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伪等谍报机关的长期较量中，红色特工们在保卫党中央、铲除投敌内奸、策反蒋军起义、揭露敌人阴谋诸方面，以超人的智慧、顽强的意志和精妙的计谋，挫败了对手的一次次阴谋，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来源：《上海滩》2010年5月 作者：陈正卿 编辑：小希
2010年新春将临,一位96岁的老人躺在华东医院病床上,他的生命只能靠滴灌流质来维持,然而他仍在关注着即将举行的上海世博会的信息。这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老人。他名叫赵铮,1939年奉中共地下组织之命,潜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坚持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直到抗战胜利才撤回根据地。![]()
赵铮
十多年前,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有幸结识了赵铮。赵老的平易近人和谦虚自抑,令人景仰。老人有着超群的记忆力,六七十年前许多往事的细节,仍然记得那么清楚。说起腥风血雨年代的那段魔窟经历,老人娓娓而谈,平静得仿佛在说家常。他诙谐地说：“实际上我不过是老京戏里的探子,只不过是革命的探子罢了。”
赵铮，原名赵骅,字伯开,江苏扬州江都邵伯镇人。父亲是清末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在北京当过一个叫邮传部主事的小官。1915年2月,赵铮出生在北京,先入私塾,后进江苏会馆小学。考取中学后,一来因父病故家道中落,二来因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北京城里人心惶惶,于是他便随舅父回到故乡扬州。原想报考名震江左的扬州中学,可母亲连报名费都拿不出,他只好到盐栈、钱庄去当学徒。后来又到江苏银行高邮办事处当小职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随行转移到了上海。这时,江苏银行、江苏农民银行和上海绸业银行在今淮海中路办了一所“三行补习学校”,管吃、管住、又发津贴,目的是为留住银行的青年人才。不过好景不长,很快又传说学校要解散。当时刘晓已从延安来到上海,领导江苏省委,对职工运动很重视。该校学员中已有党员卢伯明等人,于是发起了“反疏散”斗争。赵铮是校学生会主席,自然积极投入。![]()
解放前的上海
就在这场斗争中,赵铮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银联”,后又于1938年7月由卢伯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改由夏其言与他联系。党组织叮嘱每一位党员,要随时关注周围动态。有一天,赵铮从原江苏银行同事岳光烈口中得知,中华航运公司正在同事中拉人,孙时霖等人都去了。这家航运公司是走内河的。可是当时黄浦江、苏州河都被日军封锁了,它怎么能走？听说幕后人是叶耀先,还说他阔了,有洋房、汽车、银号、保镖什么的。赵铮认识叶耀先,他的姑姑叫叶吉卿,是李士群的夫人,和中统有关系。赵铮把这一情况报告夏其言,夏很重视,就报告给上级。恰巧岳光烈再次来拉赵铮,组织上便指示他趁机打进这个显然有着特殊背景的机构。1939年五六月间的一天,即赵铮奉命打入敌特机关前,在长乐路13层楼公寓(即华懋公寓)隔壁弄堂的夏家,组织上为赵铮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宣誓仪式。赵老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夏在笔架上插了一面面幅较小的党旗,赵面对党旗,发出了永不叛党的誓言。宣誓完毕,夏其言又告诉他今后联系将采用新方式,以前的联系都要中断。大约又隔了几天,赵铮便由叶耀先、岳光烈陪同,来到当年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出面和他谈话,表示欢迎,并安排他到第二警卫大队队长杨杰那里去管账。随后,又吩咐岳领他到楼梯转弯处一个小房间里办理加入“76号”的手续。按照那里的规定,赵铮在《和平运动宣誓书》上签了字,并由保证人叶耀先、岳光烈签名。手续办好,岳便陪赵铮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5号的汪伪特工总部第二大队去,那里距离76号总部不太远。岳领他先去见大队长杨杰。杨是上海郊区金山县人,地方口音很重,十分粗鲁,他既是共产党的叛徒,又是杀人不眨眼的中统特务。他给赵铮摆酒接风,并叫副大队长裘君牧来陪宴。裘和他是一路货,而且更凶恶。席间,裘突然大声嚷道：“妈的,就怕共产党混进来!”赵铮心中一怔,怀疑他是旁敲侧击搞试探,便面不改色泰然自若。杨杰接过话头,将气氛缓和下来：“这哪能行？和平运动刚开始就担心共产党混进来?”赵铮心中明白,从此他就要和这群魔鬼打交道了。赵铮打入“76号”后,与他接头的联系人和方法也全变了。第一个来接头的人叫张心宜,当然那时是不知道对方真实姓名的。建国后他俩偶然相遇,张心宜已在江南造船厂当副厂长。据张告知,当年的上级是刘宁一,任务和方法都是他指示的。指定的接头地点是新闸路明星电影院,任务是“有闻必报”，即凡是敌情动态必须报告。赵铮打进去不久,发现日伪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一件“大事”,这就是1939年8月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汪精卫一伙指望这个会能给自己披上国民党“正统”的外衣。可笑的是这伙败类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连寻个开会的安全场所都难,竟不怕世人耻笑,把会场设在特工总部里。76号这栋房子里本没有适合开会的场所,丁默邨、李士群便在庭院里专门建造了个简易会场。![]()
“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头子丁默邨(左)与李士群
