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智库·理论周刊

刘元春：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逻辑框架不同于以往的刺激政策

刘元春

社会各界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三大疑问。第一个疑问，9月26日，中央为什么作出政策调整，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第二个疑问，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性质是什么？属于“急救章”，还是意味着中国政府在稳增长上已上升到一个特别的高度，从而全面逆转目前的经济态势？第三个疑问，一揽子增量政策下一步还有什么，效果会怎么样？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

一是国内二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不是很理想，与年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左。

二是中央从去年年底布局的存量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房地产下滑没有明显收窄；地方政府不仅面临无钱可用的难题，同时还面临着“给了钱用不动”的难题。这个新现象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三是国内对中国经济问题形成了一些新共识。我国房地产行业从2021年调整到现在，大家深刻认识到这一轮房地产调整不是重复以前的简单调整。中国经济短期稳定的逻辑不是传统上把房地产市场从中期的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作为优先项。大家认识到，房地产行业稳定、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改革是国内稳预期、稳信心、稳企业的焦点，同时也是扩内需的前提。中央对短期政策框架作出较大调整——将房地产行业的稳定、资本市场的稳定从中长期布局定位全面转向短期定位。

四是国内经济政策的窗口期。世界经济由于持续疲软，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进入宽松通道，包括美联储降息，外部环境为国内经济政策一系列调整腾挪出空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窗口期。

9月底以来，国内有关部委，如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等，围绕房地产止跌回稳、股票市场提振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同时对逆周期宏观调控、扩大国内需求、企业纾困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不是“急救章”，不属于短期行为，后续还会进一步跟进。

第一，稳房地产行业、稳资本市场成为扩内需重要前提。目前，稳地产、稳股市是关键，而稳信心更是至关重要的变量，稳信心是稳短期需求的重要前提。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框架转向。这其中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我们围绕提振资本市场提出两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即回购再贷款以及借贷便利和资产抵押。这两个政策开启了央行通过间接渠道进行资产购买的先河。为什么此次中国人民银行也出手？主要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出现了持续的市场扭曲、市场失灵。截至9月25日，国内5300多家上市公司，接近800家上市公司“破净”，还有接近100家“破净”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分红率超过5%，这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定价出现了系统性扭曲。如何进行系统性纠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鼓励大股东回购，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增持股票。该举措为中国资本市场构建了一个可见的底部，这个底部就是不允许普遍性、持续性出现“破净”现象。这将对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投资者行为理性回归起到根本性作用。

二是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组建了国债买卖联合工作组，这是国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未来定位的重大调整。这个重大调整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全面完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以及国债市场的深度、广度要进行全面扩容，这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和未来财政政策框架带来了转折性变化。

如果说我们的政策是“急救章”，简单地进行刺激，我们大可不必在宏观政策框架上进行较大调整。同时，在一揽子增量政策中，不仅有短期扩内需的政策工具，同时还有结构调整和改革方案。因此，这绝不是简单的“放点水”，让大家缓缓气。一揽子增量政策将从行为模式、激励体系上发生根本性改变。

我们一定要看到此轮政策调整所体现的决心，以及暗含的结构性、制度性调整的深刻内涵。对于股票市场底部的构建，使股民行为模式发生变化；上市公司重组和长期资金的鼓励，对整个资本市场结构进行调整；对地方政府的化债方案、职能重构，从而改变目前地方经济“发动机”动力不足的状况。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变化的一些新现象。稳房地产首先是一线房产要稳、头部企业要稳，这一个目标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诚如住建部部长所言，在系列政策作用下，经过3年的调整，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筑底。

扩内需主要是在社会建设和民生建设的基础上进行扩消费，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扩大投资和消费。促进消费重在提升未来收入、在于不同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全面修复等。

这一轮出台了很多政策，我们还会看到有不断的增量政策出台来巩固目前的经济增长态势。因此大家要坚定信心，更要看到此轮政策与一般刺激政策内涵是不一样的。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余永定：以一揽子政策为经济注入强劲内生动能

余永定

2024年前三季度社零增速为3.3%，固定投资增速为3.4%，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为5.3%。在固投中，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为9.2%，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4.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1%。应该说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严峻的。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尽最大可能争取实现5%的经济增长目标；稳定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和置换。股票市场的回升和稳定也是重要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性调整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化解过剩产能”，“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

