328)，其年46岁。

　　《晋书·郭文传》载：“郭文，字文举……余杭令顾飏与葛洪共造之，而携与俱归……居导园七年，未尝出入。一旦忽求还山，导不听。后逃归临安，结庐舍于山中。”结合《云笈七签》“郭文举”条下“咸和元年恳求还山”的记载，推断葛洪与余杭令顾飏（顾秘从子）造访郭文的时间当在晋太兴二年（319），郭文居王导园七年后于咸和元年逃归临安，于次年仙逝。此时，葛洪也正在王导身边工作，这件事对葛洪的影响深远，加之晋咸和二年苏峻叛乱，国家又陷入动荡之中，进一步确立了葛洪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

　　晋咸和四年（329）二月苏峻等败死，乱平。《晋书·葛洪传》载：“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谘议参军属于战时临时职务，苏峻败亡后，葛洪这个谘议参军也到了卸任之时，因此，干宝举荐和葛洪求为勾漏令的时间当在晋咸和四年二月后。这个推断和胡孚琛在《葛洪年谱略述》中的推断一致。¹⁹2015年11月30日的《今日宁海》发表了童章回的文章《葛洪成道在宁海》，文章中有一段“应召的具体时间，宗谱中留有任命葛洪为勾漏令的圣旨全文，在咸和四年二月初二日”的记载，宗谱即前文所提宁海县明代《西阳葛氏宗谱》，更有力地证明了葛洪勾漏令的任命时间在晋咸和四年。此时的葛洪已经47岁。

　　（十）重返罗浮山

　　经过一些必要的准备后，晋咸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后的一天，葛洪遂带领子侄前往南方的勾漏县，且经过了宁海并短暂停留。参考前文所引《西阳葛氏宗谱序》中“游炼于宁川桐柏山，继返罗浮，次子谓勋者，遂家西阳”的记载，又据《资治通鉴》记载，晋成帝咸和五年（330），五月，诏“以邓岳督交、广诸军事，领广州刺史”。直到晋咸和五年五月邓岳任广州刺史之后，葛洪才到达广州。

　　《晋书·葛洪传》载：“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结合上下文不难了解，葛洪重返罗浮山的时间定格在晋咸和五年，此时葛洪48岁。

　　唐房玄龄的《晋书·葛洪传》载：“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太平寰宇记》一百六十“博罗县”条下引晋袁宏《罗浮记》：“在此山积年，忽与岱（岳）书云：‘当远行寻师药，刻期当去。’岱疑其异，便狼狈往别，既至而洪已亡，时年六十一，观其颜色如平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然也。”²⁰如果按81岁说，葛洪当卒于晋兴宁元年（363）；如果按61岁说，葛洪当卒于晋建元元年（343）。学术界关于葛洪卒年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大抵在于“81岁说和61岁说”，就连唐朝的房玄龄在编纂《晋书》时对此也不甚清楚，所以说“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综观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一点还是明确的，葛洪致疏邓岳，从邓岳“狼狈往别”来看，没有一点先兆，完全在邓的意料之外，而且邓也没有见上葛洪最后一面，所谓“尸解”“蝉脱”大都来自葛洪徒弟们的口述，或许有虚妄之言，或许为葛洪的远游而掩护。对此，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思考葛洪的卒年时间及卒时状况，站在一个道教修行者的角度，葛洪61岁仙逝抑或61岁离开罗浮山远游，皆有可能。期待有更多的史料被重新发现，还历史一个真相。

　　关于葛洪墓在句容，志书上早有记载。最早的记载见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其卷九十载：“旧仙公墓，在（句容）县西南一里，见有碑碣、松迳。《郡国志》云‘勾曲有葛洪冢’是也，盖仙翁之宗族也。”《弘治句容县志》载：“句容县有句曲山，山形如巳字，勾曲而有所容，因名曰句容。又名句曲、勾容，皆以此也。”这里的勾曲也就是句容。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载：“吴太极左仙公葛玄墓在句容县西南一里，《郡国志》云‘句曲有葛玄冢’。” 此《郡国志》今书已不存，应该是北宋以前的志书，如出自六朝，其记载“勾曲有葛洪冢”则是十分可信的。

　　《弘治句容县志》卷之五“丘墓”条下载：“葛玄墓在县治西南一里许，墓前有葛仙庵。正统九年，道会朱荣先重修。”“葛洪墓在县治西一里许。即葛玄之孙。”这里交代了葛玄墓具体位置“在县治西南一里许”，葛洪墓的具体位置“在县治西一里许”。弘治年间修县志的时候，葛玄墓、葛洪墓尚且存在，葛玄墓在葛仙庵后，葛洪墓又在葛玄墓后。这里所说县治西及西南一里许的地方就是葛氏家族墓地。

