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刘嘉玲、邬君梅、颜丙燕、赵涛，中女坐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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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陈冲主演的电影《弟弟》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在盐湖城的颁奖典礼，陈冲带了小女儿许文姗一起参加。电影拍摄期间，文姗一直在剧组“打杂”，偶尔当陈冲的打光替身，但更多的是像小实习生一样，哪里需要就出现哪里。

在公开场合，文姗不好意思叫陈冲“妈妈”，只会叫她的名字Joan Chen。宣布《弟弟》获奖后，文姗也不看陈冲，只是用胳膊肘捅一捅陈冲，说，Good job，你的“复兴”要来了。用的是特指文艺复兴的单词Renaissance。

自从15岁出演谢晋导演的首部电影以来，陈冲的每一个年龄阶段都在大银幕上有所展现。少女时代的《小花》，花样年华的《末代皇帝》，而立之年的《红玫瑰白玫瑰》，不惑之年的《意》和《太阳照常升起》……对观众来说，陈冲的魅力从未随她年龄的增加而消减，反而是愈发立体、丰富，令人沉迷。

到今年，陈冲的第一本书、自传性散文集《猫鱼》出版，她与家人那些特殊时代里无可复制的经历、时光与岁月在她身上流淌过的痕迹，再次引发广泛的讨论。《猫鱼》的反响比陈冲自己预料的更好，尤其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许多人读过之后也开始与她分享起自己的回忆，他们有的比陈冲年轻、有的年长，有人说自己小时候养猫也是这样的；有人说，因为那个年代食物短缺，所以“猫鱼”也可能是人的下酒小菜；也有人回忆起自己的初恋，或父母、家人。

比起演戏，写作是陈冲更晚才“熟练掌握”的事情，它需要更多的思考沉淀、岁月累积，也在某种程度上更体现了陈冲对于年龄的认识：

陈冲觉得，自己三十岁以前演戏，靠的是本能。更准确的说，是青春的本能，“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是不努力也不太用功的，是比较幸运遇到了好的导演。比如贝托鲁奇，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会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导演。”

回想自己三十岁以前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小花》和《末代皇帝》是不假思索的答案。几代人过去了，提起《小花》依然会有人把它与陈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还有歌手会传唱电影里的歌曲，陈冲觉得这简直像是奇迹一般。她还记得自己演员之路的“启蒙”，那是十四岁的一天，在看了电影《春苗》之后，她跑到母亲大衣柜的镜子前，模仿起李秀明说电影里的台词。那种莫名的冲动，是陈冲未来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小花》不仅仅代表了我的少年，它是象征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这就是银幕本身的一种经久不衰的魅力。哪怕是我这个人一辈子只演了这一部电影，我都觉得很幸运了。”回忆起与《小花》相关的过往，陈冲就像回到了少女时代，止不住笑意。她记得当时的拍摄十分漫长，进组时17岁，在组里过完了18岁的生日。

相比学校，剧团里的生活算得上“自由散漫”，而她作为最小的成员，日常并不被大家注意，因此过得有些“逍遥法外”；她觉得，摄制组是快乐的大篷车，演电影的人就如同吉卜赛人。在这里，需要克服个人情感的“革命教育”在淡化，她见到浑身散发着不羁欲望的女孩，心生羡慕，也懵懂地期待起与异性的互动……

到《末代皇帝》进组时，陈冲25岁，整部电影拍摄了八个月，她参加的部分加起来有半年。与贝托鲁奇合作，更是一种来自意识边缘的诱惑，“你就是会被贝托鲁奇‘勾引’到，想把最好的给他，（演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多具体的计划。他的审美也证实了他值得，他就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导演。”

在《末代皇帝》中，观众第一次见到陈冲饰演的婉容，是一张与其他格格并置的模糊的黑白照片；接着，溥仪又在和庄士敦的对话中嫌弃婉容老套；隆重的婚礼上，溥仪瞥到一眼婉容的侧影；直到洞房花烛，婉容的话再令溥仪感到惊讶和好奇。这时，观众才终于得到机会，从正面一探这位皇后的真容。在拍摄溥仪大婚之夜的现场，贝托鲁奇对陈冲说：我为你铺垫了这样诱人的期待，你来拥有这个时刻吧。

年龄焦虑，陈冲不觉得自己有过，有的是与青春告别的彷徨，“就是我三十岁，觉得青春过去了，一切就都过去了。现在回头看（许多）三十岁的‘小孩’，（他们）也是觉得三十岁就到头了，开始走下坡路了的感觉。”陈冲三十岁结婚，离开好莱坞搬往旧金山，当时自觉“青春饭”吃不了了，可能没有办法在演员这个行业里继续下去了。

