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坛双星何炳林院士与陈茹玉院士的伉俪情深故事

朱晓夏

江明老师再次邀稿，叮嘱我写一篇长的。少时求学路长，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师友的指导帮助，要讲的故事很多、很长，还是从南开的恩师何炳林和师母陈茹玉两位先生的伉俪院士佳话讲起吧。

终身学伴 神仙眷侣

何先生1936年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因战乱影响，于1938年怀揣报国志向，从广东的番禹县西进，赶赴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最终，擅长物理的他，考入了化学系。而1937年已考入清华大学的陈先生，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未能入学。同样怀揣报国志向的她于1938年从天津南下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她原本想报考数学，填报志愿时，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对她说“国家这么穷，工业不发达，你的理科成绩这么好，应该学化工啊!”她被打动，临时决定报考化学并被录取。这就是“上帝”的安排，两位先生，一位西进，一位南下，一位擅长物理，一位钟爱数学，却同时考入了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真可谓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

当年班里30人中有25个是男生，漂亮聪慧的陈先生吸引了不少男生的目光。但命运之神又如同月下老人，让两位先生共用一个化学实验台。一天做实验时，陈先生没有量桶，就找何先生借。敏感帅气的何先生（图1）不知是不是“想多了”，觉得此举必有深意，顿时勇气倍增。后来，学习成绩出色的何先生就多次大胆地找陈先生，说是要和她一起研究题目。此举果然有效，随着二人“做题目”的机会越来越多了，爱情也就自然地萌发了。1942年，两人均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图2）。何先生短暂工作后，又返校任助教。陈先生则辗转多地工作、任教。但两人最终于1946年在昆明锡安圣堂喜结连理（图3）。同年，又同时双双以教员身份加入返迁天津复学的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

图1. 西南联大时期的何炳林先生（1940年）。英文是：Ping-Lum Ho

图2. 陈茹玉先生的西南联大毕业证，上有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印章

图3. 何炳林先生与陈茹玉女士的结婚照（1946年）

1947年，在杨石先教授的帮助下，何先生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就读，后转入印第安纳大学化学系。1948年春，陈先生将刚满半周岁的长子托付给父母，赴美与何先生团聚（图4）。同年秋，也加入印第安纳大学化学系，学习有机化学，两人再次同窗共读。1952年2月，双双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图5-6）。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陈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署名是“Ju-Yu Chen Ho”（图5），改为随何先生姓“Ho”了，相应的中文名就是何陈茹玉，这是民国时期常见的习俗。

图4. 何炳林与陈茹玉夫妇在美国布鲁明顿公园（1950年）

图5. 何炳林先生与陈茹玉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扉页

图6. 陈茹玉先生的博士毕业照

何陈两位先生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后，积极准备回国工作。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激战，1952年美国政府下令不准在美学习理、工、农、医的中国留学生回国，违者罚款甚至判处入狱。滞留期间，夫妇二人边工作，边奔走呼吁，一次又一次地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然而，何先生因是“在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核心组成员而多次遭移民局审讯，并被明确告知，不得回国。同时美方开出一系列优厚条件，甚至给何先生一年加了三次薪水来做挽留。1953年秋，何先生约集十几位在美留学生，联名给南开大学校友周恩来总理写信，每个人都郑重地用毛笔签名。这封信经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转交到周总理手中。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以此信为铁证，迫使美方不得不承认阻扰留学生回国的事实，并使其于1955年终于准许在美留学生们回国。1955年11月25日何先生夫妇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同年回国的还有被美政府囚禁114天，半软禁近3年的我国高分子界的前辈黄葆同和冯之榴夫妇（见《旦苑晨钟》2024年2月20日发文）。

1956年2月，何先生和陈先生夫妇回到南开大学任教，自此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再无分离。何先生成为了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陈先生则是我国有机磷化学和农药化学的先驱。双双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被誉为科坛双星，伉俪院士，在南开大学和学界传为佳话。

