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粤俊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奚锡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陆 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章来源
钟粤俊、奚锡灿、陆 铭*，2024，城市间要素配置：空间一般均衡下的结构与增长，《经济研究》第2期，第59-77页。
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劳动和土地等要素在城市间的配置，推进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社会福利。由于规模效应和收入效应，大城市更具发展服务业的优势。本文构建了包含两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1）降低人口流向大城市的障碍（下降25%），服务业占就业和GDP比重将上升约2个百分点，城市间收入差距减少7.3%，GDP和社会福利提高约7%。
（2）将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份额恢复到样本期间的最高值，服务业占就业和GDP比重分别会提高1个百分点，GDP和社会福利提高约3%。
（3）在新发展阶段，服务业比重将持续上升，上述改革释放的结构红利会更大。本文研究表明，畅通生产要素国内大循环，释放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潜力，能更好地解决区域资源配置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地区间相对平衡。
劳动力流动障碍 土地供应政策 结构转型 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激活消费、调整结构和促进增长的多重任务。上述任务要同步完成，需要深入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从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看，随着中国生产力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服务业在就业、GDP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将持续上升。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为制造业发展赋能；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会越来越强烈，对高品质、多样化和多层次的消费性服务业产生更大需求（陆铭等，2023）。然而，与发达国家历史上同等发展水平（以人均实际GDP衡量）相比，服务业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比重偏低，无论是就业还是附加值占比都相差十个百分点以上（钟粤俊等，2020）。服务业发展不足，带来消费需求不足和人民福利受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恰恰因为服务业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指出要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构建优质高效、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服务产业新体系。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激活消费、调整结构和促进增长需要从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入手。虽然顶层的政策设计已经认识到要素空间配置的重要性，但以往的研究不够重视空间因素对消费、结构和增长的多重影响。事实上，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密不可分，大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显著优于中小城市。钟粤俊等（2020）发现，中国500万以上人口大城市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较其他城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并且这个优势随着时间推移在扩大。因此，畅通城市间大循环 ，优化空间结构效应和集聚效应 ，会带来要素空间分布变化 ，更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促进经济增长 。
然而，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城市化和土地政策对大城市发展施加了种种限制（陆铭，2016），引起生产要素在城市间的低效配置 。第一，由于户籍制度等人口流动障碍，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大城市 劳动力市场以及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均难以获得市民待遇（陈斌开等，2010；陆铭，2016；梁文泉 ，2018）。严格控制高人口密度的大型城市的人口流入政策制约了大城市发展 。第二 ，大城市人口持续增长 ，但其土地供应在全国的占比却持续下降（见图 1）。结果是 ，与发达国家历史上同等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大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严重偏低（见图 2）。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两部门和多地区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 ，将劳动力流动障碍和土地供应政策影响纳入产业结构转型研究 ，定量研究城市间要素配置对服务业发展 、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平衡的影响 。本文的模型有两个核心假设：一是非位似（non-homothetic）偏好，即服务业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 ，因此收入增加导致消费需求结构变化 。大城市收入水平更高 ，其居民有更高的服务消费需求 。二是不同城市的部门生产率差异 。由于服务业更依赖于面对面交易 ，而大城市人口密度更高 ，因此在服务业生产率上更有优势。上述两种效应都会使大城市在发展服务业上更具 优势。
本文的量化分析表明，以2010年为基准，降低城市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下降25%），会使大城市流动人口占比增加接近10个百分点，服务业占全国GDP和就业比重上升约2个百分点，产出和社会福利增加7%，城市间收入差距减小7.3%。增加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也有类似效果。当大城市土地供应存量占全国的比重增加为32%（2000—2012年的最高水平），大城市流动人口占比将增加4个百分点，整体服务业占比上升1个百分点，产出和社会福利均增加3%以上。如果劳动力流动和土地供应改革同时进行，中国大城市占全国人口比重会提升约5个百分点，与美国在同样收入水平时接近。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大，上述改革所释放的结构红利将更大。因此，如果以兼顾结构、效率和地区间人均收入平等的空间一般均衡作为参照基准，那么，在新发展阶段，优化城市间要素配置可以更好地实现“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和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对生产要素错配文献有所贡献。近年研究发现，生产要素错配是各国人均收入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Adamopoulos&Restuccia，2020；Adamopoulosetal.，2022），中国也存在严重的生产要素错配问题（Lu&Xiang，2016；陆铭和李鹏飞，2022；陆铭等，2023）。部分研究量化分析户籍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降低地区间的工资差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福利水平（Ito，2008；宋扬，2019；Tombe&Zhu，2019；Haoetal.，2020；Liangetal.，2020；陈朴等，2021；黄文彬和王曦，2021；Fangetal.，2022；万广华等，2022；吴涵和郭凯明，2023）。也有部分学者讨论地区间的土地供应配置的影响，发现改善土地供应空间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地区生产效率、地方经济增长和降低房价（Henderson，1982；Durantonetal.，2015；盖庆恩等，2017；韩立彬和陆铭，2018；Hsieh&Moretti，2019；Liangetal.，2020；黄文彬和王曦，2021；Fangetal.，2022）。本文对这一支文献的贡献是将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与经济结构转型有机结合，研究城市化和土地政策如何影响从商品部门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以及其增长和福利效应。
