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要在近代历史的某个时间点上回归休谟的哲学，这个时间点肯定就是现在。狂热分子愈来愈多，民粹主义的铁腕政治人物维护人民的意志时，仿佛认为人民的意志是绝对的，且是绝对正确的。在比较稳定的时代，我们也许可以借助尼采式的人物帮我们摆脱中产阶层盲目自满的情绪，或者心存柏拉图式的完美而不朽的梦想。可现在这些哲学理念是多余的，沉溺其中会产生祸害；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健全的理智和非同寻常的见识。”

这是朱利安·巴吉尼在《休谟的人生智慧》一书中的总结。出生于1711年的大卫·休谟，是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大卫·休谟出生于律师家庭，早早被家人送入爱丁堡大学就读。他最初打算子承父业，从事法律职业，但不久后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

1734年，休谟前往法国，在定居的几年里完成了《人性论》一书，当时他年仅26岁。这被视为休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学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但《人性论》当时受到了忽视，休谟这样记录自己被冷落的经历：“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连对那些狂热的读者群都没有半点交代。不过我本来就养成乐观而开朗的个性，很快就从这样的挫折里站了起来，并继续在乡下努力的进行研究。”

不过此后的休谟仍然被忽视，他的《人类理解研究》等著作依然没有得到重视，还曾被教会指控为异端。倒是他在苏格兰律师公会图书馆谋得的管理员职位，虽然低薪，却让他拥有了继续写作《英格兰史》的丰富资源。

《英格兰史》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也使得休谟以历史学家身份闻名。当然，即使如此，也不会遮蔽他作为哲学家的光辉。

朱利安·巴吉尼写道：“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西方哲学奠定根基时，苏格兰如同英国其他地方，仍是没有文字的社会。但是，到了18世纪早期，苏格兰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雅典的继承者，是世界哲学之都了。爱丁堡引领欧洲启蒙运动，仅有巴黎这个思想中心可与之匹敌。无论是在爱丁堡，还是英国乃至全世界都闻名遐迩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说，苏格兰人‘是当之无愧的欧洲最杰出的文学民族’，此话言之有理。”

近代有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诞生于爱丁堡这座城市。一位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另一位是休谟。不过，后者在学术圈外的名气要小得多。《休谟的人生智慧》中提及，近年有一项研究，邀请几千位学院哲学家，请他们回答“你最认同哪一位已经作古的前辈”，他们的答案显示，休谟明显领先于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维特根斯坦。

朱利安·巴吉尼坦言：“休谟曾描述过一个现象：‘学者的活动封闭在学院和小房间里，与世隔绝，缺乏与良好伙伴的交流，故一直遭受损失。’其身后之事足以说明，他也为这种现象所害。休谟享受学术界无上的爱慕；在学术圈外，竟湮没无闻。”

实际上，休谟对世界的意义，远比人们想象中更大。那些并非哲学痴迷者的科学家们，也深受他的影响。爱因斯坦在致信莫里茨·石里克时说，他“曾怀着热切、钦佩的心情”阅读休谟的《人性论》，“之后不久便发现了相对论”。他甚至说：“倘若没有这些哲学研习，我很可能找不到这个答案。”查尔斯·达尔文的笔记也显示，他读过休谟的几部著作。生物学家刘易斯·沃尔珀特曾说，哲学家“很聪明，可是所言没有丝毫用处”；然而，他认为休谟属于例外，承认自己一度“深深爱上了”他。

朱利安·巴吉尼对休谟的研究和书写，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他写道：“即使是在学术上崇拜休谟的人，也未必能充分领会他作为实践哲学家的价值。休谟最有名的是他的因果观念、知觉观念以及对宗教的批评。可是，人们学习休谟的思想，往往不是为了过上良好的生活，此可谓一大损失。休谟耗费许多时间思索并撰写的内容，确实大多是关乎玄奥晦涩的问题，但那也只是因为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寻求安身立命之所。”

