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感念何炳林院士

文摘   2024-11-21 11:16   天津  




南开化学有着光荣的办学传统,诸如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何炳林先生等一批学科先贤,一生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勇攀高峰敢为人先、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甘为人梯奖掖后学。正是老一辈科学家辛勤耕耘,使南开化学逐渐成为南开大学乃至中国化学事业的重要力量,一代代南开化学人也正是在学科先贤们爱国奋斗的引领感召下,踔厉奋发,书写新篇,铸就南开化学新的辉煌。

2024年9月25日,本公众号节选刊载了《旦苑晨钟》上朱晓夏教授撰写的何炳林、陈茹玉先生的科坛双星伉俪情深的动人故事。应江明院士邀请,何先生亲手栽培的本硕博学生,几十年的资深助手和同事,南开大学的袁直教授为大家讲述,何先生身为几代南开高分子人的严师慈父,为南开高分子学科呕心沥血,执着坚守,追求卓越的科学品格,和他视生如子,为师如父,提携后学的高尚育人情怀。


作者简介:

袁直,女,南开大学教授。1979-1989年在南开大学化学系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为何炳林先生,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家评审组成员,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副院长、高分子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高选择性吸附分离功能材料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感念恩师何炳林先生


袁  直


恩师何炳林先生仙逝已经17年了,但感觉他一直没走远,就在我们中间。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2007年7月4日凌晨4时左右,何先生陷入了昏迷状态,当时一同住院的师母陈茹玉先生在何先生的额头上深情吻别……7月8日,蒙民伟楼的吊唁大厅里人如潮,花如海。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哀悼,40多位两院院士及国内所有的主要化学研究院所机构,都向南开大学发来唁电,世界各地的故交和弟子送来花篮。

我认识何先生是在1979年。那年全国高考的升学率仅有6%,我有幸被南开大学化学系录取,甭提有多兴奋、多自豪了。因为南开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化学学科更是“重中之重”。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三次视察南开大学,每次都参观了化学系和何先生的离子交换树脂实验室(图1-2)。1980年,更是有五位化学学科教授同时入选学部委员(院士)(图3),极为罕见。南开大学化学系对国人来说是有口皆碑的,在天津娃娃心中更是神一般的存在。南开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亲切!尤其是化学系的老师们,个个意气风发,精神饱满,脸上总挂着微笑,好像在南开园等候我们多时了一样。时任化学系主任的何炳林教授,在与新生的见面会上开门见山,用朴素的语言告诉我们国家亟待建设,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何先生把他五十年代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经历讲给我们听,鼓励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拼搏。他强烈的爱国情怀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同学,搏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爱国、报国是他一生不变的情怀。那时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何先生匆忙的脚步,似乎在与时间赛跑。从那时起,我暗暗下定决心选择高分子专业,以何先生为榜样,为祖国的崛起而发奋读书。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考取了何先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留校任教,循着何先生的脚步与教导,开始了教书育人生涯(图4)。 

图1. 1958年8月13日,杨石先校长陪同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化学系


图2. 1959年5月28日,何炳林先生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离子交换树脂实验室


图3. 1980年,同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五位南开化学学科教授(左起:申泮文先生、陈荣悌先生、高振衡先生、陈茹玉先生、何炳林先生)


图4. 袁直与何炳林先生在1989年(左)和2004年(右)的合影


1983年,何先生创建了南开大学高分子所并亲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南开大学高分子学科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重点学科、第一批博士点、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和第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南开大学高分子所和南开大学化工厂是一家,大家不分彼此,一心一意谋发展,联合起来搞创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化工厂承担了高分子所研究生的实验和参加学术会议的费用,我们到库房领实验用品只需“签单”,化工厂定期“买单”,无需为经费操心,羡煞旁人。每每国内高分子相关学术会议,都能见到南开高分子所庞大的师生队伍,很多时候都是何先生亲自带队。大家既学到了新知识,又开阔了眼界,同时还增加了彼此间的交流与情感。人们都说高分子所和化工厂就像是何先生的两个孩子,何先生为他们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何先生经常邀请国内外专家来南开讲学,或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图5),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德国的Markl教授(图6),加拿大的John Brash和St-Pierre教授(图7),日本的竹本喜一教授,美国的Kam W. Leong(梁锦荣)教授、国内的冯新德先生、卓仁禧先生(图8)、唐敖庆先生(图9)等都是那时先后来访南开大学的。何先生对年轻人的培养更是有口皆碑。他推荐派出许多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出国学习、进修,其中朱晓夏、刘国军(图10)等一批“天才少年”常常挂在老先生嘴边,百忙之中经常亲笔给他们写信,谆谆叮嘱他们要身在海外,心系祖国。1991年9月,第一届中-日-苏先进高分子学术会议在俄罗斯召开,钱人元先生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图11)。何先生由于工作繁忙,安排不开,派我代表他出席会议并做了学术报告,让我这个刚毕业不久的后生见了世面,第一次与高分子界大咖们近距离交流令我有些手足无措。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由于紧张,报告前我一次次地跑厕所,因为我不确定我的英语专家们是否能听得懂,更不确定专家们会提什么问题,我该如何回答。为此,参会前我做了大量的功课,最后还算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学术交流,为今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信心和勇气。会议决定,第二届中-日-苏(后因1991年底苏联解体,更名为“中-日-俄”)先进高分子学术会议将于两年后在中国召开(图12)。在恩师的指引下,我慢慢地学习如何做科研。何先生上下班要路过我的实验室,他经常抽空进来聊几句。他总是强调要注意实验安全,带好护目镜,并询问实验进展及遇到了什么问题,叮嘱我要做好实验记录。他说如果一个发明被多人在差不多时间发表了,就要依据实验记录来判定谁是最早的发明者。由于何先生经常路过,我也养成每天早来晚走的习惯,生怕何先生有事找不到我。