“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后面慢慢发现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更大的发现是，觉得自己喜欢做，它的确是会给我带来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关于创作欲的，她发现自己需要一个创作性的工作，需要创造出什么东西，才能获得满足感，“一走了之，我是做不到的。所以从那以后也就不焦虑了，反正青春已经过去了，现在就做没有青春的事情了。”

1994年，由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红玫瑰白玫瑰》上映，陈冲在其中扮演“红玫瑰”王娇蕊，她认为其中最点睛的戏，也是张爱玲最为“毒辣”的设计，就是最后“红玫瑰”与男主佟振保在电车上的再次相遇。“如果没有那场戏，这个人物就没有意思了。一个人学会了做一件事情，她就不舍得不做，因为她做得得心应手，比别人都好，这件事情就是谈恋爱。和男人挑逗，是她的拿手好戏，所以她要没完没了地做这件事情。”

没完没了地谈恋爱，吸引观众没完没了地看人谈恋爱，是偶像剧做的事情；而张爱玲做的，是道出激情过后“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的男人的虚伪，也是讲述固然有其轻佻放荡而又执着热烈的真实的女人的成长。“通过这一场悲剧，她（娇蕊）懂得给予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因此这个人物就有了她丰厚的地方。”

与娇蕊类似，陈冲自己非常喜欢的另一个中年角色是电影《意》中的母亲玫瑰，她靠着自己的容貌和身材支撑着家庭，她的灵魂却又无法安于妻子的身体，无法面对安稳而平淡的生活；她每一次都以最美好的愿望去进入一段关系，却又亲手破坏掉它，无力地放弃兑现她给孩子们的承诺。她爱的失败，给予了她独特的复杂。

“年轻的人，不谈恋爱，她干吗？”陈冲浅笑着说。可少女时代的爱终究要走向下一个阶段，并不是每一个恋爱都能走向那里，但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可以走向那里。那种更深的爱，需要生命力的沉淀才能理解，“因为你为人母，你就有了其他责任。爱和责任是分不开的，最深的爱，它一定是有责任在里面的。”

随着女儿们的年岁渐长，陈冲的个人创作与家庭生活又有了新的平衡。电影《弟弟》的创作，小女儿许文姗几乎全程以“小实习生”的身份参与，陈冲发现，透过监视器，女儿似乎真正看到了自己。

“原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对我的事情是一点都不关心的，因为孩子们小的时候，她们对你的需要是非常功用的，就是她们需要什么，你就提供什么。”陈冲回忆，在大女儿许文婷九岁的时候，《末代皇帝》三十周年重映，一家人去到洛杉矶著名的中国戏院（TCL Chinese Theatre）观影，“看完，她回来只有一句话：你化那么多的妆。就这一句话。当然她心里到底怎么想，我也不知道。她是一个早熟的孩子，有时候会掩饰自己的困惑。”

《误杀》是小女儿许文姗首次与陈冲一同出演电影，但二人共同的戏份只有一场，其他时间几乎没有交叉，她们也都不会出现在对方的工作现场。陈冲并没有给女儿什么建议，只是专注于自己的表演。因为她对类型片的表演并不熟悉，她也需要在片场学习新的东西，比如，如何把具有推动剧情功能的台词讲得有趣。

对于文姗，陈冲觉得权当是对她的“文化教育”，因为从小在美国乐于鼓励的氛围中长大，文姗并没真正受到过什么批评，但剧组的环境却要求她面对直白而尖锐的批评，“我所能给予她更多的就是鼓励和爱，一种安抚吧，因为她没有被人骂过。”

到拍摄《弟弟》时，文姗趁着暑假一起来帮忙。摄制组很小，人手也紧，母女每天住在一起，文姗也有了机会近距离观察陈冲的工作。陈冲觉得，女儿平时在家有些“娇生惯养”，是一块“嫩豆腐”，但是到了剧组，有了需要自己负担起的责任，她就不一样了。“我演戏的时候，她也会在监视器看，看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对我的反应，看到电影里面、监视器上面我在做另外一个人的母亲。那时我才觉得，她是真正看到我了，她仔细看了，看到我比较本质的东西了。”

女儿的成熟，也拉近了母女的距离。一直以来，陈冲都觉得女儿们对她的事业并不在乎，直到这一次，她才发现，她们一直注意着。《弟弟》的主演之一，扮演姐姐的亚裔演员Shirley Chen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剧组的合影，文姗也在其中，他们一起模仿了中文短视频平台上的中老年妇女间流行的“六角星形”合影姿势。文姗的腰上别着对讲机，和其他人一起抻着胳膊、拉着手，笑得眯起了眼睛。

如今，电影《弟弟》在国际电影评分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上的评分，新鲜度高达96%，陈冲说起这个成绩很平静，像是在给资方“交作业”的年轻导演；她形容女儿用胳膊肘捅一捅自己说“good job”的行为“挺逗的”，但语气里是骄傲。

