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整理《中国考古报告信息总表》的成果，其写作历程可见《＜中国考古报告信息总表＞的更新与论文写作》。原文发表于《青年考古学家 第3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编，科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编排时，可能存在与原文略为不同之处，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河北师范大学2017、2018、2019级本科生）摘要：本文通过整理历年出版的考古报告，收录每本报告的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编写时长、册数、页数、价格、省份、遗址时段、性质以及丛书等基本信息，形成相关数据。通过定量分析，试图从宏观角度探讨每一项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报告某一方面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进而对中国考古报告的基本面貌做出比较清晰的描绘。考古报告是一切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中国考古学经过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报告，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 事实上，对报告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民国时期，就已零星出现；20世纪50年代时，随着发掘项目增多和资料的整理，指导广大考古工作者如何编写报告成为迫切问题，相关方法论文章逐渐出现；21世纪以后，报告的数量急剧增加，与之有关的文章也随之增多。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对单本报告的讨论：这种形式最为普遍，通常以报告的前言、后记或书评的形式出现，主要是介绍报告的具体内容，一般也会顺带讨论报告的编写特点、方法与经验等；（2）对报告编写、体例的分析：这种形式最初无疑是因为工作需要而出现的，随着编写逐渐成熟，所讨论的方向开始偏向于体例方面，使之更加完善、科学，二者密不可分；（3）对某一专题的探讨：这种形式为上面两种的结合，探讨某一类报告或报告某一方面的内容，如石窟寺考考古、科技考古、陶器遗存等报告的编写方法。近年来，出现对报告总结归纳性的综合讨论，但较为少见，且没有任何一项研究是将报告搜罗完毕的。本文在全面搜集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反映报告的发展演变历程，并初步分析其特点。想将报告搜罗完毕，首先面对的是定义问题。《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将“田野考古成果公布形式”分为考古发掘简讯、考古发掘简报和考古发掘报告，其中“考古发掘报告”最为接近本文所指的“考古报告”，书中将其定义为“一种篇幅较长的田野考古报告，一般多以专著的形式公开发表”。但在许多文献目录和研究里，对一些处于边缘地带、具有资料性质的书籍是否属于“考古发掘报告”，常有不同见解。此外，少量考古资料会以图录的形式公布，或既在图录中公布，也在报告里公布，且有一些书籍的性质介于报告与图录之间，情况较为复杂。故而，我们决定倡导“大报告”概念，放弃狭义上“考古发掘报告”的称呼，采用更为广泛的“考古报告”一词——指首次公布相关考古学材料的单行本书籍，考虑到类型、性质不一，不包含图录性质的书籍，仅保留“图录型报告”（介于报告与图录之间，具体见“性质”一节）。按照这样的定义（本文“报告”一词，若无特殊说明，皆为此定义）和标准，尽可能搜集相关书目和信息，最终形成一份《中国考古报告信息总表》，里面收录2009本报告，包含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编写时长、册数、页数、价格、省份、遗址时段、性质以及丛书等基本信息。 本文即是对表格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中，样本仅包含中国大陆遗址的报告，以及少量大陆正式出版的国外遗址的报告和翻译成中文的报告，出版截止时间为2021年年底。因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外学者用其他语言所撰写的大陆遗址的报告，相关信息与上述报告差异过大，需单独讨论，本文暂不涉及。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少量报告没有收录，且部分报告的某些信息是缺失的或本身就不存在，所以在具体分析中，某些单项的样本没有2009本，具体情况详见各节。想要等信息绝对完善再进行分析，是不可能的，只能以现有信息，做一次初步的探讨，反映出大致趋势，并简要分析报告体例的发展情况，希望日后能在此基础上，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报告书名错综复杂，难以定量分析，仅能得知书名平均为11.33个字（本文所有无限小数都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多为40个字，最少为2个字，6个字的最多，共177本。根据其特点，采用“要素法”对书名关键词提取进行分析，试图反映报告书名的命名方式。2003本报告含有以下六项信息中的一项或几项：地名、遗址名、遗址时段、遗址类型、性质和发掘时间。