面对通缩压力，我们并未立即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没有明确区分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这里存在一个“层面”不同的问题，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总需求不足；决定是否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看通胀和经济增速，如果两者都在下降，（或低于根据长期趋势预定的目标，如CPI增速低于3%—4%）就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层面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可以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并存的。后者的存在不能否定前者的存在。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此时的产能过剩往往是彼时（前2—3年）投资过度而不是当期的投资过度造成的。压缩当期的有效需求无法影响已经形成的产能，只会使有效需求更为不足（或“产能过剩”更为严重）。最后是工具问题。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应该主要通过市场调节解决。政府没有解决产业层面产能过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其次，过于担心中国的高杠杆率（政府和企业的杠杆率），认为没有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经验告诉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应过多。名义上，我们宏观政策的目标至少有四个，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汇率稳定。不仅如此，事实上我们还要考虑到产能问题、房地产市场波动、金融稳定等。目标太多就会顾此失彼，其中一些目标应该是其他政策的目标，不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也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2024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证监会、10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10月12日财政部相继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向市场释放了进一步加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重要信号。

货币政策由稳健到支持性的转变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同步推出了包括降准、降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民银行的一揽子政策，特别是降低存量房贷利息率对避免断供、促进消费应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要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第一项是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这项政策将大幅提升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和股票增持能力。第二项是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且受到市场的普遍好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和货币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会受到很多限制，最终效果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

例如，最近几年来M2和M1之间的“喇叭口”越来越大，说明在准通缩状态下，尽管广义货币增速较快，居民和投资者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并没有明显增加。降准可以使商业银行增长信贷创造能力，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但是，在实体经济投资需求不旺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应量往往导致广义货币中储蓄存款的增加，形成M2和M1之间的“喇叭口”。这种情况同样在美国出现过。只是在2020年3月份后，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美国M2和M1之间的“喇叭口”迅速缩小，M1在广义货币中的比重迅速提高。在中国，在存在严重“资产荒”的情况下，降准的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在消费和投资需求乏力的情况下，降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降息（如降低存量按揭贷款利息率）可以减轻居民的债务负担，从而有助于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但经济增长前景欠佳，即便利率已经很低，投资者也未必愿意从银行贷款，“资产荒”的问题依然无法根本解决。不仅如此，银行贷款利息率的下降还要受到存贷差的约束。在决定是否进一步降低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时，央行必须考虑银行存-贷利差问题。MLF加点形成的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决定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率，如果存-贷款息差过低，如小于1.5%，中、小银行就可能出现亏损。为了避免亏损，银行就需要调低存款利率，但调低普通百姓存款利率的社会后果也需纳入考量。

总而言之，中国人民银行需要继续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支持性货币政策），但要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财政政策。“一子落而满盘活”，必须首先显著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然后货币政策可以跟进。例如，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买进国债的力度和频度，抑制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刺激作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刺激投资和消费，“资产荒”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2.12%。中国人民银行担心金融机构抢购国债会引发金融风险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应该看到，长期国债收益率低虽然同“资产荒”有关，但更多还是说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前景看好，说明政府还有进一步增发国债的余地。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空间

长期以来，政府不愿意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因主要是担心政府杠杆率过高会导致金融危机。

在目前阶段。我们无须过于担心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杠杆率上升，并最终造成财政危机和通胀的可能性。这里可以用日本的经验来说明。在1997年日本的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91.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对GDP之比为5.4%。日本政府担心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称：如果日本继续目前的赤字财政，“日本经济毫无疑问将在下一个世纪中崩溃”。尽管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还处于不景气状态，现在开始财政重建还为时过早。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也认为，尽管财政赤字值得担忧，但压倒一切的是恢复经济，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刺激经济。日本大藏省的判断则是，着手重建财政已是刻不容缓。由于执行了财政紧缩政策，1997年虽然财政赤字对GDP之比有所下降，但日本经济则陷入严重衰退。由于经济增长的放慢，日本财政状况的改善变得越来越困难。日本经验充分说明，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改革和结构调整都将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对GDP之比已经从当年的91.2%上升到2023年的255%，虽然日本经济增长势头依然欠佳，但日本财政并未崩溃。