 “那当然！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采访中，陈冲终于第一次拔高了语调。

“说实话，有些事情是为一个人做的，有些事情是为一两个人做的。其实这个世界上只要有这一两个人是真正爱你的，你就已经很幸福了。得奖当然是好事，是同行给予你的一个肯定，但这种幸福感肯定不及我女儿捅了我一下更骄傲、更幸福。”她的语气平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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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草地上，红色的虞美人花，镜头前一个洋溢着活力的笑容，是刘嘉玲素颜的脸庞。拍下这张照片时，刘嘉玲又去爬山了。她说，登山跑步时，会感慨万事万物竟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树啊，动物啊，所有的人。年轻时，人总需要通过刺激来获得某种体验，到了特定阶段才能意识到，这种对于理所当然之事的感触，反而是最难求的。

最初在周润发的带领下，刘嘉玲开始尝试登山，至今已经十年，至少从三十岁开始，她就在保持运动，从未懈怠。刘嘉玲倒没把它看作苦差，她说，运动之后感受着身体的轻盈，皮肤的光泽，就算年龄的痕迹在，还是非常愉悦。“我三十岁时想象五十岁，觉得很可怕，可一晃眼就快六十岁了，反而可以坦然面对。”

“你每天取得了什么进步，自己应该最清楚的，不用设立很伟大的目标，小小的就可以。”刘嘉玲很从容地说，一半说自己，一半像是在劝导年轻人。在她很年轻，还在读演艺训练班的时候，尽管长得漂亮，又被老师疼，她还是非常努力，不肯走任何捷径。那段生活，对于刚刚移民到香港的刘嘉玲一家人来说都是低潮期，可她相信每天通过努力和挣扎，就可以“创造自己的天地”。随着她的描述，仿佛可以看到八十年代蓬勃发展的香港，遍地生长着希望。她鼓励年轻人”不要这么容易妥协于世界，应该努力争取一下。”

刘嘉玲自己当下的小小目标，是“演好我的舞台剧”。说完这句话她立刻就笑，似乎在说“我知道，这并不算小”。将由刘嘉玲和黄子华共同主演的经典舞台剧《香港式离婚》，今年12月公演，场次高达58场，只有一个班底，每场都要自己来，没有任何松懈的余地。“到我这个年龄，其实也可以舒服一点，不需要去接受这样一个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应该这样，应该不断往前进步，实现价值。“尽管下个月才开始正式排练，刘嘉玲现在就已经在收集资料作准备了。她尝试感受婚姻事务所里律师的行为方式，研究各种各样的离婚案卷。她直言舞台剧的压力大到足以令人“涅槃”，可是每过六年八年，自己就忍不住想这样脱胎换骨一次。

好多人一生致力于尽快找一条最舒服的路，此后便不必再挣扎。而刘嘉玲刚好相反，不论什么时候，她都要不断去冒险，哪怕是熟悉的路也要走出不同的感觉。之所以喜欢舞台剧，很重要的原因是同一个角色可以伴随着每一场演出有全新的变化。“好像别人画油画，同一幅画，看似完成了，其实还可以不断修改。”

她的能量从哪儿来呢？出道后的刘嘉玲尽管塑造过许多经典角色，却数度错失香港电影金像奖，最终拿到奖时，所有人都替她高兴。她说，现在做事已经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肯定了，只需关注自己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也就是说，生命的重点已经从“得到”变成了“给出”。“付出”似乎是刘嘉玲的关键词，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付出，对她而言是收获。

最终为刘嘉玲赢得金像奖的武则天一角，使她释放了独特的吸引力，关于一种母性，一种大气磅礴的爱。人们赞美一位现代女性，总会强调她的事业成就。可是刘嘉玲不仅是一名不断挑战自己的演员，还是善于照顾别人的好朋友，提供支持的好伴侣，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她调和着理性与感性，平衡着多种角色。

“我觉得女人真的是被低估的，她们事业、爱情、友谊、生活都可以处理得很好、很细致，”刘嘉玲说。在公开场合，刘嘉玲总开玩笑地把“影帝老公”挂在嘴边，以至于人们可能都忘了，跟一位星光熠熠的艺术家一起生活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要抵抗被一种耀眼的强力，保持住自己。跟先生梁朝伟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刘嘉玲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一面还留心照顾梁朝伟的心灵与生活。他离开曾经的经纪公司后，许多工作上的事都交给刘嘉玲帮忙处理。而她的处理方式则是一种女性特有的柔韧的方式：“我不会逼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我情愿用我的经验跟他探讨分析，最后由他自己决定。”如果说传统女性的自我牺牲中总带有一种迫不得已的受害者叙事，刘嘉玲的做法更像是出于爱与能力的满溢。

对待朋友，她也是如此。“交朋友一定要真诚，要付出。如果你希望在对方那边得到什么的话，可能会不开心，但如果真的喜欢那个朋友，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你们的友情会长久很多。”在节目《嘉人自友约》中，她关心每位好友，仔细询问对方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好久没见，我真的很想知道她们过得好不好啊，”她说。

