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享】数字经济是否改善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消费?

近年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中国数字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从2005年的14.2%增长到2020年的38.6%。与此同时，中国长期面临需求侧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96%下降至2019年的38.79%，其中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2000年的15.64%降至2019年的8.41%。激发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已成为释放需求侧潜力的重点。在这一方面，数字经济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引领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经济形式，数字经济正在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大大加快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的周转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并逐步形成了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另一方面，以大规模产业智能化应用为特征的数字经济也推动了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重组、升级和重新配置，从而改变了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由此，产生了一个自然的问题：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数字经济通过哪些渠道产生这种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涵盖了数字经济、低技能和高技能企业部门以及异质性家庭，以揭示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式和原因。基于理论模型的推导结果，本文进一步利用2012年至2018年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为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提供了实证证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为了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包含了低技能和高技能的企业部门及异质性家庭，以揭示数字经济如何通过不同渠道作用于家庭消费，尤其是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消费情况。数字经济对低技能家庭的相对生产力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降低低技能劳动的相对生产力，从而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由此，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消费受到抑制。理论模型显示，数字经济通过技能偏向的技术替代低技能劳动，导致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从而抑制了低收入家庭的消费。

财富积累的影响：数字经济可能加剧了市场垄断现象，尤其是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少数平台公司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社会财富集中，贫困和温饱家庭的资本积累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消费能力。这种垄断效应对低技能家庭尤为不利，使他们难以实现有效的资本积累，进而减少了消费支出。

消费环境的改善不足：尽管数字经济促进了部分家庭消费的便利性，但对于贫困和温饱家庭，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未显著改善其消费环境。这些家庭通常缺乏必要的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惠及具备资源的中高收入群体。因此，数字经济在提升低收入家庭消费水平方面的作用有限。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当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低技能部门的劳动力扩张技术，而对低技能部门的资本扩张技术的影响最小时，低技能家庭的相对消费随着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减少。

假说2：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削弱: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生产率，增加了失业风险，并给低技能工人带来了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消耗减少了。

假说3：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放大了垄断倾向，阻碍了资本的积累低技能家庭的资本财富，主要归因于低技能部门的资本扩张技术的有限影响。因此，他们的相对消费受到抑制。

2.研究内容

2.1基准回归结果

表5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家庭消费的影响。首先，第(1)列采用了家庭的混合横截面数据，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与贫困家庭（famp）和温饱家庭（fams）消费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每提高一个单位，贫困家庭消费减少约12.1%，温饱家庭消费减少约6.24%。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消费水平，对贫困家庭的影响尤为显著。第(2)列通过家庭层面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与第(1)列一致，数字经济发展与贫困和温饱家庭消费的关系仍然为负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分析中，富裕家庭作为对照组，以相对消费为解释变量，从而避免多重共线性并简化分析。

2.2内生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尽管已经控制了家庭的时变特征、时不变特征及时间特定冲击，但反向因果关系和测量误差等仍可能引起内生性问题。例如，数字经济的扩展可能加剧财富不平等，或者本身就存在财富不平等的经济发达城市可能拥有更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此外，数字经济指标的构建过程中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导致其与未观测因素相关。为此，本文构建了基于地理距离的工具变量。具体而言，使用城市与核心经济中心（如北京、上海等）的距离，结合地形特征以及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的变化，生成了外生工具变量，以解决时间不变的地理变量带来的局限性。通过将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与地理变量交互，这一工具变量既满足了时间的动态性，也具备外生性。表6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各列 F统计量大于10临界值，表明工具变量通过弱工具检验。每列LM统计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证实了工具变量的可识别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IV与家庭是否贫困或生存之间的交互项系数为基线模型的结论提供了支持证据，即数字经济发展对弱势家庭的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对贫困家庭的负面影响更大。实证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的弱工具检验与识别有效性得到了验证，支持了基准回归的结论，即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更为明显。

此外，表7结果表明，本文基于“宽带中国”政策的试点城市数据进行了多期双重差分（DID）分析。该政策通过提升网络基础设施改善了数字经济的覆盖范围。结果显示，政策试点城市的贫困和温饱家庭相对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进一步支持了数字经济对低收入群体消费的抑制作用。

2.3稳健性检验

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通过对数字经济指数中的各个子指标进行降维，并采用算术平均法对这些指标进行汇总，得到新的解释变量。如表8所示，在1%水平下，数字经济与贫困户和温饱户的交互项显著为负。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导致贫困和温饱家庭的相对消费下降，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更大。即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相对消费，对贫困家庭的消费影响更大。

数字经济指数的构建以数字平台活跃度、数字用户活跃度、数字产业活跃度和数字创新活跃度四个指标为基础。如表9所示，数字平台、数字用户、数字企业、数字创新与贫困或生存状态的交互项前的系数均为显著负。表明数字平台、数字用户、数字产业和数字创新活动篡改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消费。这些发现为利用数字平台活跃度、用户活跃度、产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数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支持。