近年来，围绕结构转型的相关研究日趋丰富。一部分研究强调需求结构和部门间技术进步差异对结构转型的驱动（Kongsamutetal.，2001；Gollinetal.，2002；Ngai&Pissarides，2007；Herrendorfetal.，2013；Matsuyama，2009；Uyetal.，2013；Tombe，2015；郭凯明等，2017；渠慎宁等，2018；郭凯明等，2020；Fajgelbaum&Redding，2022）。也有研究侧重于生产要素错配的影响（Rogerson，2008；Re‐stucciaetal.，2008；Bettsetal.，2017；严成樑，2017；Haoetal.，2020；徐朝阳和张斌，2020；Adamopou‐losetal.，2022；吴涵和郭凯明，2023；钟粤俊等，2023）。与上述研究相比，本文强调要素空间错配的重要性，侧重探讨城市间要素配置对从商品部门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以及地区间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刻画重要的特征事实；第三部分构建了理论模型，将非位似偏好、人口流动障碍和土地供应政策等引入空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进行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定量研究要素在城市间的优化配置对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将基准模型扩展为考虑城市异质性的多区域模型；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服务需求，带来了消费型城市的兴起，人口持续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迁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不足与消费不足的困境，恰恰与国内大循环不畅通有关。
本文将人口和土地要素资源空间配置视角引入分析框架，构建包含两部门和多地区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用结构模型的方法研究要素的空间再配置如何影响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等。研究显示，畅通城市间的劳动力流动（迁移障碍下降25%）会使大城市流动人口上升约10个百分点，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增加约2个百分点，城市间服务业发展差异缩小4个百分点，产出和社会福利增加7%左右，城市间收入差距缩小7.3%。增加大城市的土地供应（恢复到2000—2012年的最高水平），可使大城市流动人口占全国比重上升，服务业占比增加，社会产出和福利水平上升。如果同时增加大城市土地供应和畅通城市间劳动力流动，可以使整体服务业占比上升2个百分点以上，产出增加7.9%，社会福利增加8.8%。进一步将基准模型扩展为考虑城市异质性的多区域模型，上述结论仍然稳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空间再配置所产生的效应越来越大。此外，不必担心畅通生产要素的国内大循环会带来大城市的人口无限扩张，事实上，大城市人口会在均衡状态下达到稳定值，相应地，中国的大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会提升约5个百分点，中国将达到和美国同样发展水平下的大城市人口占比。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重点推进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具体地，要确保以实际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作为积分落户的主要标准；增加积分落户名额，在同等级的城市之间加快推进积分累计互认体系；对暂时无法通过积分获得本地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口，要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让相关人群在子女教育和廉（公）租房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改革逐渐过渡到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进行配置，户籍制度转化为常住地登记制度。可以利用人口的配置红利对冲人口总量红利下降的负面影响，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
第二，加强人口和土地的空间匹配，确保建设用地配置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在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或地区，根据常住人口的实际增长数量和速度增加建设用地供应。在建设用地结构方面，提高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的利用效率，将闲置的工业和商服用地向居住用地转换，以增加与住房相关的建设用地供应。在建设用地总量供应和结构调整的前提下增加住房供应，从而使商品房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增加保障房建设，确保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就业人员通过租赁房市场改善居住条件，增加人口的居住和就业稳定性。在外来人口较集中的特大和超大城市，充分认识到外来人口对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打造新时代城市建设者之家，切实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居住条件。
在人口流出地做建设用地的减量规划和发展。对于闲置的城镇建设用地，其布局可以向中心城区集中；对于郊区和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包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等），要加快农村宅基地改革，实现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和实际使用权的分立。根据人口流出的趋势，有序地将闲置宅基地复耕为农业或生态用地。如果农村进城人口的宅基地长期闲置，可以在自愿且有偿的情况下，将使用权转化为可携带的建设用地指标流转到人口流入地，同时可以提高跨地区迁移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在全国范围加快构建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指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三，破除对大城市无限扩张的恐惧，更新将人口集聚与区域平衡发展对立的观念，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经验，科学预测大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防止认知偏差转化成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具体政策，尤其是对于人口持续增长的特大和超大城市，应突破行政区划对中心城市和毗邻中小城市发展成为都市圈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在通勤半径一小时范围之内统一进行都市圈规划、土地资源配置、人口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规划。将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建设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空间形态上建设成围绕中心城市、以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作为辐射线的一体化、现代化的都市圈。
本文对于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启示：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目标过程，政策的制定既需要基于科学的依据，也需要考虑不同目标之间的关系，避免顾此失彼。本文研究说明，畅通城市间要素配置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和增长，体现了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上述改革将产生更大的制度红利。如果主观认为要素（包括人口和土地）集聚的趋势是不好的，试图用行政手段改变这个趋势，可能导致效率损失加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