一个人源源不断的爱的能力，或许只能来自坚定的自我。刘嘉玲说，自己从小性格便独立，坦率，不能勉强按照别人的样子生活。“我也试过向某种受欢迎的固定女孩形象靠拢，比如玉女，打女，但这样反而弄得不像自己，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回自己，就算有很多缺点，只要你接受，甚至勇敢地放大它，可能就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她说到当年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每个演员都有很多戏要拍，但人人都是凡事自己来，没有工作人员代为做决定，维护某种“人设”。或许也是得益于此，当年的每个演员都发展出鲜明的个性，保留着完整、健康的自我。她说自己不抗拒参加真人秀和综艺节目，因为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

“年轻时候的每一步都是对我现在有益的，包括我走过的弯路，那些都形成了现在的我。千万不要后悔。我现在很庆幸我年轻的时候，哇，什么都拥抱过，什么都做过。”就像《阿飞正传》里的咪咪，傻乎乎地追到菲律宾，《自梳》里的玉环，义无反顾地跳下救命的轮船。勇敢地挑战过生命，吃过苦、被误解、被鞭挞过，才能历练出真正强壮的内核。

假如真的是一飞冲天，顺风顺水，今天的她绝不是刘嘉玲。

她坦言，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要学的东西太多，可正因如此，才要更加开放去学习和拥抱这个世界，”有更多知识领域，你自己的事业工作都会变得更有层次，自然会有一种不慌不忙的感觉，那可能就是一种自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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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拍摄八个月后，邬君梅结束了《六姊妹》《三十九二十八》《Slanted》等新戏的工作，回到了休憩期。用她的话说，“拍戏让我付出的能量很多很大，回来这段时间，对自己在Well-being方面多了些专注，给身体充充电”。

这个天马行空的水瓶座，最近忙着研究两件事：心理学和睡眠。在测过好几次MBTI，因每次答案变化以至结果从不统一后，邬君梅开始从心理学入手，研究起了人的性格。“你会知道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人对事情的不同反应，这是对演员特别好的学习之一。”拍《六姊妹》期间，邬君梅做过一次与睡眠障碍有关的预防性测试，听闻测试结果严重的话可能需要在夜里戴呼吸机，为了不让自己负重入睡，她对如何科学睡眠又产生了兴趣。她做了专业的睡眠质量检测，阅读相关读物，也下载了手机软件实时监测自己的睡眠状况，“我喜欢早睡早起，喜欢早晨跟人家说早上好的一刻。”

邬君梅擅长在生活中找到源源不断的乐趣。她有一阵忙着设计首饰，画油画，打太极，骑马；近来，她每天早上做七种颜色的彩虹早餐；有时，会去花园里摘几朵玫瑰插花，或打高尔夫，逛博物馆，和朋友们共进午餐。她说：“我是童心未泯的人，每天看一样的东西都能看到不同的新鲜点，我希望自己终身保持（如此）。”就像她看过无数遍《音乐之声》，但无论什么时候再看，仍有新鲜感。

她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拍戏；自称是个没有副业的演员。演员的职业特性意味着她必须每天跟放大了的情绪打交道，微妙的情绪变化都能被镜头一一捕捉。随着时间，她愈发明白怎么管理情绪。“每一刻都会有不同的情绪。生活会不断甩给你不可想象的、难以预估的事，这些我们概念上的好与坏每天都在发生，这就是日子啊，日子就得细水长流地过啊……人就是在不断产生困惑和觉得自己解决困惑中来回。但现在三天前某个时刻的困惑，你已经想不起来，一笑了之了。”

多年来，邬君梅保持着打坐的习惯，时间允许的话，她会打坐18- 20分钟。时间算得精准，只因她上过“超觉冥思”（Transcendental of Meditation）的专业课程，积累经验后，觉得最适合自己，“可以让自己抵达心很安逸的时刻”。她说打坐能让脑子变得清晰，“所有念头、困惑在那20分钟里，像把自己放在车水马龙的街上，看着念头像快车慢车一样开来开去，不去评判它的好坏，只注意到它的来和去，然后，生活继续！”说着说着，电话采访的那头发生了小插曲，她身旁的狗狗们一再发出叫声，她阻拦未果，开起了玩笑，“咦，为什么不安静呢？它们才应该去打坐。”

从小到大，邬君梅把自由看得很重，但她也坚持自由必须在自律的基础上。我们谈起了彼得·格林纳威执导的《枕边书》，在这部电影里，邬君梅出演的和子是一位颠覆传统的女性，打破了大家对东亚女性的刻板印象，放在今天来看，电影依然大胆、先锋且不失艺术性。她说：“这个电影在我的表演道路上是很特别的存在，拍《末代皇帝》和《枕边书》都是不同寻常的经历。当时我才二十多岁，青春无敌！”接着，她留下一串清澈响亮的笑声。

