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格拉斯哥迎来一年一度的“国际曼德拉日”。市政厅纪念晚宴上乐队奏出的美妙乐音将宾客们带到世界各地，一曲竹笛奏出的《茉莉花》更是让中国风韵洒满大厅。带来当晚动听旋律的领衔乐手是英国作曲家、笛乐演奏家——爱德华·麦奎尔。
麦奎尔是当代少有的在西方古典音乐和地方民间音乐两个领域同时耕耘的当代英国作曲家。数十年来，他的作品频频被世界顶尖乐团演绎，并在众多国际音乐艺术节上亮相。他曾先后获得“英国作曲家大奖”和“创意苏格兰大奖”。麦奎尔还同时在苏格兰传统乐队“板凳吹鼓手”和演奏中国民乐的“和乐团”中担任灵魂乐手。他一次次将自己的中国情结寄于音乐创作，尽情演绎中国传统文化。在跨越语言与国界的音乐人生中，麦奎尔亦成为中西人民友谊的推动者。
爱德华· 麦奎尔
在音乐中遇见中国：友谊的萌芽
人民网：1991年，您带着苏格兰当地的民间文化团体“板凳吹鼓手”乐团访问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与北京“友好民乐团”中英互访交流演出中的一环。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苏格兰人报》称这是“苏格兰在中国的首次音乐出访”。能和我们分享一些早年您与中国文化的际遇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吗？
麦奎尔：我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兴趣可以追溯回我的学生时代。1968年，我在伦敦买到了一支箫。我第一次去中国则是1990年，那时我和苏格兰芭蕾舞团去香港演出我的舞剧《小飞侠》。在北京，我见到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代表，他们邀请“板凳吹鼓手”和由二胡演奏家周耀锟先生领导的民乐团在之后的一年中进行互访。周先生教了我们不少中国民间音乐曲调。在上海，我还见到了时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的作曲家顾冠仁先生。所以这是一次很棒的文化启蒙。
回英国后，我开始学习中文，并得以认识了我的一位中国舞蹈家朋友。她萌生了让苏格兰音乐家与当地中国音乐家合作演出的想法，这就成为了“和乐团”的雏形。在“板凳吹鼓手”里我演奏西方乐队长笛，在“和乐团”里我演奏中国竹笛。2004年，我们以民间传说牛郎织女为题材，合作了一部舞剧——《天地缘》。乐队里既有苏格兰风笛、六角手风琴、凯尔特竖琴，也有扬琴、二胡和古筝。音乐语言方面，我尝试通过五声音阶把两种音乐风格进行融合。
人民网：您的不少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作品都在流传中被赋予十分可贵的社会意义。比如，您的《中国舞曲》被BBC苏格兰交响乐团的中国巡演选作加演曲目，您的室内乐作品《中国民歌组曲》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孔子学院的庆典上被演奏。您如何看待这些创作在促进国际间文化沟通方面的作用？
麦奎尔：我从和中国音乐家的对话、切磋中学到很多。我的中国舞蹈家朋友曾给我介绍过一些云南、新疆、西藏的民间舞曲。她能唱，还能随之起舞。我把它们改编成了三首室内乐作品。有趣的是，这套作品是由一个古典乐团委托我创作的。2013年，美国的古典乐团“星座三重奏”完成了这套作品的首次中国巡演，观众的反馈非常好。这个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次环球旅程：中国音乐来到我的国度，又被一个美国团体从苏格兰带回中国。它提醒我们在思想交流和促进跨国友谊方面，音乐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我曾担任苏格兰中国协会的主席，至今我还在为他们履行一些职责。这些年我们对中国的发展以及在国际上的动态一直保持关注，因此更能体悟文化在促进各国间的和平，增进民众相互了解等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这非常重要。
爱德华·麦奎尔
东西方交汇：勇于突破界定
人民网：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家们的声音开始慢慢被世界听到。例如谭盾和他的老师约翰·凯奇这样的中外师生关系，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发挥着巨大作用。能谈谈您个人对当代中国音乐家的印象吗？
