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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改革风暴:特朗普2.0时代中美生物医药产业的竞争与转向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面临重大改革,这不仅将改变美国生物医药研究格局,还可能重塑全球科研合作态势。本文深入分析特朗普政府的NIH改革方案,探讨其对美国生物医药创新的影响,并对比我国生物医药发展战略。文章还将审视这场改革对中美生物医药科技竞争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生物医药研究合作的冲击。最后,文章为中国生物医药界应对这一变局提出建议,以期在新形势下保持竞争力并寻求合作机会。
NIH改革:特朗普版生物医药创新蓝图
特朗普政府对NIH的改革计划可谓雄心勃勃,其核心目标是提高效率、加强问责制,并将研究重点转向更符合"美国优先"理念的领域。这一改革方案包括将NIH的27个研究所和中心合并为15个,对研究所主任实施5年任期限制并最多连任一届,并考虑将NIH的拨款预算转变为州级区块补助金。
这些改革措施旨在精简NIH的结构,提高其运作效率。然而,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引发了科学界的担忧。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会打乱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生态系统,影响科研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性、基础性的研究项目,可能会因为机构重组和资金分配方式的改变而面临中断的风险。前NIH主任哈罗德·瓦慕斯认为,虽然在新政府上台时暂停新政策的沟通可以理解,但目前改革的广泛范围与NIH的使命相悖。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点是研究重点的调整。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将更多资金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和临床转化,并增加对慢性病(如糖尿病和肥胖症)的研究投入。这种转变反映了政府希望研究成果能更快地转化为可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然而,许多科学家警告说,忽视基础研究可能会损害美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长期竞争力。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艾尔伯茨警告说,过度强调应用研究和临床转化可能会损害美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长期竞争力。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公共事务咨询委员会主席安·韦斯特也强调了优先考虑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其表示:“虽然我们不反对改革努力,但我们强烈认为应该进行独立评估,并且在执行计划之前,科学界(包括专业学会和NIH领导层)需要有发言权。”这些科学家的警告反映了科学界对基础研究可能被忽视的普遍担忧。他们认为,虽然应用研究和临床转化很重要,但基础研究是长期科学创新的基础,对维持美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还计划加强对涉及危险病原体的"功能获得性"研究的监管。这一举措虽然出于安全考虑,但也可能会限制一些重要的传染病研究。在新冠疫情后的时代,如何平衡研究自由和安全监管将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马尔克·利普西奇曾指出,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监管应该聚焦于一小部分高风险实验,而不是广泛限制这类研究。他表示:“几乎所有的功能获得性研究都是安全的,我们不需要讨论它们。”斯坦福大学的大卫·雷尔曼教授强调过平衡科学进步和安全的重要性。他表示:“科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关键见解和重要对策,以保护我们免受大流行病的影响并做出响应。”这两位科学家的观点反映了美国科学界的一个观点,即在加强监管和保持科研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的必要性。从他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都支持有针对性地监管高风险实验,而不是对功能获得性研究进行全面限制。
从政治到经济:特朗普政府改革NIH的深层动因
综合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系列的动作分析,新经济学家智库认为,特朗普政府对NIH的改革,主要源于以下四个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涉及政治背景,也反映了美国在卫生、生物医药和经济领域的实际需求。
政治动机是推动NIH改革的重要因素。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NIH因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受到批评,尤其是对一些关键研究的管理和响应速度。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认为,NIH在应对疫情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导致公众对该机构的信任度下降。因此,重组NIH被视为恢复公众信任和改善机构形象的一种方式。特朗普选择与反疫苗活动家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合作,而肯尼迪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对NIH进行大规模人员更换的想法,进一步渲染了“新政权对现有医学研究模式的不满”政治氛围。
美国面临的卫生和经济挑战也倒逼改革。随着慢性病发病率上升和医疗成本不断攀升,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调整NIH的研究重点,将资金从传染病研究转向慢性病和预防性健康策略。这种转变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健康危机,也是为了寻求更具经济效益的医疗解决方案。特朗普政府认为,通过加强对慢性病的研究,可以减少医疗支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预算压力。TrueMed公司联合创始人卡利·米恩斯公开表示:“特朗普总统和鲍比(小罗伯特·肯尼迪)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拥有一流的传染病防范能力,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将我们的医疗保健机构的重点转移到慢性病流行上。”
对生物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关注也推动了改革。特朗普政府计划加强对涉及危险病原体研究的监管,并限制某些类型的生物医学研究,如“功能获得性”研究。这一举措旨在提高国家安全水平,以防止潜在的生物威胁,同时回应公众对科学研究透明度和安全性的呼声。此类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于科学研究伦理和安全性的担忧。全球核威胁倡议(NTI)全球生物政策和项目副总裁杰米·M·娅西芙称:“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治理和监督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两党共同的目标;多年来,它一直是国会共和党人的优先事项,这也反映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018年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中。在未来几年里,还需要额外的工作来确保新的政府监督系统在实践中运作良好,并且它们正在为防止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意外或故意滥用提供有意义的保护。”娅西芙的话直接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危险病原体研究监管的计划,特别是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关注。
经济!经济因素永远不可或缺。NIH作为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各类研究项目。改革将影响这些资金如何分配,从而直接影响到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优化资金分配,提高科研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在这方面,特朗普的主张是一贯而没有改变的,早前特朗普在回答sciencedebate.com关于如何确保美国保持创新前沿地位的问题时表示:“科学是关键的经济驱动力,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我们必须确保美国仍然是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领导者。我们必须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我们将重点关注研究和开发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领域。”这段话反映了特朗普一直以来希望通过优化科研资金分配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的理念。