她犹豫过八个月能否接拍，最终向前一步的原因很简单，“水瓶座女孩嘛，有什么不可以试试的呢？”杀青后，邬君梅觉得后怕，拒绝出席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首映。后来她意识到，自己身上被禁锢住的尺度被打破了，某种程度而言，她再次获得艺术创作的自由。“尺度打破后，那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无法解释的自我解脱，我会觉得这个戏都能演了，还怕什么呢？一个演员，经受过传统教育，身上有传统精神，不管我走到哪里，再自由的性格无形当中肯定有过去的痕迹。当角色不同，你合作的同行、导演和团队伙伴都不一样的时候，你融入到新的创作氛围里，必须做调整，必须让自己成为创作的一份子。”

跟着角色走过世界的各个地方，时至今日，邬君梅仍然有着浓郁的故宫情结，每次来北京，她一定会去紫禁城看看。

20岁时，邬君梅被意大利名导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选中，在《末代皇帝》里饰演溥仪的皇妃文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皇帝离婚的女人。她第一次用英文表演，在紫禁城拍了八个月。忆起拍戏的光景，她说：“年轻真好！我每次跟陈冲在一起的时候都忍不住回忆那段时间。在故宫拍戏，那多空旷。我看过故宫的日出日落、黄昏深夜，我们骑着自行车到处嬉闹，到了某些时刻，故宫的屋檐上会云集乌鸦，那些时刻的影像，在我的记忆当中非常深刻，非常幸福。”

那时的她充满了少女初探世界的天真，也有少不经事的懵懂。她曾一门心思想去香港旅游，会跟贝托鲁奇赌气，又被他带来的随身听收买。第一次进入拍摄现场，邬君梅对尊龙的脸庞印象深刻，她跟着工作人员见到坐在候场桌旁的尊龙，他抬头，露出笑容，她心想：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人？！

生命中重大时刻的发生，往往当事人只是道寻常。回忆的滋味却是隽永，现在的邬君梅会说：“如果对那时的自己说一句话，我会说：Vivian，你以后的路会很长，但这条路非常特别又真实，你该好好享受每分钟。”1988年，电影横扫奥斯卡金像奖，九项提名统统获奖，一时之间，风头无两，也为二十岁出头的邬君梅带来突如其来的名声与机会。她获得意大利电影大卫奖最佳女配角提名，打响了国际知名度。

邬君梅的性格简单透明，她选择把看世界的目光投向美好的事物。她说过去的自己是个满脑子想着旅游的人，每部戏都有不同的目的地，现在只要有人找她演，她会一直演下去，无关年纪。她刚拍完独立电影《Slanted》，题材很吸引她。故事讲述了一位华裔母亲带着八岁的孩子来到美国南部生活，孩子遭遇种族歧视后，长大决定做手术改变相貌以期融入环境。电影探讨的话题指向了年轻人整容跟风的现象和身份认同，“很多人会觉得上天给自己的东西不尽我意，想把面容变成想象中的另一个人。当你改变了，然后呢？能融入环境吗？”片中，邬君梅饰演含辛茹苦的母亲，她讲述着，“这是值得思考的事，你的外表和内核之间的关系，以及你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现阶段的她，希冀透过自己的工作或影响力去感染更多的人，就像观众看完一部电影有所触动。

每次与角色融合、碰撞的过程，都让邬君梅欲罢不能。她打了个比喻，“就像给小狗洗澡后，湿透的小狗会忽然‘啪’地一下摇头晃脑地把身上的水甩掉。我有点像这种感觉，每次拍戏会弄一下，让自己变得更干净”。她有追求的表演状态，“当你没有任何圆圈和方块的限制时，你在这一刻的表达是最纯粹、最原始、最自然的境界，这是我要达到的！对我来说，这是表演的最高境界……在我不同的年龄段，生活阅历在改变，表演上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所不同，我依然想从新角色中找到那份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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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颜丙燕几乎是透明的。观众熟悉她的面孔，那是肖虹、李宝莉、钱叶红、段迎九……在艺术创作中，她的足迹抵达人世的各个角落，也未缺席女性的重要成长时刻。她出演过少女、妻子与母亲，曾是军人、侠客、医生、警察，她跨着二八大杠串过胡同，在国安战线斗过间谍，也在汉口市场卖过袜子当过扁担。但角色之外，她却极少能被捕捉到。没有广告、没有综艺、没有热搜，即便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交出好作品，颜丙燕也像她的角色一样，如一滴水汇入人海，静静流回到属于她的世界里。

