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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坛巨擘，其诗作风格迭变、意蕴绵长。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继承《诗经》、汉魏六朝以来的丰厚文学遗产，为诗歌开辟新世界，援诗以载史，且始终心怀百姓，为苍生立言。世人多慕李白之傲然，之于杜甫，却最能从其身上找到共鸣，鲁迅先生就曾赞誉其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杜甫生于大唐盛世开元年间，正逢国家昌盛，家中亦“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是以自幼生活相对安逸，饱受家学之熏陶，学识渊博。他自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龄书大字，所作成一囊”“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杜甫自幼才华横溢，勤学不辍，苦读万卷之书，以家中的奉儒守官传统为荣，忠君思想与民本思想已初现端倪。
然而，青年杜甫赴洛阳应试，却遗憾落第。好在青春年少，国家繁荣，游历之风盛行，他便“壮游”四方，“裘马轻狂”度过几年时光。彼于泰山之巅，描绘其巍峨之姿，抒发勇攀绝顶、睥睨群伦之壮志。那时他意气风发，与“赐金还山”的酒中仙李白相遇，遂与之偕行，共游梁宋之地。
杜甫视李白为“偶像”，犹如凡尘仰望谪仙。见李白怀才不遇，杜甫对他由崇拜中生出几分同情与怜悯，相似的境遇也令杜甫感同身受，高吟“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欲以此劝解李白，重振其昔日豪情。
李白之于杜甫，犹理想之镜，映照出对其才华与自由的向往，也让杜甫以镜自观，深入内心，日臻成熟。相较于抒发自我，杜甫更倾向于推己及人的思索，正是此种心境，使得杜甫与李白并肩而立，却又另树一帜，筑起唐诗又一巍峨巅峰。
这时的杜甫，尚在追求诗和远方，然世事无常，未几，他就被残酷的境况拉回现实。
天宝年间，杜甫重返长安寻求机会，参加了天宝六年的一场制举，却陷入“野无遗贤”的骗局，因权相李林甫嫉才如仇，致使群英尽黜。之后，杜甫的求仕之路无比艰难。从最初的满怀壮志到后来的悲愤交织，他的心境经历了巨大变化。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他将一己抱负与深挚之情倾注于文墨之间。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他的命运，亦深刻影响了其所作诗歌的主题与风格。
他在《贫交行》中，写权势下的世态炎凉、交道浅薄；在《丽人行》里，讽刺统治者荒淫腐朽作威作福；更是通过《兵车行》，愤然诘问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揭露“开边”战败对民众造成的历历惨状。
……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以客观的描述为起点，运用深沉厚重的笔触，于视听交织间，铺陈生离死别之景。推及万家之痛，两相映照，小中见大，汇聚为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的宏大叙事。杜甫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时代预见性，察觉盛唐繁荣下的暗流涌动，其现实主义立身的“诗史”风格也在此时期初步奠定。
天宝十四年，杜甫终获官职，拜为河西尉。然而，他心怀崇高理想，渴望能如其祖父杜审言一般，成为文学侍从之臣，“彩笔干气象”。面对河西尉这一需“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的职位，他深感不愿，恐被迫做出违背初心之事，伤害百姓。于是，他毅然选择了任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杜甫回奉先省亲，甫入门，即闻满院哀泣之声，原来幼子已不幸夭逝饿毙。君王的昏庸、官员的腐败、百姓的困苦，使杜甫感慨万千，一腔悲愤，写就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尽述其忧国忧民之深情、忠君念家之赤诚，兼怀才不遇、历经沧桑之无奈与感慨，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至今读之，仍令人触目惊心。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安置好家人，便动身追随肃宗。然途中为乱军所阻，押至长安，历经艰险，方得脱身。他于长安内外，见烽火连天，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杜甫悲痛之余，挥毫而就五言律诗《春望》。此诗借春日之景，寓其忧国忧民之深情，深刻反映了杜甫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忧虑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至此，也为杜甫诗歌的创作风格奠定了感情深沉、沉郁顿挫以及关注社会现实的基础。
这一望竟成永别，杜甫再也没能回到长安。他穿越两军对垒之境，至凤翔以谒肃宗，受命为左拾遗。后因疏救房琯，被贬华州，沿途战乱频仍，生死未卜。
此番经历，以“三吏”“三别”记录了战乱中百姓对平凡生活的向往、对亲情的眷恋，以及为国舍命的复杂情志。其诗篇汇聚了战乱时代百姓的共通情感，成为历史长河中千古不绝的回响，“诗史”笔法逐渐炉火纯青。
安史之乱虽定，但藩镇割据、饥荒贪腐犹若阴霾，蔽日不散。杜甫弃官而去，携家小远走，另谋生路。他们辗转定居成都，依靠售卖草药维持生计，与邻里乡亲相互扶持，共克时艰。
可惜，好景不长，杜甫所居草堂屡遭大风侵袭。被风雨摧折的杜甫不以为苦，而是奋笔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成就了心怀苍生的千古悲悯名句，杜甫由己之苦，抒忧民之情，慷慨激昂地为民请命。不久，杜甫决定去蜀北归，再度入仕。
客居蜀中的杜甫，依于严武之幕。后严武去世，杜甫沿长江漂泊，先滞留夔州，又转潇湘，进入了人生的迟暮之年，贫病交加。病榻之上，杜甫以诗聊以慰藉，创作《登高》，以精炼的56字，被明代胡应麟赞为“古今律诗第一”。《登高》之所以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便在于诗中蕴含的“悲”情，这种“悲”不仅仅是杜甫对自己年老多病、漂泊他乡的境况之悲，更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彼时的杜甫，或许未曾料到自己在后世会掀起巨浪滔天般的影响，引得宋代千家注杜，稳居唐代诗人桂冠，其实他只是立于天地之间，践行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博大情怀。
纵观杜甫一生，人们尊其为“诗圣”，不仅因其以诗为史、开派立宗，如同诗中“司马迁”，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集大成者，亦因其遍历人间山河，阅尽苍生之苦，不因己身之难停止探索生命的价值，反能推己及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运用传统水墨技巧，汲取传统人物画重神韵、重笔墨意境的长处，所创作的《杜甫像》将杜甫忧国忧民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幅画作的背后，蒋兆和先生“为民写真”的情怀和杜甫“民胞物与”的思想实现了跨时空的共鸣，具有深刻的艺术内涵和教育价值，也被选为语文课本的插图，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杜甫的深刻记忆。
杜甫为何被后世誉为“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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