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回顾:法治对于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
法治建设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很大程度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共识。早在十七世纪,Hobbes(1651)即提出,如果没有优秀的司法制度,大量潜在的交易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当事人签订合同时,首先履约的一方不能保证自己完成义务后能够得到对方的对价履行,倘若没有强制力量的潜在威慑,交易安全将无法得到有效保障。Weber(1972)强调理性(rational)法律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认为法律系统是理性系统,依赖于预先存在的规则以解决社会冲突,这些规则由专业人员使用独特的思维模式精心制作,具有相互一致性、普遍性和精确性,理性的法律体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North(1990)等通过对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调查与分析后认为,缺乏有效的产权制度以及低成本的合同执行手段是第三世界在过往历史中停滞不前和当代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North的历史实证研究对法治与经济的正相关关系命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因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二、实践展示:真实世界中法治与经济的图示
如果我们收集到全球多个国家的法治与经济的数据,那么就可能直接衡量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经过搜寻,我们找到全球142个国家近年的法治与经济的数据,以经济水平(人均GDP)为纵坐标,法治水平为横坐标,我们绘制出相应的图形。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大致呈正相关关系(法治水平和人均GDP最高的三个国家分别是位于右上角的Luxembourg、Switzerland和Norway,也就是红圈内的国家。)。
三、法治与经济的线性关系
我们绘制一条拟合的直线(红色直线),大致的表述出法治与经济之间的线性关系。
该拟合直线可以公式来表示:econ=a+b·law。其中,econ为经济水平,通常用人均GDP予以衡量,law为法治水平,可通过一个国家的法治综合指标等予以衡量,a和b分别为系数(可以推测均为正数)。从该模型不难发现,法治水平越高,经济水平亦越高。四、法治与经济的非线性关系
但是,更为准确的切入,从直观的视角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用非线性关系来表述,例如,从下图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呈现出半U型的关系更加准确。上图可以通过尝试通过在模型中加入解释变量law的二次项来表示,也就是:econ=a+b·law+c·law2。上图是一年的数据,如果用更多的数据(近14年的数据)来进一步展示呢?亦大致符合。
五、拐点在哪?
由上图可以略微感觉到,法治的水平较低时,其对经济的推动作者并不太显著;法治的水平超过某个拐点后,经济的增速会更快。是否可以合理猜想,法治与经济之间存在门槛效应?
所谓门槛效应,是指当一个参数达到特定的数值后,会引起另一个参数发生非线性的变化,这个特定的数值被称为门槛值或门限值。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门槛效应模型被广泛应用来解释各种现象。
例如,在经济学中,门槛效应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rossman和Helpman在研究对外贸易途径的国际技术溢出时首次发现了门槛效应。当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某个门槛值时,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而一旦跨越这个门槛值,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显著增强。
在科研领域,门槛效应模型同样适用。例如,在科研活动中,最初阶段投入大量时间可能并不会立即产生显著的成果,但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产出会突然增加;而后再达到一个新的门槛时,可能会进入瓶颈期,产出又会减少。这种在不同阶段科研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变化,正是门槛效应的体现。
通过门槛模型的测算,可以发现,法治水平的两个门槛值将模型划分为三个区间。
当法治水平小于1.725时(大致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法治水平),法治水平提升0.1个单位,人均GDP将提升323.6402美元;当法治水平介于1.725和1.85之间时,法治水平提升0.1个单位,人均GDP将提升651.502美元;当法治水平超过1.85(大致相当于加拿大的法治水平)时,法治水平提升0.1个单位,人均GDP将提升461.5849美元。同时,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与贫穷国家相较,法治对富裕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对于极为贫困的国家,分析表明,法治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似乎极为微弱)。通过上述几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方法,或许我们可以更为深刻的理解法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