图5. 1982年何炳林先生和高分子同行在美国参加IUPAC MACRO 82学术会议时合影(前排左起:钱保功先生、王葆仁先生、钱人元先生、何炳林先生、于同隐先生;后排右三:黄维垣先生,左一:颜德岳先生,左二:沈之荃先生)


图6. 1982年,德国化学家Gottfried Markl教授访问南开大学化学系。左起:张金锫教授、何炳林先生、金桂玉先生、陈茹玉先生、高振衡先生、Gottfried Markl教授、陈荣悌先生、王积涛先生、申泮文先生


图7. 199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参加国际生物材料及精细高分子学术讨论会后合影。左起:John L. Brash教授(加拿大McMaster大学)、何炳林先生、Leon St-Pierre教授(加拿大McGill大学)、朱晓夏博士


图8. 1994年,Ikata教授、冯新德先生、卓仁禧先生、Allan Hoffman教授、何炳林先生、梁锦荣教授(从左至右)会后在三峡游船上合影


图9. 何炳林先生(右一)与申泮文先生(左一)和唐敖庆先生(中),三位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在何先生住的平房小院内合影


图10. 朱晓夏教授(左一)、刘国军教授(右一)与陈茹玉(左二)和何炳林(右二)二位先生合影


图11 . 1991年9月,第一届中-日-苏先进高分子学术会议部分中国参会代表 

左起:徐懋教授,钱人元先生,吴美琰教授和袁直


图12 . 1993年10月,中-日-俄先进高分子学术会议参会代表合影(北京香山)


何先生高瞻远瞩,在八十年代初就率先提倡学科交叉,鼓励高分子学科与生物医学深度融合,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开展了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其临床应用的研究。他领导研究的血液灌流吸附树脂率先在国内多家医院获得临床应用,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尿毒症患者血清中分子物的提取方法及其性质的初步研究,为日后研制中分子毒物吸附剂打下了基础。何先生领导的南开团队联合北京大学冯新德先生团队、武汉大学卓仁禧先生团队和南京大学林思聪先生团队等,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一个生物医用材料的重点基金项目资助,这支研究团队的许多成员成为日后国家首批“973”项目“生物医用材料基本科学问题的研究”的骨干力量。我38岁时被恩师委以重任,担任了首批“973”项目07课题的负责人(图13)。为了争取得到立项,申请团队的专家们前后召开了十几次研讨会,每次我的发言内容都能得到何先生的具体点评指导。期间,他经常给我讲起他与俞耀庭、郭贤权等教授们研制血液灌流吸附剂,用血液灌流的方法挽救安眠药、农药中毒患者生命的故事。何先生说,要让大家了解血液灌流方法是廉价有效的救命方法,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在他的带领下,后来又研制出治疗红斑狼疮、类风湿、尿毒症等疾病的血液灌流吸附剂。通过参加这些研讨会,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卓仁喜、李恒德、师昌绪等老一辈先生们的大师风范,以及他们前瞻性思想和缜密的思维方式,让我学会了如何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讲明深奥的科学问题,以及解决此问题的必要性和预期成果的重要性,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获得各路领导和专家们的认可与支持。这个经历让我受益终身,为我后来获得十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含两项重点基金)以及十多项省部级基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恩师的悉心培养下我迅速地成长起来。后来担任了高分子所的第三任所长。2006年,何先生获得了天津市重大科技成就奖(每年仅一人获奖)。由于何先生年事已高,我受侯自新校长和何先生的委托,代表何先生向评奖专家组做口头汇报及答辩。在与先生一起准备材料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何先生的爱国之情与赤子之心。 