成为“透明人”是颜丙燕发自内心的选择。2007年，她在《女人一辈子》里出演反面角色吴明兰。因为“为人歹毒，心地不善”，剧集播出后她遭到了观众猛烈的炮轰，还在演播厅险些遭到一位阿姨的袭击。“为什么观众会因为恨一个角色，殃及演员本人？因为她根本不知道生活里的我什么样子。如果观众见我见得少，那每当银幕上出现一个形象，大家的认知就会贴着我的角色走。而一旦我的曝光度多了，观众就会拿生活中的我去和角色做对比。”所以一直以来，颜丙燕都在谢绝商业邀约和综艺的邀请，除去正式的媒体采访，很少公开表达。

变透明的另一层含义，是消融掉演员本人的部分个性。因为在进入角色时，这些个性也将潜移默化地附着在她们身上。之前很多人说颜丙燕抽烟的样子很帅，她就在生活里戒掉了烟；因为是舞蹈演员出身，颜丙燕走路是八字脚，为了不让观众产生这位医生/警察跳过舞的错觉，她很努力地改掉了这个习惯；颜丙燕是北京姑娘，她连京腔也在变透明的过程中慢慢打磨掉了。

但在自己的生活中，颜丙燕有浓烈的色彩。采访时，面前的她是一位非常可爱轻快的女性。说起什么样的角色能够打动她，她将双手在身体两侧展开，手指小幅度高频率地抖动，口中发出“哗”的声音。明白了，只有这样能在她心里将灯火突然点亮的人物，才是她想要的。在颜丙燕看来，凭借演员这份职业赚钱获奖都是意外之喜，真正滋养人至深的是她能够实实在在、一步一步感受到自己跟随角色在成长。

“我生活中没结婚、没孩子，可是我在戏里结了无数次婚，谈了无数次恋爱，生了无数个孩子，当了无数次妈妈。表演时经历的跟家庭跟丈夫的关系、对于爱情的理解……都会让我又打开了一个思维方式，又理解了一个人群。这种成长和成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在你身上，让你觉得生命真有意思，人生真是美好。当你热爱这个工作的时候，它会给予你很多道不明但非常满足的感受”，颜丙燕说完用手指点点自己的心，这是她描述至深感受时喜欢做的动作。

当把这份工作视为生命的重要体验，进入角色的过程就变得既认真又鲜活。最近几年，颜丙燕为了角色频繁增肥减肥，为了新电影《白鹤亮翅》她胖了三十斤，又能为了另一部作品一周猛烈掉秤十几斤。舞蹈演员对身体有极强的掌控力，而颜丙燕同时也很习惯抽离出自己，像使用工具一样运用这具肉身。但与快速改变形体相比，颜丙燕看剧本总是“特别慢”，每次开剧本会，她会准备好自己的疑问，带着成熟的解决方案去和编剧导演讨论，这也让她把每个角色都记得很深。采访时她说起过去作品中的台词，依然是毫不迟疑的，就好像那场戏刚刚在上午拍完。在《万箭穿心》的结尾，李宝莉选择离开。原剧本和小说中，“像丈夫马学武没有留一字给她一样，她也没有留一字给儿子小宝”，只与婆婆说了一句“莫得话”。但在成为“李宝莉”数月后，真正拍到这场戏，颜丙燕却说不出一个字。她与导演在片场讨论了几个小时，谁也无法说服谁。颜丙燕的观点是：剧本是平面的，电影是立体的，语言未必比沉默的面孔更有力。后来电影杀青，进入后期，颜丙燕突然在一个深夜接到了导演王竞的电话。王竞说，虽然颜丙燕也拍了原剧本的版本，但最后他们还是选用了她的理解，选择了李宝莉的不语。颜丙燕说自己那时很感动，长时间没说出话。

《爱情的牙齿》让颜丙燕成为金鸡奖最佳女主角，《万箭穿心》又让她拿下华表奖、北京电影节“天坛奖”等多个重量级的影后奖杯，她是令人敬佩的、实力过硬的好演员。但在成为这样的演员之前，她曾是匹顽劣的“野马”。颜丙燕在幼时就被父母送回了山东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在北方的乡下，她每天野蛮奔跑、打闹。等到再回北京上学时，颜丙燕已经一口山东话。同学笑话她，她被惹急眼，就抄起砖头把那些男生打得头破血流。妈妈严厉地惩罚她，她很委屈，于是选择继续去外面“闯祸”。这种“较劲”直到离开家去学舞蹈也没停。颜丙燕记得，她27岁时妈妈还一言不合就拿水杯扔她……直到后来，妈妈病了。

在妈妈要做关乎生死的大手术前一晚，颜丙燕还在安慰父亲。第二天，闹钟响了，颜丙燕坐起来，脑子里突然开始翻涌。“我想，万一这个人回不来，她就没了吗？这个人给了我生命，我到现在也不了解她，我跟她杠了这么多年，我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我不好，凭什么当年把我送回老家不养我。不行！她不能死！”，然后开始大哭。站在手术室门前，颜丙燕还在想，老天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至少能去搞清楚她的恨与不舍。那次手术，她站了七个小时，直到医生出来，端着三大盘子从妈妈腿部取出的组织，告诉他们，病人这一次活下来了。

