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以来,全球转基因生物产业发展迅速,转基因技术已应用于农业、医药、工业甚至军事等多个领域,转基因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走进消费者的生活。但罗援认为,任何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必须考虑安全和风险问题,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是全球市场贸易中敏感的问题,也是事关民族延续的热点话题。
目前中国面临生物安全威胁,其中最现实的威胁是转基因物种的无序迅速扩散和听任外国人插手中国疫苗以及大量其他药品生产过程,而最严重的威胁是敌国以转基因物种和特种疫苗等为武器,针对中国人口发动新型战略打击,而中国对此缺少警惕,处于几乎不设防状态,局面被动,后果严重。
建议最高决策层提高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生物不安全既可能来自国内不规范研发和商业活动,也可能来自国外事故或恶意输入,既可以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手段,也可以作为新型战略打击手段,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不亚于战争的巨大威胁。因此必须加强对全民的生物安全意识教育,同时指定或建立专门的领导部门和工作机构,负责领导、协调统一的国家生物安全工作,指导对中国生物安全现状的调查,制定中国生物安全防线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法规。
建议成立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暨鉴定中心,在军队和地方设立平行机构,从事科研和鉴定工作,凡进口转基因生物必须同时获得这两个鉴定中心的许可证。该机构应适应生物安全威胁跨军民、跨学科、跨政府部门、跨领导任期的特点,有效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盾牌。(中国新闻网)
顾秀林:
美国夏威夷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博士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没有一种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
要害在于利益操控、
没有纠错追责机制
从五十年代以来,教育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理论。从高中生物学课本就错了,即“一个基因,一个蛋白”这种假设根本就是错的。一种特定基因能够控制一种蛋白的生成,这是一种非常少的现象,在绝大多数生物里头就是一个基因决定非常多的蛋白的合成。一个基因给一个指令,这个指令会被修改,修改条件是身体状况和环境的胁迫。现在已知人类基因可以合成三千种甚至上万种蛋白。第一代转基因大豆到现在十五年,现在基本上不行了,它破坏了大豆生物调控系统,破坏了原有结构,破坏了它的调控系统,生物是在反抗的,因为这个外源基因非常强大,它强制地表达自己,这个植物没有办法,所以它一方面制造毒素,一方面挣扎地活着,但是越来越退化。这种技术用在农业上是短命的伤害的技术,二元技术,抗除草剂的大豆和除草剂共用。这个东西在一位美国科学家眼中看来是终极性的,它会毁坏农田生物系统,毁坏植物本身,这从根本上是灭绝人类的一个技术。它是控制植物的一种功能,让植物的功能不起作用,它就被除草剂杀死了,但是这个东西扩散开的话,对生物的杀伤是不可想象的,是一种邪恶技术。生物是一个整体,生态系统是一个活的系统,硬性让几十亿年进化磨合成的和谐系统表达你的东西,这对生物的破坏是根本性的破坏。
彭光谦:
解放军少将
军事评论员
华语智库理事长
转基因作物是生物武器
危害远超鸦片战争
在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远未得到确认,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无不严加限制,欧盟甚至实行“零容忍”的情况下,唯独中国却急不可耐地发放“安全证”,盲目地大面积引进和推广,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国际科技界对转基因是十分慎重的。近年来,已有许多严肃的科学家经过大量实验,证实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胚胎异常等数十种疾病的高度相关性。2006年,400名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专家经过6年研究,结论是转基因不适用于全球的农业发展。
对这些已经揭示的灾难性后果和科学家们的一再警告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进行过严肃的分析、客观的评估和科学的论证? 我们匆忙引进的科学依据何在?