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只要经济增速高于利率，这个国家的债务就可持续。另外一个可以使用的公式是：财政赤字率除以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这个数值不太高，就不用太担心债务问题。例如，如果赤字率是5%，经济增速是5%，无论当前国债对GDP比值有多高，它的极限值就是100%。反之，在这个公式里，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趋近于0，不管作为初始值的国债对GDP比有多低、不管赤字率有多低，杠杆率都会趋于“无限大”。所以说，任何减债政策都要有利于经济增长，否则减债的结果就是杠杆率的提高，而不是降低。

我们政府有“四本账”，来自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在理论上是通过项目收入无须通过税收偿还的。所以，在宽口径上，我们的政府部门杠杆率既不像自己公布的不到60%那么低，也不像世界银行测算的110%那么高。但即使按照宽口径计算，我们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低于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此外，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拥有2万亿美元到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总之，中国依然还有很大的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当然，也有人会说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比较高，特别是企业部门。这个观点忽视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是向银行借款和发债。这种融资结构和美国有很大不同。2022年，中国A股市值占GDP的比例是65%左右，美国是162%。从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上看，中国还略低于美国。

经济学界的共识与分歧

目前经济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为解决有效需求（或总需求）不足问题，必须显著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但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应该是刺激消费还是支持基础设施投资问题上存在分歧。

目前经济增速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确实是消费需求偏弱，2024年前三季度社零增速仅有3.3%，远低于2023年的7.2%。由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大致在55%左右。因而消费增速过低是拖累今年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但问题是：如何刺激消费呢？现有的主张包括改革社会保险体系、“发钱”和“减税”等。这些政策是否可行？是否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有效政策呢？

首先考虑通过社保体系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基本是以精算为基础的，财政政策不应轻易改变相应规则。但在“养老保险”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可近似看作是农民的保险制度，以农民参保为主），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养老金水平的。2023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每月平均3372元，而城乡居民养老金是每月平均222.62元，相差15倍。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又如，2023年，城市低保受益人数为664万人，人均786元/月，年度支出465亿元。农村受益人数3400万人，人均621元/月，支出1484亿元。全国低保制度总计受益人数4064万人，总支出1949亿元。完全可以且应该逐步提高财政在低保上的支出水平，降低门槛和扩大覆盖范围。但作为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手段，社保体系的改革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在短期可能是比较有限的。

有学者主张通过减税刺激消费。

第一，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减税的余地有多大？事实上，在过去10多年来，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就是“减税降费”，一些年份财政赤字的增加也是“减税降费的结果”。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784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81129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性基金收入，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和14.4%。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对GDP之比属于偏低国家之列，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明显偏低。中国目前还有多大的减税空间值得怀疑。

第二，中国税收以增值税为主，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减税往往导致征税力度的加强，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可能不减反增。

第三，提高所得税起征点固然有利于低收入阶层，但减税数量可能过低，对消费和经济增长作用有限。降低所得税税率也存在类似问题。2023年中国政府税收总额为18.1万亿元，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的占比仅为8.2%。换言之，所得税总额仅为1.5万亿元，各阶梯所得税税率分别下降5个百分点，所得税减税总额应该是相当有限的。

第四，增加100元的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是100元，但减少100元的税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要明显小于增加100元支出。最后，中国的税收体系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从长计议。总之，减税恐怕难以充当目前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主张是给居民发钱。例如，给低收入居民发放每人1万元。总额可以达到数万亿元。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很高，数万亿元马上可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首先，在非常时期采取发钱的这种非常之策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一种宏观刺激政策可能会形成负向激励机制，减少寻找工作的动力，从而增加失业。其次，中国低收入群体人数有两三亿，且流动性极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困难，有些地方还需要“精兵简政”。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第三，尽管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但由于是一次性发放，正常情况下的高边际倾向可能会下降。第四，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保体系，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养老金水平和降低低保门槛、扩大低保覆盖范围，应该是更为现实、更容易操作的办法。

通过收入政策和其他改革措施减少贫富差距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应该看到，无论经济处于何种状态，政府都应通过收入政策减少贫富差距。而贫富差距的缩小确实能够增加社会总需求。但在讨论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政策的可行性和对总需求的刺激力度。

从代表性家庭的角度看，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价值的函数。从总量的角度看，作为总量的消费也同人口结构、收入结构有关。这样我们就遇到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没有消费就没有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没有收入增长就没有消费增长。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必须是独立于收入和消费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只能是基础设施投资。