求学南开 三生有幸

1978年10月，15岁的我，初次离家出远门到天津上学。当时科学家的榜样是陈景润、杨乐、张广厚，都是数学家。我也喜欢数学，所以要学数学，梦想着有朝一日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我来自农村，几乎没怎么学过化学，不过那年化学题容易，居然考得不错，就被录取到了南开大学化学系。于是我有机会求学于何炳林先生门下，这是十分幸运的事。当时的南开大学校长是杨石先先生，是著名的化学家，多年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何炳林先生是化学系主任。南开大学像其他的中国高校一样，刚刚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老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氛围非常好。

一次何先生急需准备课件，辅导员魏丽荣老师觉得我写字工整，化学结构式画得不错，就推荐我去帮忙，何先生写在纸上，我用彩笔誊写在透明胶片上。有问题及时请教，何先生对胶片的效果很满意，表扬了我。我向他解释说这是得益于中学时写黑板报的经历。何先生说：学什么都有用，艺不压身啊！这也是让我多年来记忆犹新的一句话。从那时起我就正式认识了何先生。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何先生晚上经常到实验室里来转转，对我们做实验的同学，总是亲切地询问进展，讨论遇到的难题，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我在校时，何先生是高分子化学所的所长，陈先生是元素有机化学所的所长。这对伉俪院士，都有不甘落后的精神，一直保持着他们学生时代的“比学赶帮超”的劲头，这也促进了南开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和提高。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何先生就看准了离子交换树脂的应用潜力，创建了南开大学的高分子化学学科，率先开始了高分子树脂材料的研究，及时满足了我国国防工业分离提纯铀元素对离子交换树脂的需求。鉴于他的突出贡献，1988年获得了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在八十年代，他敏锐地关注到高分子材料在环保和医药领域的应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在何先生的指导下合成强酸性大孔树脂催化剂用以代替无机酸，避免了生产过程中的酸污染。陈先生的研究重点则是有机磷化学，开发了一系列优质的农用除草剂，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一等奖。

一纸婚书 世纪流芳

我在南开完成本科学习后，去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到法国做一年博士后。原本计划1989年夏天回国，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未能实现。只能又回到了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大学任教。离开南开后，我一直与何先生保持联系。新世纪伊始，南开大学与蒙特利尔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两校校长签署协议，希望我作为校友起到桥梁的作用。2006年，我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母校南开工作，常去看望何先生和陈先生。一次他们家的保姆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应召前去，看到他们订制了一个大蛋糕，原来这天是两老的结婚六十周年纪念日（图7）。两位老人很高兴，拿出珍藏了一个甲子的写在绢帛上的结婚证书（图8）。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手书的证书，真是大开眼界。证书上的“介绍人”为杨石先和黄子卿，两位同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是何陈夫妇的老师。杨石先先生是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首批（1955年）学部委员（院士），先后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校长。黄子卿先生同是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也是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主婚人邱宗岳先生也是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南开大学化学系（创建于1921年，也是中国大学第二个化学系）的创始人和理学院的奠基者之一。邱先生还擅长建筑，1923年建成的南开大学“思源堂”就是由他亲手设计和督建的。另一位主婚人傅恩龄先生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秘书、校总务长、西南联大外语系教授。证婚人为锡安圣堂的牧师刘胜宗。一份婚书，七位署名，全为学术精英和社会名流，这张结婚证书可是珍贵的文物呀。何先生对我说：我们只有这一份证书，陈先生放到哪里，我都不知道。陈先生则回答说：我是怕你保存弄丢了！我为他们拍照留念，分享了他们的喜悦和幸福，为他们六十年来相濡以沫的生活而感动。