西方有关转基因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进行了什么样的公关活动,花了多少代价,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仅“十二五”期间,我国有关部门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拨款高达创纪录的300亿元,这是同期常规育种经费1.8亿的166倍。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全国农业科研部门对转基因项目趋之若鹜,形成一边倒的态势。支持转基因就有课题、有经费、有名、有利;不支持转基因就无课题、无经费,甚至遭到打压、威胁。 美国对外进行高新科技封锁,特别是对中国进行高新科技封锁几乎是美国长期的基本国策。惟独转基因技术是个例外。不仅孟山都和杜邦公司这样的利益集团异乎寻常地慷慨,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倾销转基因农产品,而且连美国总统都不顾国际礼仪,赤膊上阵,亲自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取消实验期,接受美国转基因农产品。 难道我们不应该想一想,这种反常的态度里面究竟有什么蹊跷?这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新华网)
2013年4月,德国“生物试验技术”独立研究机构对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量进行了采样分析,11个样本中有7个样本草甘膦含量超过20mg/kg,最高达97.36mg/kg。
据英国、法国、加拿大、埃及、巴西、阿根廷、印度、泰国、中国等众多科学机构的研究报告表明,微量草甘膦具有致突变毒性、致肿瘤毒性、生殖毒性、发育毒性、神经毒性、遗传毒性和免疫毒性等。2013年4月18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史蒂芬妮等发表论文《草甘膦对细胞色素P450酶以及肠道微生物组生物合成氨基酸的抑制作用——通向现代疾病的危途》,系统收集整理了全世界286份科技文献,从统计学和生物学机理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草甘膦污染与糖尿病、不孕不育、癌症、胚胎发育异常、自闭症、多动症、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抑郁症、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脑血栓、脑出血等数十种疾病存在因果关系。
美国政府对转基因大豆生产采取补贴政策,以2004年每吨补贴59.1美元的标准计算,2013年美国出口中国转基因大豆6338万吨,共补贴38亿美元之巨。美国通过本国豆农的巨额补贴,对中国低价倾销,几年间就摧垮了中国传统大豆业。我国进口转基因大豆主要用于榨取食用大豆油(主要品牌为“金龙鱼”等),转基因大豆油并非以其质量,而是以其低廉价格迅速垄断了中国大豆油市场,几乎覆盖了全国大多数餐饮业和伙食单位。沉淀在转基因大豆油中的草甘膦通过一日三餐,不断渗透到全国大多数人的身体中,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大学在校师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人员和其他消费者(特供单位除外)。
近20年来,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急剧恶化,部分疾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令人触目惊心。1996年,我国新生儿缺陷率为0.87%,2000年,上升到1.09%,2010年,上升到1.53%。2013年6月美国一项调查称,我国60岁以上老人,表现出较高抑郁症的高达40%。2011年11月22日《新民晚报》披露,中国女童性早熟率十年间翻10倍。2010年北京市政府首次发布的《市民健康状况白皮书》披露2型糖尿病发病率增长了11.7倍。013年04月02日《郑州日报》报道,20年间确诊的自闭症患儿数量上升百余倍。2013年02月20日《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披露:“近年来,中国儿童肿瘤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平均每1万个儿童中,就会有1个癌症患儿。在所有儿童肿瘤中,白血病、脑肿瘤、恶性淋巴瘤和神经母细胞瘤发病数量位列前四”。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2012年中国男性精子质量调查白皮书》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超过5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5.6%。而10年前(2002年)这一数据为8%,20年前(1992年),这一数据为3%,40年前(20世纪70年代)则不超过1%。中国帕金森病的发病率在近20年内至少增长了20多倍。当前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超过13%,慢性肾病人口达到10%。
由于低剂量和微剂量草甘膦毒性具有渐进性、隐形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转基因大豆油的危害不像其他毒物可以立即获得直接证明。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我们没有试错的余地。据3月3日《羊城晚报》报道,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正式宣布:转基因食品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早在2009年5月,该院就发表研究报告称:“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新华网3月15日报道称,法国农业部宣布,决定在法国国内禁止种植、使用及销售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的MON810转基因玉米。目前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全部禁止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