也就是说，“关乎人性的最抽象的思辨，无论如何枯燥无趣，都可服务于实用道德，并使实用道德的戒律更正确，使它的劝导更具说服力。”休谟的哲学，实际上与人们日常经验的每个瞬间息息相关。

休谟自己就是表率，作为哲学家，他的人格魅力与学术魅力相当，“除了偏执、自恋的让-雅克·卢梭以外，认识休谟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他晚年曾在巴黎旅居三年，在沙龙这样的社交场合游走的人们都渴望与他为伴，人人称他‘好人大卫’。霍尔巴赫男爵在致休谟的书信中说，休谟是‘一个伟大的人，您的友情弥足珍贵，我会视若珍宝’。亚当·斯密盛赞休谟：‘也许在人之脆弱的本性可容许的范围内，他几乎接近智慧、美德皆完美的人这个概念。’”

休谟和卢梭堪称绝妙的对比。书中写道：“休谟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冒犯，而卢梭看似总在招惹冒犯。”

休谟原本有恩于卢梭，他让卢梭在伦敦享受了极高荣誉。著名肖像画家艾伦·拉姆齐在那期间为他俩各自创作了一幅肖像画，休谟还安排卢梭住在伍顿庄园。但卢梭很快开始疑神疑鬼，他后来说，有人精心策划一场阴谋，要败坏他的名声，拉姆齐那幅画也是阴谋的一部分。“这幅可怕的肖像画”，他说道，画“一张独眼巨人的丑陋的面孔”就是为了让他显得丑陋，让休谟在反差中显得更好看。

这幅画今天陈列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美术馆里，很难看出卢梭在抱怨什么。卢梭和休谟的肖像放在一起，卢梭看起来更有智慧，他目光炯炯有神，凝视着看画的人；而休谟的目光则显得有些空洞。卢梭比休谟更英俊；他穿着亚美尼亚式大衣，头戴皮帽，呈现异域风格。

经历过许多类似的事情后，休谟仍然认为，尽管卢梭“任性善变”，“特立独行，行为怪异”，但“我们必须允许他我行我素”。可最终他的耐心还是被耗尽，向友人表示“我发自内心地懊悔，我曾经交往过这样一个恶毒、危险之人。”

书中写道：经过历史的评判，休谟是清白的一方。但是，休谟对卢梭不公正的指控，满怀怜悯而不是愠怒。他写道，卢梭“奋不顾身地冲进孤独中”，休谟竭尽全力说服他不要这么做。但是，休谟断言，幸福的结局不可能发生了。“我预测，在那样的情境中，他不会幸福，正如他在任何情境中一直都不幸福。”

相比之下，休谟显然更懂得如何生活。他倡导理性，又不失同情心，他追求学问，却也能享受美酒佳肴，在社交生活中如鱼得水，令人如沐春风。他曾说过：“若一个人没有被狂热思想冲昏头脑，正常的头脑绝不可以把感官的享受、对美酒佳肴和华服的嗜好想象成恶行。”“如果这些享乐既不损害美德，又有足够宽裕的基础给朋友、家人以及任何合适的对象施以慷慨和同情，他们就全然无害。”

即使到了今天，人类社会里也很难找到如此兼具温和与理性，既能把自己日子过好，又能探寻人类未来的人。

在《休谟的人生智慧》中，朱利安·巴吉尼还梳理了休谟关于美好生活的145条格言。提起梦想，休谟说“如果你完全清醒，你可以只追求梦想”，提起旅行，他说“旅行有很多好处，它是消除偏见的最佳方式”，提起公共生活，他说“公共精神应该使我们热爱公众，对所有同胞怀着平等的关怀，不要以‘爱整体’之名去恨其中一半的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在有些社会，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这一标准。

最重要的或许是关于哲学的那句话：“做一个哲学家吧！但是，在你全部的哲学思维中，你仍要做一个人。”

做个人吧，看起来多么简单的要求，但在很多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