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把“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七个“聚焦”之一，把“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写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之中，并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明确改革路径和具体举措。以划时代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吹响了向文化强国进军的新号角。
文化体制改革既牵涉经济基础，又牵涉上层建筑，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经济属性、产业属性，比其他领域的改革更加敏感、更加复杂，改革的难度不可低估。1978年，划时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对文化体制进行局部改革的探索也在进行，确立了“文化市场”的合法地位，文化体制改革在中国整体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突出。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后实行分类改革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认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从上世纪80年代“文化市场”概念的提出，到“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加深。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开展试点工作。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全局性部署安排，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可以说，党的十八大前，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了由局部探索到破冰突围，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召开会议之密集，作出决策部署之全面，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之丰富系统、深刻厚重，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就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传承发展等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文化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方案，在各地考察各类文化传承发展项目并提出一系列要求，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全球文化文明发展和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中国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谋划指导、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大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并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展现出了强大实践引领力。新时代形成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划时代地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中央宣布成立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出新的重大发展部署。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为题，提出了坚持“三个制度，两个体制机制”的要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大继续就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等作出部署安排。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文化改革任务总体完成，全面深化改革在文化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总体而言，当前文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大致表现为面临五个挑战。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文化生产之间突出矛盾带来的挑战。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居民消费进入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并重时期，已经由生存型温饱型向小康型审美型转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井喷之势迅速增长，呈现出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当前文化市场的消费潜力巨大，这既为文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同时也使文化产品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主渠道的供给能力跟不上人民群众的新需求，精品力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这就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构建，文化赖以存在的体制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与市场的深度融合成为必然。这就要求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为文化加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三是意识形态领域愈发复杂的形势带来的挑战。随着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敌对势力将认知战作为一个重要工具，意图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认知、发展认知、国家形象认知，在中国内部挑动分裂，在国际社会抹黑孤立中国。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改头换面，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有所滋长。这就要求我们始终绷紧意识形态斗争这根弦，促进文化在引领社会、教育人民、以文化人上发挥更大作用。四是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挑战。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东升西降”态势明显，但“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然严峻。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把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这就要求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五是现代科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挑战。从ChatGPT引发热议开始，“生成式人工智能”被列入科技热词。科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人们生产知识、获取知识、传递信息、鉴赏文化的渠道和方式，极大增强了文化创造力和传播力，为催生新型文化业态和新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另一方面，这也对占领新兴文化阵地、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不断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变得更为紧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在理论上有新概括，政策上有新突破，举措上有新实招。要着重理解和把握以下几个问题，这就是一条主线，一个根本前提，一个关键因素，一个不竭动力。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条主线。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过，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们既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物质富裕，也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激发文化生命力、创造活力，实现精神富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实现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增强文化自信，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先决条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该改、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坚守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增强文化自信，就是要守护好中华文化主体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我们的民族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关键在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文化生产是复杂的创造性劳动，投入的是智力资源，产出的是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要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文化人才的出现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不是行政任命的，而是在市场的闯荡中由观众来任命的。要通过改革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环境，营造有利于人才创新创造的文化生态，着力提高文化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更是文化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要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文化创作生产全过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把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作为中心环节。既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这是文化发展基本规律。要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呼应，让文化产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只有让一切文化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才能以创新思路、改革举措打开新局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内含的理论逻辑就是通过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便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对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来讲，《决定》分四个大的方面对其深层次制度机制问题进行了部署安排，需要我们重点把握。一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重点是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和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要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决定》要求，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提升政治能力的强大动力。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必须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决定》要求，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理想信念是精神支柱、力量之源。理想信念的确立和巩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理想信念教育也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过程。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就是要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基础性工程、战略性任务，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决定》要求，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这些都是有效载体和有力抓手，体现了典型引路的工作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还要坚持立破并举，一方面是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要建立健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协同治理机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协同推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二是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目的是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标准化、均等化的要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在文化市场中的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文化企业不进入市场，就等于是把文化市场拱手相让。只有主动进入市场开展竞争，才能更好发挥导向作用，主渠道作用才能保证，国有文化企业自身也才有活力。要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只有让院团成为面向观众、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者，才能不仅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上与高手比拼。《决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体现了我们党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这就需要引导作家艺术家扎根现实生活，倾听群众呼声，不断提高文艺原创能力，推出更多优秀作品，实现从高原向高峰迈进。文物、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决定》要求，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这就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推出更多既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文化重要元素，又反映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文化成果。旅游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方面。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决定》要求，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让“诗”和“远方”实现更好链接，为文化和旅游发展提供新引擎。三是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宣传主阵地，舆论斗争最前沿。现在的任务就是按照《决定》要求，树立综合治理理念和思维，单靠哪一种打法都不行。要用好网治好网，就应落实各相关方责任，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重视和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并完善管理机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传统信息传播具有颠覆性和引领性，我们既要重视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也要完善相应的管理机制，确保在法律法规的轨道上运行。按照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的要求，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加强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加大对各种网络乱象整治力度，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四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决定》提出，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就是要求全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紧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确保中国声音发得出、传得远。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解决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的问题，破解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要着力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决定》要求，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涉及领域和范围很广，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这篇大文章写好。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4年10月28日第3版
来源：“中国艺术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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