　　《弘治句容县志》卷之五“庵院”条下载：“葛仙公庵在县治西门外一里许青元观西，仙公瘗剑之处。宋永道士黄守兼重建殿宇，元至元间道士徐延寿增创，至元己卯道士曹惟珪建七星阁置道藏，今归并青元观，荒基尚存。陈玉有诗，见‘题咏’类。”由以上志书所记可知，青元观西一里为葛仙公庵，庵后有葛玄墓，再后有葛洪墓。明代陈玉（温瑜）有《题葛仙公遗庵》诗曰：“仙翁飞去长松老，寂寂荒基绕败垣。瘗剑冢崩群鼯宿，炼丹井废乱蛙喧。苔封破鼎螭文蚀，草没残碑鸟篆昏。夜半子规啼血处，精灵月下亦销魂。”从诗中可以读出明代后期葛仙庵及墓地已然荒芜，和志书所记“荒基尚存”一致。

　　《弘治句容县志》卷之五“寺观”条下载：“青元观在县治西南隅葛仙公故宅，梁天监七年创，宋皇祐二年重建，有仙公炼丹井在焉。陶弘景为记。”葛氏故宅于梁天监七年就已改为青元观，进一步说明葛氏家族至迟在梁天监七年（508）之前就已外迁。经过调查，现有葛氏是明清时期从外地回迁句容的，葛氏墓址荒芜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清代蒲圻（今赤壁市）知县、康熙年间进士邑人赵昌祚有《葛稚川墓》诗云：“荒草蔓平原，森森露石笋。丛墓乱无名，春雨犁作畛。或云稚川翁，古垄迹未泯。公少志功名，一战破陈敏。侯印弃不顾，霞举思远引。句漏觅丹砂，福贵慨朝菌。九转绛雪灵，至道契元牝。拔宅未飞升，尸解神不陨。抱朴内外篇，精液当研吮。低徊触我怀，天外斜阳尽”，就是清代早期葛洪墓地荒芜的真实写照。

　　邑人清代杨世沅《句容金石记》附录中“葛仙公墓砖”条下载：“按旧志，葛仙庵后即仙翁墓，近年来土中掘得花砖千余，有长八寸、宽四寸者，有方广八寸者，上下两旁每有‘万’字，或即隧道砖。”《句容金石记》撰于清光绪戊申年（1908）秋九月。可以推断，在1908年之前，葛仙公墓遭到毁坏。值得庆幸的是，句容市博物馆碑廊上尚保存有一块清代《葛仙公之墓》碑刻，该碑刻于光绪庚子（1900）冬月，邑人张瀛、骆文凤、曹方玮不忍葛仙公墓荒敝，共同立碑以志故实。该碑发现于现句容市委党校北门口，和史书、县志记载的葛玄墓地位置完全吻合，进一步证明现句容市委党校北门周边就是葛氏家族墓地。

《葛仙公之墓》拓片

　　根据社会调查和考古发掘，比对志书史料，葛氏家族句容故宅[梁天监七年（508）改为青元观]的位置在句容城区观井街炼丹井周边，其西侧几百米远的句容市委党校内西北端位置为葛仙庵旧址，庵北（党校北门）为葛玄墓旧址，再北句容市人民医院的位置为葛洪墓旧址。

　　（作者翟忠华为句容市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赵华为句容市道教协会办公室主任。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3年第6期。）

注：

1、7.《正统道藏》太玄部《华阳陶隐居集卷下》。

2、5.《正统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三》。

3.邹远志：《葛洪家族世系考辨》，《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6.周耀明、万建中、陈华文：《汉族风俗史》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汉族风俗》，学林出版社，2004年。

8.（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三二八。

9.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

10.孙向中：《葛洪生地葬地新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1.《晋书·陆机传》。

12.《晋书·礼制》。

13.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研究——〈抱朴子内篇〉研究》附录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

14.《初学记》卷十四《婚姻第七》引。

15.汪秋明、高生元：《晋道教真人葛洪评传》，《青龙湾》杂志2014年第4期。

16.葛福明：《葛洪与宁海》，中华葛氏网。

17.丁宏武：《〈抱朴子外篇〉所载东晋初年〈庚寅诏书〉考》，《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

18.刘固盛、刘玲娣：《葛洪研究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9.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研究——〈抱朴子内篇〉研究》附录三，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年。

20.（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

21.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