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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筒长裤 Brunello Cucinelli
吕植做了一个梦,梦中一只老虎非常缓慢地向她走来。醒来不多会儿,车窗外哗地下起雨,被雨浸湿的沙地变硬,车子终于翻出了那片无垠的沙丘。还有一次,早上在帐篷里醒来,才发现四周围是一片大河。原来是夜里驻扎时水位低,扎营地本是河心的沙洲。
整个旅途依旧是艰辛的。97年春天,吕植和同伴们追踪藏羚羊。越野车在开始化冻的沼泽地上反复陷落,司机情绪也到了临界点,再等下去食物就不够了。他们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徒步了一个星期才走出可可西里。
从秦岭到可可西里,从三江源到墨脱,吕植在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追踪过大熊猫、雪豹、普氏原羚和藏棕熊。
大熊猫之于吕植,就像珍妮·古道尔与大猩猩。传统做研究的方法要深入种群,让动物慢慢习惯,最终放下戒备。吕植“天天跟着熊猫屁股后面跑”,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了接受自己的“娇娇”,自由出入大熊猫的庇护所。而现在她的学生可以不再跟动物“打交道”,他们在电脑后面观察,可以在野外架设红外相机,给动物戴GPS,甚至研究DNA,研究动物可以不用接触动物。“他们不会再跟哪一只熊猫,哪一只动物有什么感情交流。 ”
初到秦岭研究大熊猫,吕植差一点一氧化碳中毒。有过这次教训,吕植知道睡觉的时候不能把炭火留在屋里。但两年后又有一次,下山后她回到旅馆,抱着蜂窝煤炉就睡着了。突然一阵头晕恶心站起来,脑袋砰地撞上玻璃,才借着仅存的意识推开窗户。
还没满二十的吕植还认识到,在野外,意外可能落在任何人头上。一次在峡谷中寻找大熊猫活动踪迹时,吕植的同学不幸失足坠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两年的时间,每路过一座山、一个悬崖的时候,她就在心里计算,海拔有多高,掉下来要几秒钟。一双解放鞋,一次次有惊无险,吕植踩在猎人们的脚印里学会了走山。
在野外工作,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除了蚂蟥,还有一种虫叫“一点红”,被咬完之后会肿起一个大包,里面有一团血,疤痕很久不褪,吕植下意识摸了摸腿。而最近她对虫子很感兴趣。周末她抽空去看了场昆虫的摄影展,津津有味地看了一个多小时。这些昆虫的影像被放大到了非人的尺度,美得让人匪夷所思,吕植对那些绚丽的色彩和神秘的图案发出赞叹:“虫子对自己长相的审美真是一丝不苟啊”。
在与作者吴琦《多谈谈问题》的对话中,吕植对普通人如何保护环境给出了一句最简单的建议:“不要浪费粮食,不要害怕虫子。”
—— 关于人类对于其他物种的傲慢,毛姆在《作家笔记》中写道:“人类完全弄错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而且这个错误已根深蒂固,无法消除。” 昆虫是生物类群中最庞大的一支,全世界可能存在500万种昆虫,我们认识的只有五分之一。“孩子怕虫子是被大人教育出来的,大部分虫子对人无碍” 。
事实上,昆虫是鸟类和两栖类等众多生物的食物、也是植物传粉的重要媒介,虫子的存亡也关系着其他的物种,换言之,它串联起了整个自然界。滥用杀虫剂、农药化肥将最终殃及人类的健康。
而粮食生产势必要把大量原始的生态系统被改变为农田,很多自然的“原住民” ——生物多样性因此消失。从农田到餐桌,1/3的粮食被浪费了。餐桌上的适度可以拯救很多生命。
吕植认为环境保护的关键是“知识-认知-行动”的改变。知识的传播会改变人的认识,认识会影响行为。最难的部分就是改变人们的行为。而近处的小小的习惯最终可能会改善远处的问题。
对于吕植来说,进入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实际上是因为非常感性的原因:“娇娇”要产仔,而森林采伐将会威胁她的家。熊猫不会说话,不能替自己喊叫。吕植就成了它们的“代理人”。于是问题“活生生的推到了面前,不得不去面对。” 年轻的吕植苦口婆心地与朝夕相处的采伐队交涉,得知大熊猫每两年生一胎,工队长答应“今年不砍了,明年再说。” 1994年,在吕植的导师潘文石和学生们的呼吁下,这里停止砍伐变成了保护区。
2021年吕植回到秦岭重访当年的伐木工人和猎人,这些老友大多已经七八十岁了。吕植问,当年的改变对你们影响大吗?他们说,都理解了。吕植微笑,“当时不怎么理解。” 森林停伐断了工人的活路,驻地的小黑板上出现了 “此处禁止科学研究” 的字样。
保护不只是要让人理解。这些经历让吕植意识到“治理比制止更难”。保护工作中要打交道不只是动物,更有农民、林业工人和乡镇干部和政府。农民在为生计发愁,地方政府在为就业和教育发愁,而保护并不是每个人的首要任务。“保护生态学”是解决问题的学科。要把科学、生物学、生态学的知识应用在解决生存、生态的危机上。这是吕植的“执念” ——改善人跟自然的关系,更核心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
从研究走向保护,吕植走了十年。1995年,吕植任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物种保护的项目主任,在四川平武县开始了“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尝试将环境保护与当地经济结合——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和林下经济来替代木头经济。在秦岭,曾经的伐木工人也变成了护林人,“敌人”变成了“盟友”。一位吕植当时的助手、曾经的猎人向定乾加入了保护区的工作,成了野生动物摄影师,还出了书。