在书名中，地区这一要素出现得最多，是书名中最常见的核心词，遗址类型遗址名性质和遗址时段紧随其后，“发掘时间”则出现得最少。另外，一本报告的书名里通常包含3个或2个要素，六要素齐全的情况则十分罕见，仅占0.90%。这六种元素的组合方式至少有79种，地区+性质的组合最多，为179本，地区+遗址名+遗址类型、地区+时代+遗址类型地区+遗址名三种组合其次，分别为163种、127种和119种（图一、图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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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个人或单位的形式进行署名，在的2002本报告中，先将各单位的曾用名均改为现用名，各单位的下属部门也合并为一个单位，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改为南京博物院。由此，以单位署名的报告（包括以单位为主、个人为辅的署名方式）占84.22%，以个人署名的报告占15.63%（图三）。![]()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出版的报告全是个人署名，直到1932年才出现第一本由单位署名的报告，1949年以前也仅有3本。此后，以单位署名的报告数量不断增多。20世纪以单位署名的报告，占总量70%以上。进入21世纪，以单位署名的报告呈加速上涨趋势，占比较20世纪增长近20%。报告作为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要求系统、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野外和室内整理所得到的遗存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关资料之丰富，仅凭个人处理耗时巨长，而考古资料的发表又讲究时效性，所以由考古单位牵头，团队协作编写报告的形式成为主流。从数量上来看，编写报告数量在10本以下的单位占比最多，而编写报告数量超过40本（含40本）的单位占比最少，仅为1％左右。具体到各单位编写的数量上，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多，共129本，这与其雄厚的科研实力，强大的资金支持，广泛的工作范围等是分不开的。紧随其后的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数量分别为100本和64本。 以个人署名的报告，一个人编写1本或2本报告占绝大多数，有许多编写报告数量较多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丛书编者。在早期，由于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个人负责整理报告的情况较为多见，如梁思永与高去寻整理的侯家庄系列报告。如前所述，这样分析其实并不算科学，还有很多第一作者是单位的报告，其主编信息搜集得恐有遗漏，所以没有详细讨论单位和作者共同署名的情况。关于报告作者的署名情况，只能由此管中窥豹，得到一个大致的情形。民国时期发行的大多数报告中，并没有出版社一项，建国后发行的报告也有少量缺失出版社，或是在搜集中有所缺漏，仅针对1912本报告进行分析（个别报告有两家出版社，仅算第一出版社）。有182家出版社发行过报告，但各个出版社发行的具体数量相差较大：只有11家出版社，发行报告超过10本，共1542本；剩下的370本报告分属于171家出版社（表一；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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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发行主体仍是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这两家考古文博界传统的出版社共发行1299本报告，占总量67.94%。追其根由，还是这两家出版社建立时间早、专业性强、权威性高，在考古工作者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21世纪以来，报告出版迎来各种新兴力量。上海古籍出版社势头颇为强劲，其发行的报告，几乎都是近十年产出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大象出版社和三秦出版社，则因地处河南、陕西两个报告数量最多的省份，同相关机构合作密切，发行本地报告的系列丛书，故排在前列；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黄山书社等也因丛书发行而占据一席之地。（3）发行量不足十本的171家出版社中，地区性出版集团和大学出版社是佼佼者。这反映报告出版的本土化倾向，少量拥有考古专业和出版社的大学也倾向在本校出版社出版田野实习相关的报告。中国能明确出版时间最早的报告，应为1910年12月出版的《南满洲调查报告》，但该书为日文版，根据本文筛选原则，所分析报告中最早的为1923年4月出版的《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至2021年底，共2008本报告能明确出版时间。按照历史发展潮流，结合出版情况，将报告出版划分为四个时期：建国前数量较少，可视为起步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这一时期在建国前的基础上出版工作稳中有进，视为进步期；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的2000年，数量明显增多，相较前一时期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视为成熟期；从2001年到2021年，超过前面所有时期出版报告数量的总和，视为爆发期（图五）。![]()