在总需求中，消费、净出口、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都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唯有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对政府政策迅速作出反应。在中国，经济过热或过冷期间，基础设施投资常被用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理论上，可以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对冲消费增速过低和房地产投资大幅度下降对实现5%GDP增速目标的不利影响。因此，启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步，还是要考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在当前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不依赖经济增长，其本身就能发挥经济增长动力源作用。1万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即可立即形成1万元的有效需求，而且可以通过“挤入效应”创造出更多的有效需求。

反对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有效需求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无法盈利也不能产生现金流。其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超前，甚至已经饱和，能够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有限。这种观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首先，基建投资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它还包括“新基建”和“公共投资”的概念。凡是旨在提供公共产品、回报率低（甚至没有商业回报）、无法产生现金流、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不愿承担的项目，而对于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投资都属于基建投资范畴。以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商业回报，不产生现金流为由反对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中国需要投资的基建项目“俯拾皆是”。例如，权威部门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人均投入仅为日本的1/18。仅补齐短板，投资需求就高达数万亿元。地下管网建设所需的投资更是巨大。在城中村改造和旧住宅改造、教育医疗养老和循环经济建设等领域进行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是难以估量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相关的研发基地、厂房、实验室和装备等都需要大规模投资。即便是在传统的“铁公基”领域，投资（“断头路”、海港、小型机场）需求也是巨大的。此外，为建设通向中亚的“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进行大规模工业开发似乎也是可以考虑的。

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

在讨论消费与投资关系时必须区分短期和长期。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撞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消费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增加消费还是增加投资并无区别。但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只存在“投资驱动”“劳动力（有效劳动力）驱动”抑或“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驱动”之间的选择，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和投资驱动之间的选择，消费不能驱动经济增长，除非“消费驱动”同改善“人力资本”相关。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刺激消费还是刺激投资是一个“现在多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选择。做何种选择取决于全社会的“时间偏好”。理论和经验数据都证明，维持较高投资率是经济维持较高增速的必要条件。如果社会的“时间偏好”改变了，公众愿意在“现在多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选择中选择前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必须清楚，这种选择是以经济增速下降为代价的。

结束语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是巨大的。2023年中央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能够把战略方针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中国必然能够实现经济增速的企稳回升。

今年就只剩3个月了，匆忙上阵可能会产生很大副作用。“四万亿”的经验教训应该汲取。建议政府尽快公布一个更为翔实的大规模、综合性刺激计划，向市场释放一种强烈信号，增强信心、鼓舞士气。今年来不及干就明年接着干，行动上不能操之过急，但政策信号的释放不能拖延。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等举行的发布会正在释放这样的信号。其实，笔者以为发布会的顺序应该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告诉我们有什么项目将会推出；财政部告诉我们为了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的基础设施项目、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化债提供多少资金；最后是中国人民银行告诉我们货币政策如何支持和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

我们期待政府将会推出更为具体的、时间跨度由2024年第四季度到2025年全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综合举措提振股市 深化改革振兴资本市场

刘纪鹏 刘彪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增大。中央审时度势，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旨在通过系统性措施化解当前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并为经济长期向好打基础、固根基。政策的实施涵盖了多个关键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努力提振资本市场的综合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以资本市场提振作为增量政策的重要一环，为经济整体复苏与长期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振兴资本市场对现代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金融体系根据融资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货币金融体系（间接融资）和资本金融体系（直接融资）。货币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货币市场为基础，主要采取间接债权的形式进行融资。而资本金融体系则以投资银行为主导，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主要采取直接股权的形式进行投融资活动。随着金融脱媒的发展趋势，直接金融、资本金融在现代金融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1.打好金融攻坚战，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对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论述也逐渐深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金融风险的论述更为明确和具体，报告强调了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这些论述表明，中央对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将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任务。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规模大、受众广，出了问题商业银行需要保本付息，资金压力大，且出资人难以接受，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而在直接融资体系中，资金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直接对接，信息充分披露，呆坏账发生在个体之间，投资人风险自担，自负盈亏，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更小。

2.提升人民信心，顶住下行压力引领经济复苏

当前的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尚未完全释放。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还是在疫情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很多政策来振兴股市，以股市推动经济复苏。在国内，股票市场则是经济的晴雨表，应该客观反映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而现实中，我国资本市场却与稳中有进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偏离。从扩大内需、鼓励消费等角度看，要想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市场作为发展后盾。通过培育强大、高标准的资本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为资本的有序流动建立通道，让并购重组等行为更加公开透明，以金融引领经济复苏，提振信心，化解风险，一举多得。