图7. 何炳林和陈茹玉二位先生结婚六十周年纪念日合影

图8. 2006年4月6日，何炳林和陈茹玉二位先生结婚六十周年纪念日，展示他们的婚书

关于这对伉俪院士的爱情故事，中央电视台有过长篇访谈。当时在西南联大，男生多女生少，陈先生自然成为许多男生的注目焦点。一次，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个男生故意踩了何先生的脚，示意他退出。何先生被踩了脚，却什么都没说，只是挪了挪脚，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这一切被陈先生看在眼里，她由此认定了何先生是一个稳重、厚道又坚持的人。当时我的儿子在上初中，女儿还在上小学，他们居然津津有味地看这段录像，看完赞叹说：何爷爷很酷！后来我问起何先生别人踩他脚为什么没有反应，没生气，也没退出？他淡然地说：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说、都不做。二十多岁的他，就能做到这样气定神闲，也是需要许多智慧和修养的！

枫国留学 再续前缘

我与和先生们的缘分真是深厚，我离开南开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博士的导师St-Pierre教授是何先生的老朋友。2006年，他和夫人特地借我在南开工作的时间再次来访，一起去看望何先生和陈先生。St-Pierre教授和夫人也是大学的同学，当时也已经八十多岁了。四位八旬老人相见，愉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们感慨地回顾了半个世纪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叙说着各自的工作和家庭。而且他们都有美国留学的经历，谈起当年他们知道的那里的名人轶事。St-Pierre教授还特别谈起他知道的白求恩在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做医生时的许多故事。我也很幸运地分享了他们的喜悦。拍照时，他们特地要我站在中间，我真是受宠若惊（图9）。

图9. 2006年，何炳林陈茹玉两位先生和来访的St-Pierre教授和夫人合影。我（朱晓夏）被要求站在中间

两位老师一直以“何先生”和“陈先生”互称，可谓相敬如宾。去过两位先生家里的人还会发现，几十年中他们的书桌始终都并排摆在一起，他们相对而坐（图10）。为此，陈先生曾说：“我和何先生一生都是同学关系”。

图10. 何炳林和陈茹玉二位先生在家中

何先生晚年身体不好，不爱运动，而陈先生则好动。在出门还是不出门的问题上，偶尔会有争执，但绝不单独行动。争论的结果是，几乎每个晴好的午后，两位老人都要一起散步（图11）。他们互相搀扶，但从不牵手同行。之所以不牵手，何先生的解释是：“陈先生从上学那会儿就很害羞。”而陈先生则回答“你才怕羞”。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却有胜似神仙眷侣的温情。

图11. 何炳林陈茹玉二位先生漫步在南开园

2005年，何先生和陈先生拿出自己的积蓄四十万元，分别在高分子学科和有机学科设立了奖学金。他们特别提出要奖励爱国、品行好、学习成绩突出、而家庭生活又有实际困难的同学。对莘莘学子的期待和关爱之情，让人深深感动。受其感召，南开的老师和校友纷纷解囊捐款，集腋成裘，设立了何炳林和陈茹玉奖学金。何先生出席了奖学金设立大会，亲自给首届获奖的同学颁发获奖证书，并讲话鼓励年轻的同学们发奋努力，为高分子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教五十多年，两位先生桃李满天下。提起自己的学生，两位先生总是如数家珍，总能记起他们求学时的往事。我们几个十五六岁就到南开上学的同学，更得到他们的格外关照。何先生创建了南开大学的高分子学科，也从高分子树脂材料发展成为有自己特色的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综合性学科，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特别注重应用问题的研究。多年来何先生身体力行，带动了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研发，并指出高分子材料科学的发展的目的还是在于材料的实际应用。他亲自组建了学校的化工厂和后来的“和成公司”。全国各地的树脂制造业，多数都与南开大学高分子学科有渊源和联系。

我写这篇短文回忆恩师，找出珍藏的厚厚的一叠信。我出国学习后，每次写信向何先生报告学习和生活情况，他是有信必回，介绍国内和学校的情况，鼓励我勤奋学习。无论搬过多少次家，我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这些书信。重读这些信，看着何先生那一丝不苟的行书字迹（图12），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他那认真严谨、诲人不倦的精神，他的关怀和期待，再次使我感动。何先生和陈先生这对伉俪院士，多年的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培养了大批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们，就要把这种执着、这种精神、这份爱，努力地传承下去。

图12. 我珍藏的何先生的来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