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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陕西的南山仙游潭边，出现了两个来游玩的年轻人。年龄稍长的那位指着潭水那一边的石壁，说要一起过去在石壁上题字——要到达那块石壁，必须要踩过一根窄窄的横木。年轻的那位看了看横木，望了望深渊，想了想，摇了摇头。于是，年长的那位就自己一个人从容走了过去，然后用绳子一头系在腰上，一头系在树上，爬上了石壁，用笔写下了六个字，然后又走了回来。不敢过去的是苏轼，过去把两人名字都写在石壁上又回来的，是章惇。
那一年，他们都不到30岁，都刚刚步入仕途，各自做了个小官。但那时候的苏轼不会想到，章惇未来要杀的人，是自己。这个开头颇像金庸，结尾貌似古龙的小故事，见于南宋学者曾慥的笔记《高斋漫录》。笔记所录，有真有假。但历来这个故事被频繁引用，乃至被收入《宋史》，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体现的章惇的性格，真的很准。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进士。苏轼恰逢母亲去世，只能回乡守丧，而章惇也没能拿到这个“进士”头衔——他是自己放弃的。原因很简单：章惇的一个族侄章衡这一届拿了状元。虽然同为进士，但没有晚辈考得好，这让章惇感到很羞耻，索性就放弃了这个资格。
两年后，章惇再赴京赶考，中了个一甲第五名，这才满意。视声名为头等大事，视科考如探囊取物——前者说明章惇性格，后者可见章惇才学。
所以，苏轼与章惇虽为同科进士，但当时两人并不相识。
两个人开始交往，要等苏轼守丧归来，放了一个凤翔府签判（大概相当于一个县级机行政机构的秘书长）。而当时章惇担任的是商洛县县令，距离苏轼并不远。两个年轻有为的储备干部，本来就彼此慕名，所以就开始见面，结识，乃至结伴旅游——两人游仙游潭的故事，应该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苏轼是很信任章惇的。当时他的弟弟苏辙要到商州任职，苏轼还专门向章惇请教，然后写给弟弟一首诗，第一句就是：
“章子”就是章惇，这是苏轼第一次把章惇写进自己的诗里。
官场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机器，进士们就像一个个微小的零件，被安置进这台大机器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各自的命运齿轮开始运作，来到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
公元1069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有锋芒，有辩才，有能力，有胆识的章惇立刻就得到了王安石的赏识，开始一路青云，最终升到中央掌管财政的最高职务三司使。苏轼并不完全反对新法，只是不同意其中那些激进和不合理之处，但总体被认为是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派。道虽不同，并没有影响苏轼和章惇之间的友谊。而那时候章惇虽然身居高位，也没有忘记在基层的苏轼，两人还会互通书信，互相问候。
不久之后，因为党派斗争，章惇被贬出中央，放湖州知州。章惇在被贬前给苏轼寄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
失意之际的章惇，最先想起的是苏轼，即便是萌生退意，他觉得最能和自己相知的精神伴侣，也是苏轼。
不仅与章惇产生共鸣，而且还回忆了当初两人作为基层干部相伴相游的岁月，对未来相见充满憧憬。
可见，虽然当时两人地位不同，政见不同，但友情却依旧深厚。
那时候，已经习惯贬谪的苏轼，还能宽慰刚刚尝到个中滋味的章惇。
一连串针对苏轼诗文的捕风捉影，最终积压成了一块千斤巨石，要将苏轼压得粉身碎骨——有些人，就是要苏轼的命。在这些人中，当朝宰相王珪可以说是一个领军人物。为了给装苏轼的沉尸袋再加一块石头，他向宋神宗又揭发了苏轼的一首诗。这首《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一》中有一句：
原是苏轼赞美坚贞不屈的本意，却被王珪曲解为影射天子：皇帝应是飞龙在天，苏轼他却恶毒比喻为地下的“蛰龙”，居心何在？这种明显是牵强附会的攻击，连宋神宗都有点听不下去，但因为王珪身为百官之首，却无人敢有不同意见。当时的章惇，刚刚服完母丧，被召回朝，也就是个翰林学士，自己的脚跟尚未站稳。但看到好友被如此攻击，他觉得不能忍受，当庭站出来就和王珪正面硬刚，帮苏轼说话，并且在退朝后仍拦住王珪追问：应该说，对于在政治上一心想求上进的章惇来说，在暗流涌动的朝堂之上，如此公开站队挺苏轼，还是冒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宁可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帮一把好朋友苏轼。最终，苏轼从“乌台诗案”中侥幸得脱，被贬为毫无实权的黄州团练副使。如此明显的失势，也导致苏轼门庭冷落车马稀，原先不少热络的好友也不再联络他。但在他最孤独低落的时候，依旧是章惇，不顾其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写信去慰问他。