图13. 首批973项目07课题组成员。左起:李晨曦教授、俞耀庭先生、何炳林先生和袁直


一天,我带着做好的投影胶片来到何先生家里向他汇报,征求他的修改意见。为了使报告更生动,我请何先生再详细讲讲50年代他和师母回国时的细节。说到回国,何先生顿时两眼放光,满脸笑容,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1952年春,我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以原子弹威胁中国,而且不允许学理、工、农、医的在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暂且到纳尔哥公司工作,从事农药及水处理药物的研究。当时虽年薪很高,生活舒适,但仍思国心切,盼望能早日投身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于是多次到美国移民局去申请回国,均被拒绝了,甚至因此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在我上班时,联邦调查局曾派侦探到我家搜查,但始终得不到把柄。1954年,得知周恩来总理将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进行停战谈判的消息后,我和陈先生(我师母)与十多名留学生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请求帮助。联名信由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转交给尼赫鲁总理,再转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在日内瓦与美国代表进行谈判时,提出了美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不准他们回国的事,杜勒斯矢口否认,说是中国留学生不愿回国。周总理便取出我们的联名信,杜勒斯顿时哑口无言,不得不于1955年春同意我们回国。在我离境前一周,美国国务院寄给我一封信和一沓表格,希望我能永久定居并加入美国籍,我不假思索地将信和表格撕毁了。当我了解到新中国急需提取制造原子弹的核燃料铀所要用的强碱树脂时,我便决定放弃对农药的研究,改为研究离子交换树脂。” 

何先生夫妇于1956年初终于回到了祖国,在杨石先教授亲自邀请下,何先生到南开大学化学系任教,陈茹玉先生到南开元素所任教。他们在南开大学东村47号的一套平房里(图9)安了家,一直住到2002年。由于47号离高分子所和元素所都很近,方便他们随时来所里,学校曾多次想给他们调整到条件更好的新楼居住,都被何先生夫妇婉拒了。何先生家的书房里,两张宽大的书桌背靠背摆放,两位先生相视而坐,上面永远是“堆积如山”的书籍和资料。 

何先生回国前,用自己的积蓄买了研究离子交换树脂所需的仪器、和原材料(成品对我国封锁、禁运)等,冒险带回国内,为他回国后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做足了准备。回国后仅两年时间,何先生就研制出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离子交换树脂品种。1956-1960年间,何先生在世界上首次研制出大孔型离子交换树脂。鉴于这一成果的重要性,当时学校决定严格保密,未准予公开发表。三年后捷克的科学家发表了类似的成果,被誉为“吸附树脂之父”。当我问及当年未能率先发表这一成果是否遗憾时,何先生平静地说:“那是保密的需要,我个人的荣誉问题不大”。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于1958年资助了南开大学400万元,建成了我国第一座专门生产离子交换树脂的南开大学化工厂,开创了我国自己的离子交换树脂工业,产品专供二机部用于核燃料铀的提取。为此,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先后于1958和1959年来到南开大学,视察何先生的实验室和离子交换树脂车间(图1-2)。不久,何先生利用他研制的树脂,成功地提取出放射性铀,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领袖们对他的杰出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与肯定。1988年,国防科工委授予何先生 “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何先生还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杜邦科技创新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原国家科委一等奖、原国家教委一等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3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荣任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1980年,何先生夫妇双双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被学界传为科坛佳话。

南开人都知道何先生爱生如子。批评学生时往往是严厉的,声音不高却透着威严。对于犯错误的学生的惩罚,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一次何先生路过期末考场,发现一名研究生作弊,当场收了他的卷子,事后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学生。学校管理部门得知后,要给该生处分,何先生得知此事后亲自与管理人员交流,说他已经深刻认识到错误了,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本次记作零分,再补考就是了。若给他处分可能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压力,搞不好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当时,我已经是教师了,对何先生的做法很不理解。随着我慢慢“变老”,越来越能理解何先生当初的做法了。他是一位严师慈父,对犯了错误的孩子又恨又爱,恨铁不成钢。难怪一些人背后说何先生“护犊子”。在我的记忆里,何先生一贯穿着朴实,勤俭节约。2005年,何先生和陈先生拿出自己毕生积蓄四十万元,分别建立了何炳林和陈茹玉奖学金。他们特别强调,要奖励爱国、品行好、学习成绩突出,而家庭有实际困难的同学。南开的老师和校友们受其感召,也先后纷纷捐款,集腋成裘,希望两位老先生对学子们的期望与鼓励永远传递下去。何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出席了奖学金设立大会,并给首届获奖的同学们颁奖(图14),鼓励同学们发奋努力,为高分子学科的兴旺、为国家的强大作出自己的贡献。

图14. 何炳林先生和第一届“何炳林奖学金”获得者合影


记得2007年5月31日,我和张政朴老师去医院探望何先生。何先生由于肺感染讲话已经很吃力了。何先生见到我们,顿时眼里放光,十分兴奋。我连忙上前握住恩师的手说:“何先生您别说话了,我们陪您坐会儿好吗?”半天,何先生眼里闪着泪,运足力气问我们:“南开的高分子与复旦的哪个更好?”在恩师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挂的仍是南开的高分子!

如今,先生虽已仙逝,但却一直没有走远,永远活在南开高分子人的心中,时时关注着南开高分子的发展,护佑着南开高分子的队伍。

把南开的高分子办成“中国第一”是何先生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何先生和前辈们打下的坚实基础,有一众优秀的后生加盟,相信南开高分子一定会蓬勃发展,再创新的辉煌,谱写新的华章!


本文来源:公众号“旦苑晨钟”文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感念何炳林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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