报告出版数量随时间推移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21世纪以来，出版报告数量占总量76.64%，意味着近二十年出版的报告数量是20世纪出版报告数量总和的三倍以上。经济发展、发掘增多、科技进步、文化繁荣、有关规定等因素，都使报告出版数量更加可观，相应地，对于学科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考古材料强调时效性，现代报告编写的要求之一就是尽可能快速的整理、出版有关新发现。本分析主要针对田野考古工作进行，故大多采用单独成书的发掘报告、调查报告的数据，吸纳少量其他类型报告，再去除翻译、再版和修订的著作，共计1245本。方法是用出版年份减去该项田野考古工作最后进行的年份。经统计，报告编写时长平均为10.15年，出版时间最久的是《中国考古报告集之四·大司空村(河南安阳殷代、东周墓地及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长达73年，有23本报告在发掘或调查完成当年即出版。在早期，出现诸如“中研院”史语所发掘殷墟后大量资料未能及时整理出版、建国早期部分报告稿件丢失等特殊状况，排除这些少量非考古因素导致的编写周期惊人的书目外，平均编写时长约为九年半。如果依照报告的出版时间，将其分为建国前、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的2000年、从2001年到2021年这四个时段，每个时段内出版的报告距离发掘完成的平均时间分别为5.04年、12.43年、11.93年和9.77年；如果以四个时段内发掘的遗址距离报告出版的时间来看，平均时间则分别为21.62年、18.87年、12.74年、5.64年。可以看出，除建国前报告因多为个人书写，体例及内容尚不明确，随意性较大，以及时局动荡等原因，故编写时间长短不一外，报告的编写用时呈现缩减趋势：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报告编写用时在四个阶段中最长，主要原因在于发掘的重要遗址多，遗迹情况复杂，编写人员受外界影响较大；改革开放后至世纪之交的报告编写工作推进较为明显，在逐渐填补前一时段留下的空白外，还对新发掘遗存做了相当充分的整理；新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理念的更新和国家文物局的要求，一大批重要遗存的报告出炉，上世纪遗留的诸多报告有关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报告的编写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也有诸多遗址尚未出版报告，会导致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所以平均时间应更长。 影响编写时长的因素有多种，除不可抗力外，主要原因有：遗址本身具有相当复杂性，内涵多元，大量发掘材料待整理，总体编写难度大；发掘周期长，部分材料的整理经由多人之手完成，人员调动情况较复杂；学术需求和上级部门要求促使材料加速整理出版求；出版社的编辑时间、稿件的修改审核等。册数和页数都是衡量报告体量的标准，本文所指的一本报告通常为以书名号进行统计的一套报告，包含一册或多册；同时，对页数的判定，依照年鉴上的标准，主要分为正文页数、图版和彩页，但实际中情况不一（如部分报告的图版包括彩页），这里仅分析正文页数。2009本报告，计2940册，在每本报告中，单册本为主体，多册本较少。多册本报告中，2至6册本的报告多为图版或研究性内容单独成册，20世纪出版的仅31套，87.40％为21世纪以来出版；除去90册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外，7册本以上的报告全部属于大型丛书性质，即在同一名称下包含若干分册（极少数丛书为4册本或5册本，书名号不同的丛书不算于此），共计610册，占总量20.73%（表二）。![]()
1794本能明确页数的报告共计641847页，平均为357.77页。页数最少的是《邓县彩色画象砖墓》，仅有5页；页数最多的单本报告是《鲁中南汉墓》（上册），有943页。页数在1000页以上的报告都是多册本报告一起计算的页数和，因书籍装帧受限，没有出现单册页数上千的报告。将报告页数按照一百页为一阶段进行划分，五百页以上单独划分，得到各页数段报告的数量，可以看出200到300页的报告占比最大，为25.42%。另外，页数和出版时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书目页数随时间变化而增多的趋势明显。民国时的报告，平均页数为129.03页；建国后到20世纪末，平均页数为231.64页；2000年以后，平均页数为394.31页（图六）。![]()