3.助力实体企业，搭建良性循环的高效创投体系

近年来，全球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蹒跚前行，然而技术创新仍持续驱动着经济增长。企业科技创新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在传统的信贷市场中，大企业有更多话语权和抵押物，更容易融资成功。而在资本市场中，投资人对未来的预期体现在公司股票价格上，有发展潜力的公司更容易融资成功，因此，资本市场代表了未来。

欧美等发达国家凭借其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健全的法律框架以及成熟的退出机制，为创业投资构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许多伟大的企业都从成熟的资本市场诞生。另外，资本市场也承担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使命，传统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攫取了过高的金融利润，亟须进一步让利给制造业，资本市场则可以发挥引导作用，把更多的资金给具有发展前景的高科技企业。

4.参与国际博弈，占领全球竞争中的价值链高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必然需要着眼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建成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特别是国际竞争中，资本市场会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资本市场提供了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当前国际竞争，仅有产业链供应链的实体化是不够的，必须占领价值链高端，因为金融定价权就好比现代战争中的制空权，大国崛起必须有资本金融作支撑。一个健康、稳定的资本市场能够发挥金融稳定器的作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保护国内企业的经济利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认识资本的生产要素功能，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

资本是用于投资得到利润收益的本金或财产，投资成为金融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为机构积极参与长期股权投资、金融投资者参与有价证券投资、企业也通过创业投资获取利润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资本是社会生产的要素，同时应当在政策层面关注资本，敢于在特殊时期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

1.认识资本发展问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过去10年里，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和资本扩张屡创新高，许多国家以产业组织政策推动规模经济，优化市场结构，为技术创新谋求优势条件。以并购重组为手段、以产业集中为表现、以系统整合为目的的新一轮全球商业革命正在崛起。资本扩张跨越国内与国际，突破金融与实体，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资源配置作用，但如果不加以合理规范，他们就会在行业内滥用市场地位，在政策层面威胁经济安全，最终影响整体市场环境。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牢牢把握住了经济工作的主动权，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投资者更关心自己的投入、注意损失的风险，所以资金投入的有序和无序核心要由市场来作判断。解决资本发展的关键办法，就是培育信息披露高标准、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为资本的有序扩张建立通道，实现风险化解。

2.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完善我国现代金融体系

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各自扮演着关键角色，特别是不能错误认为只要货币市场稳定就可以忽视资本市场的问题，它们之间通过资金的流动和利率的变动相互影响，如果资本市场出问题，也必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本次一揽子增量政策中，通过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等措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为经济的长期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而资本金融体系的建设涵盖了多个方面。首先，包括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以适应不同规模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其次，涉及多元投融资产品的开发，以提供多样化的投资选择和融资渠道。再次，包括对各类中介机构的规范，以确保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最后，公司金融与家庭金融则是资本金融体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两个服务对象。

3.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实现“三策并举”

传统政府调节金融市场，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央行通过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改变市场上的货币投放，但货币政策的多重目标间往往存在冲突，难以协调。只有资本市场才是由投资人决策的共同决策系统，投资人共担风险、共同选择、共享收益，资金会在市场调节机制下流向社会需要的地方，哪儿是短板，投资人就会去哪儿，哪儿的股价就会上升，就会聚集资金。

因此，建议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提高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比例，让积极的资本政策登上大雅之堂。稳健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资本政策“三策并举”，符合新时代的主流，适应今天的改革现实，也是化解金融风险，走出中国特色金融改革之路的关键所在。

立足监管制度，振兴当前资本市场的具体建议

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多个因素，包括资金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周期因素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企稳回暖，资金供给总量相对充裕，所以振兴资本市场核心还是要立足监管制度的深化改革。

1.宏观推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资本政策

过去，我国更加重视间接金融，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地位非常高，向银行贷款也是企业获得流动资金的主要方式，直接融资的比例和规模则很小，远低于发达国家。统计显示，2023年全年我国融资总额达到35.59万亿元，而其中直接融资规模仅为12.18万亿元，占比34%，而美国股市融资占整个融资体系的比重则达80%以上。我国确实存在着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央行推出的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已开始将资本政策决定的直接融资纳入其中，因此，建议每年在国家融资规模中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和数量。

