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2013-2021年中国3347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中国环境保护税（EPT）对企业数字化转型（EDT）的影响，通过应用双重差分模型，本研究介绍了一个新的视角，即EPT如何通过对数字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来阻碍EDT。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负面影响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和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然而，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EPT对EDT有负面影响，但EPT与改善的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正相关，强调了非预期的环境效益。这些见解为环境规制与数字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都具有启示意义。本研究主要探讨EPTs对EDT的影响及其机制。本研究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以减轻EPT对EDT的不利影响，同时利用其积极的生态效益。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启动了以追求高质量发展和将可持续实践融入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战略转型。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理事会发布《数字中国建设总体布局规划》，表明中国致力于将数字化转型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引擎，打造数字时代的竞争新优势。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对业务流程、文化和客户体验进行系统性改造，以提高组织效率和竞争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2022年我国产业数字化价值达到41万亿元，占GDP的33.9%。2023年全球数字化转型市场规模估计为8802.8亿美元，预计2024年至2030年将以27.6%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将达到46177.8亿美元。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数字化平台等数字化技术和新兴模式的应用，使企业的产出能力和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与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扩张相一致，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近年来激增。数字化转型可定义为一个演进过程，通过该过程，包括社交媒体、移动的设备、分析和嵌入式设备在内的新数字技术被用于简化运营流程，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企业数字化转型（EDT）是企业管理模式从“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变的过程的报告。具体而言，EDT是指企业向大数据、分析、云、移动的和社交媒体平台的转型。组织处于不断的转型和演变状态，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环境.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变革，它会在业务运营、业务流程和价值创造方面带来独特的变化。这一转变不仅具有变革意义，而且对于企业在快速发展的数字化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也至关重要。
本研究为相关文献做出了三大贡献。首先，发现了EPT对EDT的悖论效应，丰富了有关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第二，本研究确定了环境规制对EDT产生不利影响的机制。第三，本研究运用源自信息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全面解释了环境规制（EPT）对EDT的影响。
研究假说:
H1: EPT显著抑制EDT的进展
H2: EPT挤压了数字投资，抑制了EDT的发展。
H3: EPT导致了就业的流失，抑制了EDT的发展
H4: EPT减少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抑制了EDT的发展
1.基准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DID方法估计EPT对EDT的影响，结果见表2。如第（1）栏和第（2）栏所示，无论是否包括控制变量，EPT对EDT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负向，显示出EPT的实施显著阻碍了EDT。这一结论与EPT可显著抑制EDT的假设一致，结果见表3。
2.稳健性分析
2.1平行趋势检验
在该分析中，DID的完整性基于对照组和给药组之间平行的给药前趋势的假设。为了验证这一点，本研究使用事件研究方法，重点关注2013-2021年。政策分组变量和实施EPT前后季度的虚拟变量的相互作用对于本研究评估平行趋势至关重要。如图2所示，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没有显着的影响，从前EPT时期的公司业绩，与互动条款后，才成为显着的EDT政策实施。这证实了EPT对公司绩效的重大影响，并支持了EPT实施后DID方法的有效性。
2.2倾向得分匹配
表4的结果表明，匹配后，所有控制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的绝对值都下降到5 %以下，证明倾向得分匹配( PSM )方法有效地减少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t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匹配之前，控制变量与零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匹配后，控制变量的差异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即满足控制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的要求。从这些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匹配后的样本通过了平衡性检验，证明匹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样本选择带来的估计偏差。这表明样本匹配取得了类似于随机对照实验的效果。
表5给出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列( 1 )中EPT ( β = -0.096 , p < 0.01)的系数仍然为负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EPT仍然抑制EDT。
3.异质性分析
3.1公众环境关注
有证据表明，公众环境关切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由于税率提高促使企业调整行为，通过社交媒体对企业不遵守污染标准的公共话语有助于提高企业的遵从度和减排量。因此，外部对企业遵守EPT政策的压力可能是通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来施加的。此外，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倾向于通过挤占数字投资进行更多的环境投资，并见证了劳动力需求更大幅度的减少，这与机制假说一致。因此，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的EDT过程受到EPT的显著影响。使用一系列数字资源构建了综合指标。这些指数包括与"雾霾"和"环境污染"现象相关的省份-年份层面的检索词、信息和媒体数据。在给定年份中，指数高于中位值的省份的企业被定义为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的群体。
表9显示，列(1)中的系数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EPT对面临较大公众环境关切的企业的EDT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列(2)中的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与公众关注度高的企业相比，当企业处于公众环境关注度低的地区时，环境绩效对环境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在环境问题上投入更多精力的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他们更灵活地调整操作行为来实施EDT过程。
3.2公司治理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公司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将该指标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表10显示，在1%的水平上，第(1)列和第(2)列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环境税对高、低公司治理能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均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但第(1)列的系数绝对值小于第(2)列，说明公司治理能力较低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受到的阻碍更大。在异质性的背景下，对组间差异进行Fisher ' s Permutation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无差异的初始假设。
4.机制检验
前面的实证分析证实了EPT对EDT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理论分析中，本研究提出EPT通过挤出数字投资、减少内部就业储备和抑制对外直接投资来阻碍数字化转型。这一命题得到了验证，机制检验的结果在表11中给出。
表11的第(1)列是关于EPT对企业环境支出影响的分析，控制了一系列变量。EPT的估计系数为0.0102，且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EPT通过增加环保投资阻碍了数字化转型，挤出了数字化投资。持续的资金投入是推动( Peng & Tao , 2022)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众多地区的严重污染迫使企业提高污染防治成本，这直接降低了企业的数字化投资，削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力。
表11的第(2)列研究了EPT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控制变量保持不变。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EPT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EPT通过减少企业可用的人才资源，阻碍了EDT。EPT破坏了健康的人力资本，并导致人力资本的外流。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吸引具有数字技术应用和研发能力的专门人才。因此，EPT降低了企业的人力资本蓄水池，阻碍了数字化转型。
表11第(3)列考察了环保费改税政策对FDI的影响。系数为- 0.1，t值为0.0187，说明在1%的水平上，环保费改税政策显著降低了FDI，从而影响了EDT。在低于一定门槛值时，FDI水平会因环境费改税政策的响应而下降。此外，EPT的引入促使先前依赖低环境成本的外商投资企业重新评估其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决策。因此，环境保护费改税政策将导致FDI减少，从而阻碍EDT。
初审：梁笑嫣
审核：徐彩瑶
排版编辑：蒋定宏
文献推荐人：蒋定宏
参考文献：Xinyu Zhang, Yixuan Liu, Shaoze Yu, Ouwen Lin, Lu Meng,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Volume 97,2025,103743,ISSN 1059-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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