综上，单册本一直是报告编辑的主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册本报告逐渐增多，且趋势加强。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田野考古工作进行的更细致、记录整理与披露更丰富、多学科交叉工作开展更全面、印刷方式不断进步等。日后，多册本报告将成为主流。页数则受发掘遗址的信息丰富程度、报告整理的标准、出版发行的设计、所附研究成果的多少等几方面因素的影响。考古学科不断发展进步，报告编写的要求也在提高，要求尽可能有效展示调查发掘的成果。一本报告不能无限细化地编写下去，细化的报告导致页数的膨胀，进而延缓资料的发表，成果的展示也失去一定时效性。如何平衡好报告资料编写的丰富性和时效性，在最大程度上科学、客观展示资料是未来报告编写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对报告价格讨论，考虑到不同时期币种混乱，为简便计算，仅分析建国后以人民币定价的报告，并且剔除30套丛书性质的报告，这些报告价格昂贵（总计493900元），绝大部分是2000年以后出版的，会影响平均值。受经济发展因素，采用分时段的方式对1812本报告进行分析，共分为1949-1978年、1979-2000年、2001-2021年这三个时段（图七；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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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定价七十年来呈现出上涨趋势，这自然是跟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相关，也跟报告的制作成本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有85本报告有两种定价（上文按最低价格统计），除了76种是平装本和精装本的区别外，还有报纸本和道林本、国产纸和进口纸、凸版纸和胶版纸、甲种和乙种等方面的不同，且几乎都是20世纪出版的，八十年代前有22本，八十年代有29本，九十年代有33本，只有1本是2001年出版的。两种定价大部分都没有明显规律，少数二者间价格差一倍，八十年代后，价格上涨，两种定价的价格差显得更大，但增幅一般不超过15%。 报告的地域特征明显，就中国大陆地区31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1949本报告进行分析（图八）。![]()
不同省份之间已出版报告的数量差距较大，最多的是河南省，最少的是天津市，每省平均62.90本，数量在平均值之上的省份有13个，共1417本，占总量72.70％。河南省的报告数量突出，占总量14.15％，且类型全面，时段连续性强，遗迹内涵丰富，反映河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河南省从中国考古学诞生伊始，就是我国田野考古的重点地区，长期以来的工作积累大批材料，使报告的数量激增，此外，近几十年来一大批重点基建项目在此落地，基建带来的考古工作显著增多，同样促使报告数量的增加。其次是陕西省，占总量9.44％，其原因与河南省相似，皆是我国田野考古的重点区域。排名第三的湖北省，地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交汇点，这两项重点基建项目带来的报告占据全省三成。排名第四的甘肃省，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化荟萃之地，有着丰富的古代艺术遗存，近代以来对以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寺遗存考古的井喷使得美术考古类与石窟寺考古类报告出版众多，占该省报告的大部分。 天津市、海南省、青海省、上海市、贵州省、黑龙江省、西藏自治区等地的报告较少，每个地区的报告都不足20本。天津市和上海市是直辖市，相比其他省份地域面积较小，历史资源相对不足；青海省、贵州省、黑龙江省、西藏自治区等尽管面积不小，但或是因为地理因素不利于工作开展，或是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致使抢救性发掘不多，报告数量偏少；海南省则位于海岛，面积较少，报告多以调查为主。报告记载遗存的时段分类详细、信息芜杂，很多仅是孤例，但彼此亦常有相通之处。按时段之间的关系，可将信息分为单一时段（遗存时段单一）、时段连续（遗存时段跨度相对大）以及时段分散（遗存时段跨度大，中间缺环）这三个类别，共涉及1464本报告（图九）。![]()
单一时段的报告，最为主要，时段连续的部分也有一定数量，时段分散的报告较少。因遗存包含的时段杂乱，所以导致时段的表述也有不同，为求统一，时间段划分为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元明清，将报告归入其中。不过，这种做法并不科学，比如时段划分还要别的标准，少量报告无法归入这些时间段被舍去，以及一些跨时段的同一本报告被归入到不同的时间段里，图一〇并不能体现出某时间段所占该本报告的比例。但也能看出一些特点：（1）旧石器时代因相对独立，报告类型并不复杂，数量也较少；（2）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一向是我国考古界的重点，相关成果较多，报告数量首屈一指；（3）秦汉和宋辽金元明清的报告较多，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的报告较多，但这四个时期也即传统上的历史时期考古，其具体划分方法历来不一，直接影响到数量的分布状况，总体上，秦汉至南北朝和隋唐至明清两个阶段的报告数量相当。 ![]()
报告的性质五花八门，出版形式更是丰富多彩，进而导致具体分类标准不一。整理中，根据每本报告的具体特点，整理出一套分类标准，尽可能将其归纳，肯定有不科学之处，但应大体符合客观情况，2009本报告的性质共分为发掘报告、调查报告、简报集、文集、图录型报告、美术考古类、石窟寺考古类、岩画类、特殊类和其他类（图一一）。![]()