麦奎尔：我记得1988年，格拉斯哥曾举办过一个叫“中国新音乐”的音乐节，主办方是BBC苏格兰交响乐团。音乐节制作人特地前往中国，访问了几位中国作曲家，并把他们带回格拉斯哥演出。其中一位就是谭盾。之后的三年，谭盾与当地交响乐团保持长期合作。我和他初次见面就是在那个时候。那几年里乐团也演奏了我的一些作品，我和他成为了朋友。谭盾当时在翻译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一些文字。他也用中文写过些关于凯奇的文章。这些文字对于我们尝试构筑中国与西方哲学间的思想桥梁十分有益。
1990年，“板凳吹鼓手”在格拉斯哥大学新音乐节上演奏了凯奇的传奇之作《4分33秒》。在同一场音乐会上，我们还首演了我在1985年委托凯奇为“板凳吹鼓手”创作的《苏格兰环形广场》。当时凯奇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举办他的个人画展。在展览开幕式上，我们作了一次即兴演奏，由凯奇指挥。两年后，凯奇去世了。1993年10月，我受邀去纽约参加凯奇的追思活动。在那里我和谭盾再度会面。当晚我们交流了很多，还一起参加了万圣节巡游。在我看来，谭盾在探索传统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他曾经通过田野考察，录制了中国中部少数民族十分古老的传统女性歌唱，并把它们融入音乐作品中。
人民网：您同时熟稔苏格兰、凯尔特以及中国的传统音乐。您的音乐创作和表演可以在不同文化传统间游刃有余地切换。您是如何从跨文化音乐创作实践中，找到如此丰沛的灵感的？
麦奎尔：他文化能给我们提供别样的观念。中国书画中，极简的活动可以蕴藏大量意义。中国音乐中，一个单音就足以表现一个音乐姿态或短语。凯奇作品中的哲思意味，正得益于他醉心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探索东西方音乐的差异和交汇点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苏格兰的高地风笛古典乐中同样存在类似东方的冥想元素——风笛的持续轰鸣能让聆听者沉静，产生近乎超验的感受。风笛音乐中一个简单旋律主题的发展自成一个宇宙，这也和中国音乐的思维有共通之处。我们还可以去对比传统的中国女性歌唱和不列颠各岛屿的传统女性歌唱，特别是都采用五声音阶的那类。
至于当代作曲家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我想，要使传统音乐的精髓透析出来，而不是去复制传统音乐，这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去连结作曲家、演奏家和观众之间的灵感涌现、内心节奏互动以及实时交流。通过演奏传统音乐，我学会了如何与观众即时交流，并产生情感对话。当代音乐曾经历了一个阻断交流、隔绝大众的阶段，所以我希望将情感纽带归还音乐。我想，通过观察传统音乐中的情感流动，我们便会明白如何去做。
人民网：全球化的今天，艺术家拥有极大的创作自由——他们需要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对此，您有什么样的个人哲学？可以给中国的年轻音乐家一些建议吗？
麦奎尔：传统文化与古典音乐文化的互动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当今音乐行业的经理人们常常觉得很难归纳我的音乐身份类别。因为我既是民间音乐家，又是古典音乐家。我想，我音乐实践中的多元性给其他作曲家树立了一个范本。我并不是要去教他们，我只是尝试去成为这样一个特别案例。
我想告诉年轻作曲家：对人类本质保持真诚，并尝试与人沟通，与广泛的观众沟通。试着把你的音乐演奏给你的长辈，问问他们作何感想。这是测试你的音乐“脾性”的绝佳标尺。同时，也别忘记年幼的孩子。给孩子写音乐是一件很棒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如何面对古代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思潮这两者，同样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要知道，每一天，时间都在向前推进，所以当下被称为“现代”的东西，下一周就变“旧”了。所以你不能指望现代主义可以长久不变地存在。同时，我们拥有古代文化传统，它们的的确确是人类视界的一部分，我们身体、灵魂和思想的一部分。所以今天，人们依旧在寻找美。我们依旧在音乐中寻找节奏，寻找脉动（比如心跳）以及情感表述。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它们恰恰构成了“我之为人”。
文/余颖、李明月、施沐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