2.4机制分析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数字经济如何通过不同机制抑制贫困和温饱型家庭的消费，分析表明，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以下两大渠道展开，首先，将机制变量(失业风险或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回归到关键解释变量(数字经济与家庭贫困状况的交互项)上。其次，在机制变量和关键解释变量的三重交互项上对居民消费进行回归。表10给出了相应的结果。第(1)和(3)列显示，数字经济与贫困户或温饱户指标之间的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增加贫困和温饱家庭的失业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降低了他们的相对消费。数字经济通过放大垄断倾向和阻碍低收入家庭的财富积累，改变了市场结构和财富分配。一方面，数字经济容易导致市场集中度提高，形成互联网平台寡头垄断。因此，数字平台的这种寡头垄断性质导致社会财富流向少数垄断者，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剥夺，从而抑制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相对消费。另一方面，资本倾斜的技术和工业情报的广泛使用侵蚀了贫困和温饱家庭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加剧了缺乏资本积累的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收入剥夺，阻碍了他们的消费。

本文引入综合效率竞争力指数作为衡量数字垄断程度的指标，表11给出了实证检验结果。第(1)列中交互项前的负系数证明数字经济降低了贫困和粮食安全水平较低的城市的竞争效率。第(2)列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城市竞争效率，削弱了贫困户和低保户的相对消费，因此表12进一步考察了数字平台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对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及其对贫困户和低保户消费的影响。第(1)和(3)列中数字经济与家庭贫困或温饱之间的交互项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增加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剥夺。(3)和(4)列所示，数字经济加剧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剥夺，导致他们的相对消费减少。在劳动力市场，发现数字经济增加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失业风险和预期收入不确定性。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加剧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剥夺，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相对消费。

2.5异质性分析

本文通过考虑贫困和温饱家庭的资本禀赋，进一步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其消费影响的异质性。通过家庭财产总值衡量家庭物质资本。区分家庭的高低物质资本，采用家庭财产价值中位数作为截断点。表13的面板A显示，对于物质资本较低的贫困和温饱家庭，数字经济与家庭贫困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项系数表明，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些家庭的相对消费受到了明显的抑制。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家庭认知能力和消费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使用户主是否拥有大学学历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标准，并利用这一标准对样本进行分类进行回归分析。在表13的B组中，数字经济与家庭贫困状况之间的交互项仅在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中显示出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数字经济主要削弱了人力资本较低的贫困和温饱家庭的相对消费，以非正式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在经济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家庭内部私人转移作为家庭社会资本的指标，对样本进行分类进行回归分析。表13的面板C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贫困状况之间的交互项仅在没有私人转移的家庭中显示出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降低了社会资本有限的贫困和温饱家庭的相对消费。

2.6进一步讨论

本文通过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和家庭财富不平等的中间传导路径，确立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削弱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相对消费。考虑到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影响他们消费的其他因素。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和消费粘性是否作为数字经济影响这些家庭消费的中间传导机制?其次，从普惠数字金融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改善了贫困户和温饱户的消费环境。通过探索这些额外因素，旨在全面了解数字经济如何影响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消费，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和家庭财富不平等的传导路径。排除其他中间传输机制。表14给出了对涉及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和消费粘性的中间传导机制的分析结果。本文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家庭储蓄率和与保险服务相关的子指标作为预防性储蓄的代理，而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家庭负债率和与信贷服务相关的子指标来评估流动性约束。表14第(1)和(2)列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贫困或温饱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项的系数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没有通过增加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倾向来排挤家庭的相对消费。(3)-(5)列表明，数字经济与贫困或温饱家庭之间的交互项系数对于家庭信贷服务、贷款服务和债务比率也不显著。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没有通过增加流动性约束的途径削弱贫困和温饱家庭的相对消费。(6)列所示的数字经济对贫困和温饱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贫困和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的消费下降主要不是受到其消费粘性的影响。此外，第(7)列中两个滞后的总消费对数的相互作用项的系数也不显著，证实了数字经济驱动下的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和财富不平等是削弱贫困和温饱家庭相对消费的主要中间传导路径。因此，研究结果支持穷人和温饱家庭相对消费的下降主要归因于数字经济产生的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和财富不平等，而不是所研究的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或消费粘性机制。

基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消费环境分析。为了检验数字经济不断变化的消费格局是否有利于贫困家庭并提高他们的消费潜力，本文目标是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改善了贫困和温饱家庭的消费环境；第二，新的消费环境如何影响这些家庭的消费。表15第(1)-(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贫困户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数字经济的发展损害了贫困家庭的消费环境。相反，数字经济与低保户交互项的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导致低保户消费环境的改善。因此，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消费环境并没有惠及贫困和温饱家庭。第(5)-(8)列中，进一步考察了新的消费环境对贫困和温饱家庭消费的影响。新的消费环境变量(支付服务、覆盖范围、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与贫困户和温饱户之间的交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新的消费环境加剧了贫困家庭和温饱家庭的相对消费。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消费环境并没有惠及贫困和温饱家庭。

本文利用2012—2018年的数据，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特别是对贫困和温饱型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数字经济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存在显著负面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同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导致贫困和温饱型家庭的消费相对受抑。

（2）数字经济通过增加劳动市场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稳定性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因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增加，从而进一步减少了他们的消费支出。

（3）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数字经济带来了市场结构的垄断化，特别是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少数公司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财富进一步集中，限制了低收入家庭的资本积累，从而抑制了其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