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百多年间涌现出许多刚烈敢言的御史。他们中许多人不计身家性命，将自己的意见上达朝廷，明初有“快口御史”之称的韩宜可就是这样一位御史。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博学能诗文，是元末宿儒钱宰的弟子。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韩宜可被举荐担任山阴教谕，后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他正直敢言，弹劾不避权贵，“以锄奸显忠为己任”，深受明太祖朱元璋信任。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任用胡惟庸为相。胡惟庸弄权专断，与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朋比为奸，嚣张跋扈，众臣敢怒而不敢言，韩宜可却在暗中搜集他们不法的证据，准备露章面参（公开奏章内容、当面参劾相关人等）三人。
一天，朱元璋召胡惟庸、陈宁、涂节议事，韩宜可直接上前，从怀中掏出章奏，弹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请皇帝严肃处置这三人以谢天下。朱元璋正在兴头上，见韩宜可胆敢当面斥责自己的大臣，勃然大怒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当即命人将他拿下，投入大牢。没过多久，朱元璋怒气渐消，又把韩宜可放了出来。后来胡惟庸以“谋不轨”被处死，其党羽陈宁、涂节等人也被诛杀，不能不说韩宜可有先见之明。
洪武九年（1376年），韩宜可被任命为陕西按察司佥事。离开了中央监察机构，他依然恪尽职守，积极建言。当时，明朝严刑治吏，规定所有犯笞刑以上刑罚的官员，一律罚到中都凤阳屯田。笞本是轻刑，可因为大明律过于严苛，导致以罪屯田凤阳的官员竟以万计。针对这种情况，韩宜可上疏争辩说，“刑以禁淫慝，一民轨，宜论其情之轻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谪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别，以协众心。”他请求仔细甄别官员所犯罪行，以求罚当其罪。朱元璋采纳了韩宜可的建议，并将其载入律令之中。
在陕西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韩宜可又回京任职，正好赶上朝廷将一批籍没的犯人妻儿分赐给各司为奴婢，各司欣然接受，唯独韩宜可断然拒绝，并上疏极论此法之弊：“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他认为，男女婚配是“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直陈“连坐”之法实在不是盛德之事，更不是圣人仁政所宜行的。朱元璋认为他说的有理，于是收回成命。
洪武十五年（1382年），韩宜可任山西右布政使时，与左布政使王景通力合作，肃净吏弊，不料被违法官员罗织罪名上书诬告，一起被贬戍云南临安（今建水县）。当时的云南刚刚平定，百废待兴，韩宜可与王景以戴罪之身担负起了兴文重教的使命，他们跋山涉水，深入各族村落谕理劝学。二人在临安府文庙讲学，一时向学者云集，临安形成了“以诗书自励，弦诵声达旦”的读书风气，人文蔚起。《云南通志》中记载：“初，临安人不知学。自二公来，相与讲论庚唱，郡中子弟翕然从之，于是文教始兴，至今犹景仰焉。”经过韩宜可、王景等人十多年的努力，他们的学生张文礼终于在永乐二年（1404年）成为临安府第一个进士。明代临安一共出了52名进士，约占云南同期进士总数的一半，号称“临半榜”，被誉为“文献名邦”“滇南邹鲁”。
建文帝即位后，韩宜可被任命为云南布政使参政，旋即入朝拜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不久在任上去世。韩宜可的一生，明习法令，所言多可取法，虽在云南临安贬所，依然讲学兴教，泽惠当地。这位洪武年间铁骨铮铮的直臣，从此成为大明三百年间言官集体仰慕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