（1）主体内容为发掘或既有调查又有发掘的报告列为发掘报告，主体内容为考察、踏查、调查、勘探或试掘的报告列为调查报告；毋庸置疑，这两类报告是最主要的类型，占总量近三分之二，可视为狭义上的“考古报告”。（2）简报集和文集可视为一类，都属广义上的文集形式，内容为多篇简报合集的为简报集，含附有少量研究文章的部分，研究文章较多简报较少的为文集；这两类报告在建国前后偶尔出版，主要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出现的，近些年来尤为增多，十年间（2012-2021年）出版的占总量41.70%。（3）图录型报告指以图版、插图等为主体的报告，文字较少，或仅作为叙述、介绍，暂不包含以图录性质公布考古材料的书籍，美术考古类报告则是在于书的主体是考古艺术遗存，或对遗存进行艺术性解读并含有一手考古材料；这两类报告占比很少，都是建国以后出现的，但情况有所不同，前者基本上各时期都有一些，且相较于其他类型，在建国初期占比较高，此时多以图版形式展现发掘成果，后者几乎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之前仅见1本。（4）石窟寺考古类报告与岩画类顾名思义，指遗存为石窟寺与岩画的报告，这两类报告都是建国以后出现的，专业性较强，较为独立，近些年随着工作的开展，其数量也在增多，十年间（2012-2021年）出版的占总量48.12%。 （5）特殊类报告大多与文物保护、修复、古建筑搬迁、修缮等有关；其他类报告难以归入以上类别，但又包含一些发掘资料；这两类报告包含各类内容，较为杂乱，广泛存在于各个时期。关于报告的丛书，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1）报告系列丛书，如“考古学专刊丁种”；（2）区域性系列丛书，如“洛阳考古集成”；（3）单独一套丛书，如“中国考古集成”；（4）一些考古学、综合类或地方类丛书，包含少量报告，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除极少数报告属于两套丛书外，存在因信息分散，部分书目不知道属于某一套丛书的情况，具体分析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总之，至少有762本属于丛书系列，计175种丛书，报告数量前十的丛书见图一二。考古学专刊丁种是最重要的丛书，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自1956年创办以来，筛选对学界意义重大的田野报告出版，迄今共出版98本；陕西、宁夏、云南、福建、新疆等地区，也专门出版各自省份的报告丛书，且数量持续增加，形成自己的序列；长江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的系列报告占据丛书的重点，反映大型基建工程出版的报告系统性、有序性的状况。结合出版社来看，丛书的出版社仍然是科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占主要部分，前者共313本，后者共212本，共占总量68.90%，和所有报告中两家出版社所占的比例（67.94%）十分接近。 由于丛书种类众多，类型不一，具体本数也相差过大，无法做更为具体的分析，只能点到为止。![]()
经过百年积淀，中国考古学产生的两千本报告囊括内容丰富至极，讨论不同时代报告体例变迁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基于以上分析，简要描述。报告体例的发展可初步分为四个时期：1927年出版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可以视作中国学者自己编写正式考古报告的创始，日后报告里最基本的元素已经出现，如发掘者、发掘经历、发掘成果等，并且用较大篇幅报道遗迹遗物的基本情况，奠定了考古报告以如实、准确报道调查发掘材料为核心的书写体系。紧接着，作为殷墟发掘成果出版物的四册《安阳发掘报告》，除及时报道清理出的遗存之外，还附专文对诸如陶器、甲骨、墓葬、宫殿基址等遗存做了初步细致地分析。不过，这两套报告太过简短，常被视作简报，在讨论报告发展演变时容易被忽视。到1934年，《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下文简称“《城子崖》”）作为“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在书中，梁思永先生首次对城子崖的发掘遗存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做出报道和分析，着重表现了初步的类型学思想和分期意识。其中器类器型分类叙述，地层遗迹分门别类，兼顾自然遗存、自然地理和遗址历史变迁的编写体例成为考古报告沿用至今的模范。这一时期，还有《中国猿人化石之发现》《高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等报告出版，都是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体例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以上所述的特点，但同后世相比，不足之处尚多，如报告内部有关概念内涵不清晰、分期意识不强、遗迹遗物多混杂描述等，这也是新事物刚出现时不可避免的缺憾。 1949年以后，随着考古工作正规化，在《城子崖》体例模式的影响和夏鼐先生的指导下，《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等报告相继出炉，宿白先生编写的《白沙宋墓》补齐了历史时期报告编写的空白，至此，报告的编写经验逐渐完善，基本规范完全确立，日后报告所包含的各要素和具体的书写规范基本有了相应的范式可供参考。之后，《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洛阳烧沟汉墓》《郑州二里冈》《庙底沟与三里桥》《京山屈家岭》《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等一系列经典报告的出版将确立的规范推广开来，并努力在此基础上对遗存的报道逐渐由“人”、“物”分离的客位叙述转化为“透物见人”的主位叙述模式，进一步拓展报告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报告的编写进入快速发展期。