等妈妈清醒过来，颜丙燕开始和她聊天。妈妈告诉了她一切，包括送走颜丙燕那天晚上自己止不住又不能让她看见的眼泪。后来妈妈越来越虚弱，已经很难坐起，颜丙燕只能轻轻把她抱住，这是母女二人久违的肢体接触。“我一开始不好意思，会让她靠在我背上，我们背靠背说话，后来她待不住，我就得把她放在我怀里，她在前头坐着，我搂着她。”

妈妈是在与女儿有过很多个这样平静、心酸、温暖、诗性的瞬间，留下很多只有两人知道的呢喃后离开的。和解带走了恨意，为颜丙燕留下断崖式的成长和一个开关。她终于在三十岁走出了自己的青春期，开始明白后悔与失去是什么，开始懂得真正的痛苦绝不是张牙舞爪，它是顾左右而言他，是被存放在身体最里面的。聊起这段，颜丙燕又轻轻止语，点了点自己的心。至于开关，大概就是总会突然想起点什么来。很多年后，颜丙燕在威海做影展评委，看到当地特产无花果，突然想起妈妈和她说过自己没吃过鲜的无花果。颜丙燕哭了，不停往嘴里塞，当地同事手足无措，说，颜老师你要是喜欢，就再多吃点吧。

清溪奔快，不管青山碍。不论青山是什么形状，颜丙燕始终坚持着自己朴素的流向。她依然留在闺蜜的小公司，依然认为奖项也好、关注也罢，都是对她之前所做的一切的表扬，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因为表扬改变之前的一切呢？如果一定要为这种坚定溯源，或许还是得回到童年的乡下吧。奶奶曾经给颜丙燕讲过一个故事，那也是奶奶唯一会讲的故事。颜丙燕是颜回后裔，奶奶讲的是“天赐颜回一锭金，外财不发命穷人”，“属于我的，我会很开心很爱惜，但是不属于我的，我不要，就当没有看见吧”，颜丙燕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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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赵涛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获得“特别贡献奖”时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我这些年一直都有机会饰演那些处在困难中的女性。这些困难是人物的困难，其实也是我自己的困难。感谢电影，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感谢电影，让我们女性更强大。”

在成为演员的二十多年中，赵涛与她的角色沈红、小桃、沈涛、巧巧们一同度过了平凡但蜿蜒的人生，因此这段感言中提及的“困难”并不是抽象的，它是这些女性具体的贫穷、家庭与社会尊严的缺失。《江湖儿女》中，赵涛扮演的巧巧出狱后去寻找斌哥，却被偷走了钱包，她不得不在餐厅骗别人的钱用来糊口。这是一个犯罪的段落，也是并不体面的求生本能。在《江湖儿女》《三峡好人》中，矿泉水瓶都充当着巧巧和沈红手中的重要道具，它后续被解读为“侠女的剑”和贾樟柯电影中的母题，但在赵涛看来，不断重复接水的，和用来阻止电动门关上的矿泉水瓶，首先意味着这些女性的拮据和局促。

“我始终有机会去经历女性的困难和尴尬，也能不断地去理解她们，因为我也是女性。当她们出现在我面前，我如同看到身边的许多人，也如同看到我自己。”赵涛说，她也是从贫穷起步，也需要不断努力工作，在一个完全以男性为主的电影行业中去寻找自己的定位。现在和一位在职业领域表现出色的女性讨论“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听上去很“不正确”，但赵涛认为，每个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遇到具体的生活问题，不谈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她的自我意识中包括对身为女性的自我认知，包括正视工作与生活中女性在要完成很多事情时确实面临着各种挑战这一现实。去调和、去选择，是赵涛进入中年后一直在做的事。“之前我天天出国工作，去各个电影节，我都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可想的，但是现在就会考虑要不要去。因为如果去工作的话，就没有办法照顾家里人，有时候就会想，算了，我不演了，反正还会有很多电影出现，也不需要我去证明什么，会有这样不好的情绪在里面。”

但每一次交锋后，赵涛的选择还是继续去表演，继续去塑造，想着“让大家能从我的角色身上感受到一点点对女性的不同理解”。2000年开始接触电影时，赵涛还是一位舞蹈老师。到今天一晃24年，她一步一步越过山丘，已经收获了十几个最佳女演员的奖项。在她看来，持续的肯定非常重要，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每一个选择的瞬间，奖项出现的意义在于，专业领域在告诉你，你是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的。天平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倾斜的，伴随着贾导的很多鼓励，赵涛每一次都决定自己应该工作，让更多人看到她饰演的女性。在浩大的世界里，她们没有超脱女性的肉身，绝非无所不能，但是她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解决问题的？赵涛想，还是要坚定信心，在电影里继续走下去。