现在该是拆除人为设置转基因食品“信息屏障”的时候了。研究这一问题显然不能再就事论事了,必须站在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高度认真加以调研解决。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来抓这一问题,力争先在大豆问题上取得突破。不能再听任个别部门不作为甚至甘为美国孟山都公司作“带路党”。要认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正视现实,控制风险,贯彻防范优先原则,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以维护“确保13亿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这一国家安全的底线”。(《科技文摘报》2014年4月25日)
戴旭
在所谓和平的状态下,大国是以经济的形式在进行着博弈,而各国的企业和公司,其实都扮演着各自国家利益尖兵甚至是战略军团的角色。1989年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写到:“对苏联的伟大美元攻势正成功的发展,三万颗核弹头和用最新科技成果装备的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却不能掩护自己的国家领土拒绝渗透的美元。它已经把俄国的工业消灭一半,打垮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瓦解了苏联社会,苏联已不能抵抗。所以专家们预言说,它的覆灭是最近两只三年的事”。对美国国情有着深刻了解,对世界农业问题、粮食交易垄断和地缘政治有独到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转基因战争》序言中指出:“如果中国的农业被转基因的种子掌控,最多再过20年,中国将不会作为一个国家而继续存在了。”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这段话又可用来理解为什么非法转基因粮种在中国屡禁不绝。
在“政治”的透视下,中国一些人以“转基因品种可以防治病虫、除草,因此可以增产,所以可以解决中国人粮食安全问题”的说法就显得可笑了。中国之所以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并不是因为病虫、草害导致粮食减产,而主要是因为多年来大量土地成为建设用用地甚至玩乐用地,大量农民进城,水利设施荒废、剩余农地部分被撂荒等。这是系统问题,不可能只通过引种外国种子解决。
鉴于目前并没有权威部门证明转基因的绝对安全性,强行推广,不仅会让国人冒毫无必要的风险,还可能导致问题激化为社会矛盾。而融国家安全和公众生命安全与一体的生物国防问题,也应该引起格外注意。美国已经美国在二战期间曾经发展了大规模的化学武器,只是像同步发展的核武器那样投入实。20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美国一直反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但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突然支持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就是因为美国此时已经开发出了更高效的基因武器,以生物基因武器全面替代了化学武器,从而悄悄完成了世界生化武器领域的革命。这是远比核武器杀伤威力更大,但又具有导弹一样精确的大规模种族灭绝性武器。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已经处于信息化之后的又一场军事变革之中,而每一次军事变革都会由技术落后却又缺少警惕意识的国家和民族充当相应的牺牲品。
中国农业管理部门和商务部门,不应为转基因粮种大开方便之门。晚清大规模输入外国商品,扼杀民族工业是被外国列强炮口枪口逼迫下的无奈,今天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美洲等国都已经大规模引种转基因粮种”,也不能成为中国必须要引进的理由。美洲无论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力抵挡强大武力护航下的美国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而中国有着足够的能力捍卫经济主权,确保农业不成为跨国公司产品的倾销地——孟山都转基因粮种销售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彻底的倾销模式设计的。为保护本国产业,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一致拒绝中国民营企业华为的市场准入,中国有更充分的理由拒非法转基因粮种于国门之外。
美国将领:
以地方病或自然疾病作掩护
使用生物武器
更具迷惑性
美国空军中校罗伯特P·卡德莱克,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未来战场》书中讨论转基因作物的生物战潜力。他指出: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相比,转基因生物武器是廉价的,武器库的成本仅为1000万美元,与开发一种核武器至少需要2亿美元形成鲜明对照。”“以地方病或自然疾病事件作为掩护使用生物武器,使得攻击者更可能找到否认(使用生物武器)的理由。”
吕永岩
判处转基因院士12年
是法律和正义的胜利
“刑不上转基因”可以休矣!
2016年9月20日,也就是在国家转基因检测中心肄业博士魏景亮揭露转基因国检“空壳”造假的文章在网上发布两天后,《知乎》网上有位署名“佳明”的人发布《爆料国家转基因检测中心造假三弹》的文章。文章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陈某(原文实名)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李某“关系很密切”。2008年之前,陈某的小姨子孙某某在李某课题组,替李某“管理”由陈某给李某的“课题经费”,而后孙某某“开了一家生物公司”,李某的“资金走账大都是这家公司”。李某和他的几个学生“几年内得到二十几项(包括重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们利用孙某某的公司密切合作,“转移大量科研经费”。“他购买的实验用品、设备及委托公司所作的实验,都远超正常价格,以便用来把超出的部分装入个人腰包”。李某“还与多家单位签订虚假合作合同,把大量经费转到合作单位,扣除一定费用后,一部分以现金形式装进个人腰包,一部分再打入他可以不受监督控制的课题里,供他自由支配,他的助手也在他的影响下效仿他,把大量的科研经费用虚假的手段,装入个人腰包,国家的财产就这样损失掉了”。这篇爆料文章附有多个项目疑是贪腐的详细说明。有申报要钱,有批准给钱,申报与批准中间有一个批准方的亲属以及这个批准人亲属所注册的生物公司。批准的钱到了申请人手里,再转入批准人亲属的生物公司,这是兼顾了从批准到领取各方利益的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利益链。这样典型的科研贪腐爆料有媒体跟踪吗?没有。经过认真调查了吗?没看到。
提示一下:爆料中的李某也与李宁一样,是农业转基因安委会委员。就是说,无论怎么爆料,转基因专家都会安然无恙,转基因远动员照样在当转基因“安全”裁判员。
(赞赏均用于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