八十年代后，虽然传统意义上的报告体例上似无多大改变，但在丰富以往内容的基础上，出现许多新的形式，如：遗存的时段与内容上，存在大量新的关注点，以及冷门领域的发现开始增多；地域上，许多非传统考古大省的报告增多甚至是第一次出现；性质上，出现以往没有的新类型。诸多方面都得到极大扩充，与此同时，对体例的要求相应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为接下来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元君庙仰韶墓地》《张家坡西周墓地》《曾侯乙墓》《定陵》《北魏洛阳永宁寺》《舋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等这一时期出版的报告，也都是经典之作。20世纪末，《驻马店杨庄》《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舞阳贾湖》等一批田野发掘报告的面世，为报告体例带来新的特点，这类报告在以往分型分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多学科研究分析；另一方面，2000年出版的《天马-曲村：1980——1989》，也意味着多卷本报告的时代来临。除了延续以往的优点外，这两方面构成21世纪以来报告体例的特点，近年来，更是出版《二里头：1999—2006》《龙口归城：胶东半岛地区青铜时代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等优秀报告等优秀报告为这一新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做了极为有益的尝试。 另外，世纪之交开始编写并在21世纪后陆续出版的“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和“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标志着中国考古报告编写标准化的完成。总的来看，中国考古报告的编写体例经历了一个较早成熟、较快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时代要求和学术自觉中锐意创新，形成如今一体多面、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持续发展，考古工作的手段日臻完善，成果也随之愈加丰富多元。新时代的考古工作需要我们将发掘、调查的一手材料全面公布，多学科在考古的旗帜下融合发展同样成为时代所需。同时，国家文物局刊布的《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也对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提出明确要求与具体措施，相信以后这样的计划会越来越多，有利于学科的进步。在今后，报告的编写应在之前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一批基于大遗址考古材料的特色鲜明的报告为我们呈现出“综合而不杂糅”“全面而不繁琐”的新气象：既最大限度的公布材料又详略得当层次分明，多学科研究内容不再是地层、遗迹、器物类型的生硬附属，而是有机融合在报告前后章节的语境之中。报告数量庞大，本文只是对相关数据进行简单而又直观的处理与讨论，注重客观信息，具体内涵、细节和特色未能详尽分析。总体来看，一百年以来，报告的发展、演存在一定规律，在某些方面也具有特色。 报告的书名通常包含地名、遗址名、遗址时段、遗址类型、性质和发掘时间等6项要素，“地区”这一要素在书名中出现得最多，一本报告的书名里通常包含3个或2个要素；报告的署名方式一般以单位为主，个人为辅，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单位为第一作者的报告比例逐渐增加；至于发行机构，仍以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为主，但21世纪以来，报告出版也迎来各种新兴力量。根据报告的出版数量特点，将其分为起步期（建国前）、进步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夕）、成熟期（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的2000年）和爆发期（2001年到2021年），近二十年出版的报告数是过去八十年里出版报告数总和的三倍以上；报告编写时长平均为10.15年，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报告的编写时间在加快；同样，报告的价格，在进步期，绝大部分报告都在10元以内，成熟期内，近一半报告的价格集中在50元以下，到爆发期，报告的平均价格已涨到300元以上；对于体量，单册本一直是报告编辑的主流，但多册本报告逐渐增多，每本报告的平均页数约为357.77页，且页数随时间变化而逐渐增多；不同省份之间已出版报告的数量差距较大，河南省、陕西省和湖北省的报告数量最多。