这一举动让苏轼无比感动，这从他给章惇的回信中就看得出来：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馒头注：章惇字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如果说原先苏轼和章惇只是互相慕名，互相钦佩的文人之交，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汴梁城的上空再次风云涌动。继位的宋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高后向来反对新法，所以重新启用一拨旧党人物，其中最核心的是三个人：司马光，苏轼和苏辙。
苏轼历经贬谪之苦，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且极度受宠。
与之相对应的是，原本身居高位的章惇，开始摇摇欲坠。在哲宗登基初期，新旧党争还有个短暂的胶着状态。但章惇心里清楚，变法派已失去了皇帝靠山。不过为了维持一些变法的成果，他还是选择挺身而出，和重新进入权力中枢的司马光在朝堂上公开辩论。不善辩论的司马光根本不是思路敏捷、能言善辩的章惇的对手，一败涂地，以至于要委托苏轼传个话，请章惇不要公开羞辱他——可见章惇的嘴有多毒，也可见在那个时候，苏轼和章惇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渐渐的，随着高太皇太后的态度越来越明显，新党的地位开始急转直下，而被集火攻击的首要目标，自然就是章惇。各种针对他的参奏如潮水般涌来，其中不乏很多恶毒攻击。章惇久经风浪，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其中的一道奏折，却在瞬间让章惇彻底破防了。那是苏轼的弟弟，苏辙递交的一份奏折：《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在这份奏章中，苏辙明确提出，为了避免章惇再祸害国家，应该罢免他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的职位。
观点之争可以理解，人身攻击也有准备，但章惇万万没想到，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刻，参与落井下石的居然有苏辙。全天下皆知，苏辙和苏轼兄弟俩关系极其亲密，苏辙参奏我章惇，完全没有顾及到你哥哥苏轼和我的友情吗？而苏轼你，事先真的会一点都不知情吗？苏辙的奏章递上去后，苏轼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保持沉默。章惇应该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年的“乌台诗案”，我赌上自己政治生涯为你作保，换来你现在这样对我？而就在这时候，又有人对章惇补了一刀，补刀的人，正是苏轼。如果说上次是苏轼看着自己的弟弟举刀的话，这一次，手握刀柄的人成了他自己——他也上了一道奏章。在这份《缴进沈起词头状》中，苏轼指责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顺带搭上章惇，说他招降了五溪边民（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加剧了“结怨交蛮，兵祸连结”。这件事的背景是：王安石和章惇一直主张在边境上对西夏等国家采取强硬态度，寸土不让，而司马光一派则主张不宜发动战争，甚至可以放弃土地求和平。苏轼在这一点上支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无可避免地带进了章惇。
事实上，用现在的眼光看，章惇收服五溪边民，扩大北宋版图和增加税收，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而章惇当时也颇以此事自得。但当年写诗赞扬章惇“功名谁使连三捷”的苏轼，现在却在人家落难之际说这些话，章惇作何感想，可想而知。失势的章惇在旧党的“组合拳”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自己请求罢官，提举凌霄宫——去杭州管理一个道观。那是一个给退位宰相安排的养老职位。之后，章惇父亲过世，在守丧期间，旧党依旧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攻击。