2.合理分配直接融资额度，加强交易所规划

既然提出了积极的资本政策，提高直接融资的额度，就要有合理的工具和量化的指标。从工具的角度讲，要提出鼓励股票、一年期以上债券、基金、ABS、REITs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打通直接融资发展的堵点。从指标的角度讲，要解决几个交易所基本上每年融资额度、上市家数的基本关系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市场建设，不能变成交易所之间放低门槛的竞争，避免在注册制市场化正确道路上产生误区，从而导致投资人的损失。

3.监管部门职能转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深入，证监会针对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行统筹规划至关重要。除了三大交易所的融资规模问题，必须建设有效竞争的“二板市场”，让上交所的科创板、深交所的创业板和北交所之间错位竞争，有效服务于我国的中小创新型企业，实现金融与科技的良性互动。

同时，证监会要加快区域股权市场、全国股转公司和三大交易所之间建设绿色通道和转板体制建设，以多层次资本市场来化解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缺乏战略投资者的问题。证监会还应当鼓励各交易所在技术方面的创新，例如北交所做市商制度和集合竞价制度的混合模式以保持流动性。

4.正确处理好“会所”关系，落实交易所改革

中国股市振兴，应从监管者自身改革做起，在注册制背景下监审分离后，需要进一步厘清IPO过程中证监会跟交易所的工作界面关系，实现交易所和证监会之间科学合理的分工。中国深、沪两个交易所仍采用会员制，但传统的会员制交易所因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经营效率低等缺点而逐渐暴露出局限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上主要交易所纷纷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像北交所一样进行公司制改革有助于交易所实现市场化运作，减少行政干预，强化自治地位。

5.严刑峻法打击影响市场的违法犯罪活动

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开展投资者教育，其实证券监管部门监管的主要对象要集中在发行者、融资者队伍这一条线上，即以上市公司为核心，以券商为龙头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交易所，这都应是证监会监管的对象。尤其是在当前市场低迷、信心不足的情况下，证监会要真正抽身而出、狠抓监管，重点是反欺诈，打击内幕交易、虚假陈述和操纵市场，确保股市的公平市场环境。同时，要把保护投资者利益落在实处，压实中介机构的责任，通过发展做市商交易制度，让其履行定价功能和流动性责任，有效遏制劣质公司上市。

6.从股权结构入手，限制IPO大股东持股比例

中国资本市场要健康发展，就要从财富分配入手，建设公平正义的股市，切实把保护投资者权益放到首位。相对于欧美资本市场典型的股权分散、流动、弱化的情况，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畸高，这导致从股东会到董事会都不能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制衡。同时，上市后大股东也会有冲动——不断发起并不影响控制权的减持行为。证监会应从股权结构入手，高度重视大股东减持的问题，让大股东的精力放到上市公司增量价值的创造上，而不是存量财富再分配的减持上，最终实现大股东、上市公司、投资人和证券市场多赢局面。对于新增IPO企业，可以设定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限制，或者对单一持股比例畸高的企业，要求先到全国股转公司挂牌，经受其他机构投资者的考验。

7.改革独董制度，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随着我国公司法的修订，企业对董事会的监督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相对建立更复杂的监事会，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和以独立董事为基础的非常设委员会制度仍是较优选择。应当进一步改革独立董事的候选人机制，成立具有行业协会性质的中国独立董事公会，确定独董执业标准、职业规范、薪酬制度及评价制度。由独董公会按程序在其人才库里选定候选人向上市公司进行推荐，使独董真正能够摆脱制约对象的羁绊。同时，应进一步提升独立董事的职业能力，进行独立董事培训和资格认证。

8.树立保护投资者意识，建设股市新文化

随着证监会职能调整，投资者保护的功能整体划拨给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但证券市场的投资人是市场发展的活水源头，必须在整个市场建立保护投资者的股市文化。强化信息披露制度，确保投资者在决策时能够充分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以及风险因素。推动信息披露从“监管者导向”向“投资者需求导向”转变，提供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信息，降低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风险。建立尊重和保护股东权利的文化氛围，同时也要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的理财观念，减少市场投机行为，促进股市的稳定发展。