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针对NIH的改革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动机、卫生与经济挑战、国家安全考虑以及科研资金管理。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生物医药研究格局,可能会深刻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生物医药创新方向。
NIH资料图。
特朗普政府改革NIH与中国的“五年规划”体制:机遇与挑战
2025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即将实施,中国正在为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制定全新战略。中国设定的目标是到2035年成为科技强国,这当中显然包括举足轻重的生物医药行业,未来5—10年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发展窗口期。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加速推进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还需积极应对中美科技竞争带来的新态势和挑战。
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明确提出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夯实基础研究,才能实现技术突破并保持长期竞争力。与美国的生物医药发展路径相比,中国更加注重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也在改善科研环境,以吸引和培养高水平人才。
在具体技术领域,中国正在加大对疫苗、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并在精准医疗、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新兴领域快速追赶国际领先水平。此外,生物医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是中国的重点方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提高研发效率。
然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如何激发创新能力、如何平衡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以及在国际合作受限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科研水平的持续提升,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期间找到平衡点。
恰逢此时,美国开始了此次的NIH改革。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中美两国的竞争日益激烈。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改革以及中国即将到来的“十五五”规划实施,为两国的科技竞争增添了新的变数。
首先,美国的改革可能在短期内对其科研产出和国际合作造成影响。NIH的重组和资金分配方式的调整可能导致部分研究项目的中断或延迟,这为中国在一些新兴研究领域提供了缩小差距的机会。再者,中美两国在研究重点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竞争格局。美国近年来更加注重应用研究,以加快技术的商业化进程,但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基础研究的优势。相比之下,中国继续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将有助于其在长期内增强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最后,国际合作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政府可能进一步限制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尤其是在生物医药等敏感领域。这种限制不仅会影响两国科学家的交流,也可能对全球生物医药研究的整体进展产生负面影响。
新经济学家智库认为,竞争中我们还是要看到合作的曙光,全球健康挑战,需要中美共同应对。尽管中美两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但在应对全球性健康挑战方面,合作仍然至关重要。无论是新发传染病、癌症,还是老龄化问题,这些全球性议题都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如何在竞争中保持必要的合作,将是中美两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长期课题。
总体而言,新经济学家智库认为,即将到来的“十五五”规划实施为中国生物医药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在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合作方面的策略将决定其未来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地位。而在竞争之外,中美两国如何在全球健康问题上实现合作,将成为影响全球科技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应对之策:中国生物医药界的五个建议
面对美国NIH的改革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生物医药界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以下是五点建议: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美国可能削减基础研究经费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抓住机会,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投入。这不仅包括资金支持,还应该包括完善的评价体系和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
优化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的同时,更要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建立更加灵活的科研人员评价体系,为年轻科学家提供更多机会和资源。
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建立更加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参与产业化过程,促进科技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加强国际合作的战略性。虽然中美科技合作可能面临更多限制,但应该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机会。同时,在一些非敏感领域,仍应努力维持与美国科研机构的交流。
提升生物安全和伦理监管水平。在加快研究进展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和研究伦理问题。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既保障研究自由,又确保安全和伦理底线。
生物医药领域的竞争是一场马拉松。NIH改革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蕴含着重塑美国生物医学研究格局的潜力,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国能否通过这次改革增强美国的科研实力,同时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很大程度看依靠决策者、科研工作者和整个社会能否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智慧。
面对NIH的改革,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既要抓住机遇,又要未雨绸缪。决策层、企业和研究机构应密切关注,美国NIH改革中:如何在追求效率和应用价值的同时,保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如何构建更加灵活和开放的科研生态系统,促进跨学科合作和产学研融合;如何在加强研究安全和伦理监管的同时,保持科研的独立性和创新活力。通过持续的投入和系统的改革,中国有望在这场竞争中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超越。
我们还要看到,NIH改革对全球生物医学研究格局的影响不容忽视。它不仅关乎中美科技竞争,更将影响全人类应对重大健康挑战的能力。因此,我国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当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变革中把握机遇,推动生物医学研究的全球化发展,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