从时段来看，旧石器时代的报告最少，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报告数量远高于历史时期，而历史时期的各阶段报告数多集中在前后两段；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首次对报告性质做了详细的划分，共分为发掘报告、调查报告、简报集、文集、图录型报告、美术考古类、石窟寺考古类、岩画类、特殊类、其他类等十类，并提出相应的标准，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思路；此外，有一些考古系列丛书需要注意，比如考古学专刊丁种和各个省份报告丛书，以及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的系列报告。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对百年来报告体例发展演变做了初步分析，将其分为草创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综合期，并介绍每一期。应该说，所有讨论中，一些具体问题都难免有所争议，文章中采取的只是经过讨论后得到的标准，不一定正确，也肯定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还可能存在诸多技术上的失误。不过，目的是从宏观上分析报告的发展演变情况，这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错漏之处，恳请批评指教。 附记：搜集、整理和分析期间，我们得到大量师友提供的意见、信息，没有他们的帮助，报告表格和本文都是不可能完成。在此，对一直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师友表示感谢！1.杨树达：《读<乐浪>书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第5卷第4号，第7-9页。2.拓古：《盘龙城与<盘龙城>》，《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第87-93页。3. 陈公柔：《对于编写报告的一些体会》，《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第89-95页；梁思永：《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文物天地》1990年第1期，第7-8页。4.杭侃：《石窟寺考古报告的诸问题——读<莫高窟形>有感》，《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22日。5.袁靖：《论科技考古内容在考古发掘后报告中位置的变迁》，《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9日。6.王小娟：《考古报告中陶器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变迁》，《不惑集：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7.张越：《我国考古报告编纂的历程与范式研究》，山西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8.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9.汤惠生：《从实证到验证——<跨湖桥文化研究>读后》，《考古》2016年第9期，第116页。Colla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rchaeological ReportsLong Tianyi Ge Lanqing Fan Peiyan He Dan Huang Xinyi Lu Wanlin Qin Yitong Wang Qianxi Yang Yufeng Zhang Chuwen Zhang Yan（2017 2018 2019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Abstract: By sorting out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s published over the years, and based on the final tab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each book, such as the title, author,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ing time,compose time, number of copies, number of pages, price, province, site period, nature and series, and have formed relevant data.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each information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so as to reflect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a certain aspect of the report, and then make a clearer description of the basic face of China's archaeological report. Key Words: Archaeological report,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ical, Quantitativ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