9.进一步建设吸引全球资本的市场环境

打造一个开放、透明、公平、稳定且高效的资本市场，就能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引进来。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强化执法力度，确保法律条款得到有效执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推动市场开放，还需要逐步降低外国投资者在本国资本市场的准入壁垒，设立国际结算、跨境金融工具、跨境支付等国际化金融产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互联互通。另外可以设立在全球范围内相比更有优势的分红政策、税收优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性，这旨在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融资结构，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贯彻相关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各部门已出台多项政策和改革措施。然而，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仍面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待加强等挑战。因此，需要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大监管和创新力度，才能真正振兴我国资本市场。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原院长；刘彪：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扩大有效需求

洪永淼 薛涧坡

一揽子增量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及时、适度、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组合，优化了政府宏观调控工具箱，提升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精准度、灵活性与有效性，推动了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2024年以来，中国经济在稳中求进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新情况与新问题，必须要以增量政策应对经济冲击，化解风险挑战。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与需求双向冲击，国际与国内风险叠加。在下一步经济工作中，要求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9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的落实工作。国庆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连续举办新闻发布会。在10月8日的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具体举措。在10月12日的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明确说明了近期将要陆续推出的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叠加运用专项债、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等，同时强调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市场对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反应积极，消费者与投资者信心明显改善，股票市场回暖上涨，市场对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充满信心。

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的核心是优化

本次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涉及地方政府、企业、银行、个人与家庭等多个经济主体，以及房地产、消费、投资等一系列重要经济领域，其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优化政策主攻方向，重建地方政府、银行与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市场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回稳向好。因此，如何做好政策优化设计是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目前，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局部风险和隐性债务风险犹存。根据2024年政府预算报告，截至2023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40.74万亿元，包括一般债务余额15.87万亿、专项债务余额24.87万亿。按照2023年GDP初步核算测算，我国政府法定负债率为56.1%，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关指标水平。为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从2015年开始，财政部门就持续发行地方债券置换存量地方政府债务。数据显示，仅在2024年年初以来，财政部就安排了1.2万亿元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令全国纳入政府债务信息平台的隐性债务余额显著降低。在本次一揽子增量政策中，我国将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额度支持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风险，这“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通过优化政府债务结构，以较低利率、较长周期的政府债券置换较高举债成本、较短周期的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能够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能够让地方政府摆脱沉重的债务包袱，轻装上阵，推动其释放更多资金用于民生工程建设与地方经济建设。

优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结构。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扩张步伐有所减慢。近年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营收与净利润出现明显下滑，资本压力加大。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六大国有银行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995.11亿元，同比下降2.56%；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6833.88亿元，同比下降0.96%。在营收与净利润方面，仅有农业银行实现净增长，其余各家银行均出现下滑。在本次一揽子增量政策中，财政部将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将进一步优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提升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其信贷投放能力，提高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优化家庭资产状况。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房地产是其最大的资产项目，也是个人资产负债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居民持有的房地产资产占其所有资产的比例为56.3%，持有的固定收入类金融资产占比34.7%，权益类金融资产占比为9%。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调整期。数据显示，2024年9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4.7%，降幅比上个月扩大0.5个百分点。房地产价格下降将减少家庭资产净值，降低家庭财富，导致居民减少消费和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能够提升家庭的财富效应，增加其消费与投资意愿；还能够提高家庭对抗风险的能力，增加其对风险资产的偏好，鼓励其较为积极地参与创业活动。在一揽子增量政策中，财政部将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从需求端与供给端共同发力，降低居民购房负担、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防范化解存量房风险，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经济主体信心。

优化财政政策主攻方向。积极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政府投资从供给端发力，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从需求端入手，以提振消费为重点，通过刺激国内有效需求带动经济回升。2008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我国政府启动“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通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保障性安居工程、灾后重建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一揽子计划，促进经济快速恢复，并在2009年和2010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使中国成为最快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并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但“四万亿”计划也带来了一系列成本，包括地方债、资产泡沫问题等。在本次一揽子增量政策中，政府优化了主攻方向，将优化经济主体（包括政府、银行与家庭等）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主要发力点之一。从短期来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可以舒缓经济主体的资金压力，提振经济主体信心；从长期看，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消费，优化资源配置，为经济长期增长保驾护航。此外，一揽子增量政策优化了在消费端的着力点，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通过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提高财政政策乘数效应，更好地拉动消费复苏与经济增长。

