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是什么?就是经过充分讨论、交流，把分歧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而新政协会上对建立新中国、成立新政府的各项事宜的讨论交流就是一场生动的协商过程。
筹备召开新政协，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除确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和代表，更主要的是起草共同纲领、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等。为此，筹备会设立了6个小组：第一小组，主要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组长谭平山，副组长周新民；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第四小组，拟订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第五小组，起草宣言，组长郭沫若，副组长陈绍先；第六小组，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
三个多月里，各小组紧张有序地展开工作，通过协商座谈、意见征求、研讨磋商，负责的事项基本落实，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并未达成最终的一致，需要留给政协会议协商解决，比如第六组的国旗、国歌方案的最终确定。
于是，生动的协商讨论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得到延续。
经过三个多月的充分准备，1949年9月21日，肩负着建国使命的时代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念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马叙伦召集55名委员集中讨论。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歌、国旗等问题的意见。
关于国歌，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但有人提议修改歌词。周恩来插话：“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毛泽东接着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被确定下来。
关于国旗有四种主要意见：一是镰刀锤头交叉并加五角星，但有模仿苏联之感；二是麦穗齿轮并加五角星，图案复杂，不适合做国旗图案；三是两色或三色横条组成旗面，左上或中央置放镰刀锤头或麦穗齿轮或五角星。横条象征长江、黄河和珠江，镰刀锤头象征工农等各阶级联合，但图案也较复杂，且有与美国、苏联国旗混杂之感；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但也有缺点，……讨论时，大家比较倾向于复字32号五星红旗方案，这是一位名叫陈联松的普通职工设计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可是，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争论较为激烈。讨论中，毛泽东就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一直关心国旗方案的华侨代表陈嘉庚接着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同意毛主席讲的复字32号国旗方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表示赞同：“我觉得32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人也相继发言，五星红旗的方案最终得到通过。
关于国徽，鉴于大家对当时所涉及的国徽图案均不满意，毛泽东建议：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纪年，大多数人赞同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是，我们政府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黄炎培接着说：“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很麻烦。”毛泽东风趣地接话：“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不一样!”于是，公元纪年得以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