此时的章惇，倒是活出了苏轼的洒脱，他在一首诗里这样自嘲：他是那个当年敢走过独木桥去题字的人，是被苏轼认为“敢杀人”的人。这位少年天子非常反感旧党的那一套，一旦自己拥有了权力，就立刻开始推翻奶奶的一切安排，驱逐旧党，重新启用新党。
章惇重返相位之后，开始着手恢复一系列之前被废除的新法，同时，他没有忘记一件事：复仇。
事实上，就在章惇要担任宰相之际，各类攻击旧党的奏章就已经纷纷开始递上来了，而且大多数奏章参奏的对象固定在一个人身上——苏轼。而早在哲宗要亲政之前，政治嗅觉并不敏感的苏轼难得精乖了一回，自己上书请求辞去包括礼部尚书在内的一切朝廷官职，外放去做地方官。
苏轼已经预感到一场针对自己的风暴即将来临，但他没有想到，这场风暴来得如此猛烈。
在一封封的参奏下，苏轼很快被革去了所有中央职务——不认是你辞的，是革的——原先要去位于河北的定州做官，现在改派去地处遥远广东的英州。
像这种“罪大责轻”之人，还是罚轻了，别去英州了，去更南面的惠州！他发现，每到一处，但凡当地官员有对他热情接待或给予帮助的，不久之后都会遭遇贬官或调离；而朝廷派来巡视他所在地的高级官员，无一例外，都是他当年的冤家对头。
换言之，有人不仅想要搞他，还想借他人之手，搞死他。
因为所有针对苏轼等一批“元祐党人”的贬谪，必须最终都经一个人的同意。但或许是出于洒脱的心态，也可能是有倔强的想法，苏轼自始至终没有低头求饶过，反而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且能自得其乐的心态。
比如在惠州，他花了近一年的功夫，造好了自己的新居，不仅“日啖荔枝三百颗”，还写出了惬意之句：“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此时，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其实已经成了一场时间的赛跑。公元1100年，年仅25岁的宋哲宗驾崩，没有子嗣。按宰相章惇的想法，按礼法，要么案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要么立哲宗的长弟申王赵佖——哪怕他有眼疾。但向太后却中意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宋哲宗的次弟，那个能写善画，多才多艺的端王赵佶。这句话是否真的出自章惇之口，后世一直有争论，但章惇反对立端王，这是确凿无疑的。宋徽宗坐上龙椅的那一刻，章惇的命运其实就已经注定了。宋徽宗登基当年，章惇就丢了一切朝中官职，被贬往越州，接下来，他的命运和苏轼一样，被不断参奏“罪大责轻”，导致贬谪层层加码：节度副使，团练副使……当初苏轼被贬时给安的头衔，章惇也同样品尝了一遍。
章惇一度被贬到了雷州——那是他当年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的偏远之地。全国各地的官场都在盛传：苏轼这一回去，肯定是要重新被重用，很有可能是要登堂拜相了。
章援也是进士，而且他考中进士那年，主考官正是苏轼，所以严格意义上，苏轼也算是章援的老师。当年我的父亲曾经害过您，如果您回到朝堂上身居高位，请不要报复他。收到章援来信的时候，64岁的苏轼已经身染重病了。但他还是强打精神，提笔给章援回信。上来的一段话，其实就让章援放了心：“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虽然章惇早已被贬到了尘埃里，但苏轼在信中依然尊称他为“丞相”。对于影响他半生的贬谪乃至迫害，苏轼只用四个字来形容：“出处稍异”。然后就表明了态度：在那封回信里，苏轼更关注章惇的身体健康，叮嘱章援他们去探望父亲是要多带一些药品，提醒喜欢道术的章惇千万不要外服炼丹，还给他开了几个药方，希望他好好休养，保重身体。
二十二年后，“靖康之变”发生，那个曾经的端王，和自己的儿子一起成了金国人的俘虏。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宋史·卷二百三十·章惇传》（脱脱 等）
2、《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脱脱 等）
3、《苏轼与章惇：“密友”何以成“仇敌”》（陈歆耕，《何谈风雅》，节选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3月23日）
4、《关于章惇历史定位的再认识——兼论苏轼与章惇几方面的异同》（喻世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1期）
5、《苏轼传》（王水照，崔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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