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本质是创新

增量政策是在既定政策之外新增的政策举措，目的是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应对新情况。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本质是创新，不仅要有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还要以政策创新推进制度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色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两手并用，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当出现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降低税收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需求端进行间接干预，改善市场预期、拉动总需求，推动经济走出低谷。同时，政府支出还会产生乘数效应，使得初始财政支出的拉动效应成倍增长。在供给端，政府可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调结构”作用，通过减税降费、税收优惠等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推动技术进步。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创新性地从需求端与供给端共同发力，以短期内提升社会有效需求、改善市场预期，中长期内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灵活运用多项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带动经济回稳向好。

增量政策是我国政府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新问题而推出的新政策新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适应性与灵活性。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增量政策”这一新提法。当时，我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政府要求在加快落实已经确定政策的同时，“要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的政策提前量和冗余度”。政策节奏靠前发力，政策力度加大，重点关注受疫情冲击的中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和基层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力来应对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稳住市场主体。2022年的增量政策在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发展、稳定市场主体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当年经济社会发展既定目标的顺利完成。面对宏观经济出现的新问题，2024年一揽子增量政策紧紧牵住当前经济问题的“牛鼻子”，以改善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作为切入点，回应社会关注的地方债、房地产等重点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希望通过一系列政策创新，在短期内提振市场信心，解决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更重要的是，政府希望通过尽快落实重大改革举措，提升经济增长动能，在长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一揽子增量政策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政策创新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了300多项重点改革举措。在10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提到，要加快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感可及、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改革举措。如何尽快落实这些重点改革举措，是在设计增量政策时应该重点关注的着力点。

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的关键是坚持系统观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作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一步设计和落实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时，必须统筹协调复杂系统中的多方面因素。只有坚持系统观念分析问题、制定政策，才能确保政策的有效性与一致性，才能保障社会整体福祉。

一是正确把握增量政策与既定政策之间的关系。增量政策是在既定政策的基础上，为应对新情况或解决新问题而进行的政策创新。一般情况下，新增政策是在保持既定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对既定政策的强化、细化或补充，因此，不能忽视既定政策本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重视两类政策之间的协调一致。同时，也不能排除由于情况急剧变化引发政策突然转向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要充分做好市场沟通与监测工作，及时了解市场主体反应与政策执行情况，做好进一步及时调整政策的准备，防止出现由于政策突然转向造成的经济剧烈震荡。

二是正确把握政府调控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关系。增量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是要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运用各项增量政策工具时，要把充分发挥市场主体活力作为重要任务，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能“靠政策吃饭”，不能寄希望完全由政府出台各项增量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政府不能过多、过频、过度干预市场运行，不能事事干预、随意出招。增量政策的出台需要坚持审慎性原则，充分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完善政策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政策做到科学、合理、及时、适度。而只有当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能够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活力时，经济才可能真正企稳向好。

三是正确把握短期稳定目标与长期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增量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提振市场信心、改善市场预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会逐渐减弱。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要靠推进经济体制重大改革举措尽快落地。不能被纷繁复杂的形势迷惑，失去对长期增长因素的把握和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有计划有领导地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巨大制度优势，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方式，能够确保经济在长远按照正确方向发展。增量政策要围绕中长期改革目标发力，把短期调控目标与长期发展规划目标有机统一。

四是正确把握经济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增量政策在完成其既定目标的同时，也可能为市场带来新的风险。在一揽子增量政策公布后，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信心的提振，但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也随之增强，投资风险有所上升。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市场风险本身不会消失，而是被转移、隐藏或者推迟了。要时刻对经济中的潜在风险保持清醒和警惕，防范化解由增量政策带来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债务风险、资产市场泡沫风险以及过度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一揽子增量政策化解了地方隐性债务问题，但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即地方政府会更积极地发行更多的隐性债务，因为有中央财政兜底。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要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用途并防止在未来出现乱发债问题。

五是正确把握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重要性。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在制定政策时，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应保持取向一致，避免政策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在政府应公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相关信息时，应确保公众能够了解具体政策的意图、目标和实施细则，增强对政策执行结果的可预测性。政府还应建立有效的政策沟通机制，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重大问题，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协调失败，提高政策透明度。在多种政策同向发力时，要把握政策节奏、控制政策力度、瞄准政策对象、创新政策工具，确保政策落实。

（洪永淼：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薛涧坡：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