在今天,媒体、政府甚至普通人都开始关注讨论环保和可持续话题,1998年的全国天然林停伐起了关键作用。而在四十年前,很多人的词典里还没有“生态”二字。之所以吸引着吕植投身于此,是因为和大自然打交道,能看到世界最美的景象,同时要处理人跟自然的关系,这又是最有挑战,最难的问题。
吕植希望通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来践行保护自然的理想,看看一个美好的世界可以长什么样子。山水的愿景是“生态公平”,公平蕴含着三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谈公平就意味着有不公平存在,山水要为弱势的自然发声;第二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工业化城市化打破了传统社会与土地的关系。吕植在藏族的人“神山圣湖”的信仰体系中看到与“生态文明”相通的保护理念。这种古老的价值观、认识世界的方法,在今天看来反而是“先进”的。既然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那怎样在其中寻找一个平衡,既认识过去,也了解未来?人跟自然的关系被迫要面对的就是“可持续”,就需要重新思考众生平等这样传统的自然法则;第三层关系,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公民自主的实践和自发的保护行动很关键,与决策者的顶层设计之间相互补充,建立平衡,“不能只往上看,不往下看。”
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全球升温已经接近两度,接下来地球会发生什么?
环境保护的工作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投入才能得到反馈,甚至您说“有生之年不一定能看到改变”。在今年的工作有什么“阶段性”的收获吗?
比如在墨脱,当地政府开始对来墨脱做工程的公司进行“环境友好”的培训。现在他们修路的时候会先跑来咨询有什么需要注意吗?兰花是不是去提前收集一下。虽然好像没什么大用,但是(以后)没准儿呢,对吧?
我们都听过一些关于“生态文明”响亮的口号——“与自然和谐相处”、“让地球变得更好”,这些宏大的命题下有具体的目标吗?
每一个工作都是细小的,每一个工作你都必须得从一针一线开始做起。听起来不具体,但其实你要落在一个村子里,或者落在一个校园里,那就是很具体的。事物之间都是通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最后都通向一个宏大的结局。这个世界是个网络。所以我是关注整个这个过程,工作的核心是要跟自己对话,每个人做更好的自己,就是更好的世界。
“环保可持续”有时被诟病是品牌溢价的借口,您怎么看待时尚对环保的消费?“时尚”本身是不是“可持续”的反义词?
的确,品牌要从自己的核心业务上减少整个供应链的“生态足迹”,比如怎么让消费“循环”起来是重要的。很多名牌的衣服一旦过季就没人想要了,那确实是极大的浪费。是不是可以 “再设计”,或者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延长生命周期。奢侈品本身的生态足迹相当大,奢侈品消费者也是“生态足迹”高的人群,现在也开始有品牌倡导老款式的回收和再销售,我也看到环保也在变为一部分人的时尚。
今天对生态的保护已经是一种主旋律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吗?
首先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谁的发展? 世界是多元的和复杂的,不能用一种视角、一种标准要求大家发展。发展要转型,我们国家现在提出来的发展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前提下的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述,没有强调增长,也没有特别说GDP。发展应该被重新定义。
那我们应该找一个什么词汇来替代“发展”呢?
幸福吧。
摄影:谢天 Xie Tian
造型:宋向准 William Song、方久
撰文:赵梦莎
编辑:张静 Mia Zhang、马儒雅 Maya MA
统筹编辑:张楚悦 Cherry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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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型: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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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吃吃 & 琳琳 ( No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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