今年五月，贾樟柯导演的新作《风流一代》在戛纳国际电影节首映后，赵涛泪流满面。这部电影拍摄了二十多年，记录了很多人，她的巧巧只是其中的一个。赵涛流泪，不是为了自己的角色，而是为其中的普通人感动。很多年前，一位短发、穿白T恤的女性在跳广场舞时露出了阳光的笑容，一个小女孩坐在摩托车上回头看了一眼……赵涛再次察觉在贾导的摄影机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哪怕是匆匆一过，导演都通过摄影机给予每个普通人尊重和尊敬，我能从电影中感受到对人的恻隐之心，它是一个大爱的电影，让我们要去爱自己，爱别人”。在《风流一代》里，赵涛看到了二十多年来时代变化造就的人的离散和情感上的牵扯，这些改变依然会继续，依然会延续到每个人的未来，而我们都在人群当中。

《风流一代》的影片结尾，巧巧发出一声“哈！”，这是她在整部电影里唯一的一次发声。无台词，赵涛认为这更加要求演员在表演上节制。越是在沉默的时候，越要调动自己的细微表情和形体，要信任大银幕能够清晰捕捉演员微妙的皱眉、喘息，也要信任自己的表演能够在泥沙俱下的情绪外找到一片模糊地带，足以将人物的复杂性细细讲述。除此之外，赵涛最大的担心是，长达二十年的拍摄素材，自己之前的表演方式与现在一致吗？但在剪辑室看完之前的素材之后，赵涛放心了。从开始做演员，她的表演方法就是统一的，永远都是人物第一。

回忆第一次拍《站台》，当时的赵涛一片混沌。在现场，导演会把演员聚在一起讨论，主题是当人来到一个空间，空间会对人产生怎样的刺激，人会在空间里给出怎样的反应。那是赵涛第一次意识到“人”对电影有多重要。拍摄《任逍遥》时，赵涛依然不太知道演员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我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她经常坐在大同最繁华的九龙壁前，那里有特别好吃的瓜子卖，她会坐在那里嗑瓜子，看来来往往的大同人，看年轻人是什么样子，她发现他们讲的大同话特别好听。到了《三峡好人》，赵涛对“不相干的普通人”的情感已经从被动的思考、无意识的兴趣变成了自然而然且清晰的关注。“我不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不知道他们未来要做什么，但在我遇到他/她的一刹那，他/她的开心、不开心、烦乱都会感染到我。他们的出现就像是剧本里人物的突然登场，就如同一个横截面，没有任何来由地站在你面前，但一言一行都会打动到你。”赵涛说，是因为电影，她的眼睛才真的看到了“人”，才有能力与擦肩而过的普通人建立连接，才能爱上“人”。

赵涛进组的时间总是非常早，她会天天住在故事发生的地方。拍《三峡好人》时，她会用一口不标准的四川话，和卖炸土豆的小生意人抱怨明明昨天还是三块钱，今天怎么就卖五块了？这些与人相处的细碎感受，会被赵涛一层一层叠加在她的剧本中。这样的叠加经过七八遍，以文字形式相遇的人物就会慢慢站起来，活灵活现。而赵涛手中的剧本，也会变成一本被标注得五颜六色的厚厚小书。

除了贾导的电影，2011年赵涛在意大利拍摄的电影《我是丽》对她影响也很大。这部作品不仅为她带来第一个最佳女演员奖项，也让她更加确定了自己的表演方法。多年来和贾导团队的合作让她熟稔于即兴，但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赛格亚的创作方式极为追求精确。赵涛和对手演员们提前两个月在室内开始了剧场表演般的排练，但等到进入了真实的海边酒吧，赵涛觉得自己演得特别不好，很不舒服，因为一切都在规划中。赵涛和导演说，我可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把你想要的东西呈现出来？导演慎重考虑了半个小时，同意了。“当我按照我自己的表演方法在演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自由得像阳光一样，我可以无限延伸到任何地方！那是我创作上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自由不是无节制的任性，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更加自信和自在。在《我是丽》中，赵涛主动要求卸掉了精致的妆，连粉都没有打，拍完全片。那段时间，她学习意大利演员的角色处理方式，放假就去威尼斯走走看看，这是一种自由；而当回到中国的小城，赵涛可以与爱人、长久合作的伙伴一起工作。此刻，他们已经从二十多岁步入中年，他们像家人一样每隔一段时间齐聚，他们依然非常专注，创作的时候不知道饿、不知道渴，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这也是一种自由。

赵涛喜欢小城镇，在这里传统的人际关系得以保留，亲人、朋友、同学、邻里间的人情非常重要，人被社会角色限定得比较少。这一点也在赵涛身上留下了痕迹，她的社会角色是演员，但她保持着与社会的距离，尽量避免身上附着太多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