对于这个魔窟里的会议,党组织也很想了解它的真相,以便领导开展反日伪斗争。赵铮正巧被抽调去担任会议的警卫人员。他穿上了仿照德国纳粹军服式样做的白色制服,还佩戴了少校军衔领章和武装带,挎上了手枪。利用进入会场的机会,赵铮仔细观察着会上的各种动向,默记在心。会后他向组织作了报告,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往延安。赵铮潜入“76号”以后,党组织希望他能提供一份综合性情报，因为这个特务机构对抗日斗争的破坏性太大，与日特及重庆谍报部门的关系又极为复杂,亟需弄清它的内部机构和人员情况。当时李士群在“76号”内是实际掌权人,他的夫人叶吉卿又擅长敛财,所以特工总部的财权便握在了她的手中。赵铮是她的侄子叶耀先引进的,做事勤勉，不久便得到了叶吉卿的信任，常被叫到总部财务室帮忙。赵铮利用这个机会，看到了“76号”全部人员的花名册和机构表等。尽管这种表册难免有水分,但在当时仍有参考价值。一是第一警卫大队,大队长吴四宝,共有100余人,以青帮黑社会的成员为骨干,驻守在总部内,和李士群的关系相当密切。
其二是第二警卫大队,大队长杨杰,下面有裘君牧、张鲁、王佩文、朱照声等,也有100余人,驻在忆定盘路35号。这股武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里面中共叛徒比较多,是从中统或军统那里叛逃过来的。
还有一股便是由林之江当大队长的行动大队,曾住在35号隔壁的37号。他们的人数比上两支少些,但机动性较强,枪杀茅丽瑛血案便是他们干的。
特工总部还下设情报、机要、电讯技术、行动、总务和专员等处、室,头目分别由中统或军统投过来的苏成德、马啸天、万里浪、王天木等担任。这些部门有的还自设小股武装。另外,还有一些很隐蔽的机构,如它的前身中华轮船公司,设在诸安浜路10号邻近江苏路的那片平房里,当时还有人员留守在那里。再有设在今南京西路绿杨邨楼上的立泰银号，也是“76号”开设的,叶耀先任董事长,和陈果夫有关系的原上海实业银行总经理朱海初任经理,至于他们的合作是否有政治因素尚不清楚。这些情况,有些是以前党组织没掌握,或掌握不完整、不准确的,自从赵铮潜入后,中共对“76号”的内部情况就了如指掌了。对赵铮潜伏魔窟的这种特殊作用,党组织明确给予肯定,因此再三指示他：不发展人,不安插人,只提供情报,尤其是对党和抗日斗争有直接影响的情报。就这样,赵铮身为管账先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默默观察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一有情况便及时向组织报告。例如,当年震动重庆最高层的上海军统组织陈恭澍等被捕案,100多人被“76号”特务一网打尽,汪伪视此为“大胜利”而大吹特吹。由于陈恭澍等人的活动牵涉方面太多,赵铮将这一情况火速报告党组织,以便早作防备减少危害。赵从特工总部得知,破获这个案子的是万里浪这伙特务。陈恭澍被抓后,起初被关在襄阳公园对面的伟达饭店。![]()
1941年11月28日《国民新闻报》刊登的陈恭澍等被捕的消息当时有一德国人要求到饭店去看望陈恭澍,因德国与日本是盟国,“76号”不便阻拦。万里浪让赵铮叫他的兄弟赵承泰当德语翻译,并在现场监视,因赵承泰在宝隆医院当过药剂生,懂得德语。然而万里浪却不知晓，赵承泰(解放后名赵子晖,离休干部)也已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这个德国人见到陈恭澍后,第一句话就是：“夫人很关心您。”陈不懂德语,有些紧张,听了赵承泰的翻译后,情绪马上稳定下来。原来这里的“夫人”是军统暗语,指宋美龄。那个德国人曾在蒋介石的顾问室干过，和重庆有联系,他受命把蒋介石的指令传过来了，也就是暗示陈恭澍假投降也不要紧。于是，陈恭澍那批人包括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都留在了“76号”里。谁知汪精卫听说抓住陈恭澍后,却执意要杀。因陈当年在越南河内曾经组织刺杀汪精卫,汪虽侥幸逃过,曾仲鸣却当了替死鬼。后来,陈恭澍到上海也几次策划刺汪。所以,汪精卫的意思是非杀陈不可的。但“76号”的日本顾问晴气庆胤不同意杀，李士群也不愿意杀。日本人留下陈恭澍,是为了便于和重庆直接联系。不久,陈恭澍便改由日本“梅机关”领导,当了它下属的第一工作委员会情报组长。这些重要情况,赵铮和弟弟赵承泰分别报告了各自的上级组织。赵老说,还有捉放吴开先,也是当年的一件大事,涉及日、蒋、汪几方的政治动向。吴开先是由蒋介石亲自委派到上海来,担任国民党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主管上海党团工作,和日本高层也有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吴开先仍在租界里隐蔽着。其实日本特高课早就知道他,之所以没有立即抓他,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和吴的接触,与重庆建立直接联系。日本人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在太平洋战争后的战略新动向,企图用所谓“和谈”即诱降来瓦解中国的抵抗,分化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李士群却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日本人要想与重庆建立联系,便是“对不起汪先生”。在李士群与影佐谈话时,赵铮曾几次听到他这样说过。所以他抓吴开先之前就没有报告日本人,日本军部为此很恼火,因为日本人曾指示他：“不得抓与日本有关系的中国人。”吴开先一被抓,赵铮就知道了,并且在苏州还见到了被关押着的吴开先。随后,吴开先被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的特务机关押解到南京,由日本特务大佐都甲等亲自审讯。不久,吴又被日军释放返回重庆,重庆还举行了欢迎吴开先归来的仪式。这里面日、蒋、汪有什么秘密交易,党组织希望赵铮能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赵铮便利用管理李士群任董事长的立泰银行的机会,设法和在这家银行存有公款的汪曼云结交。汪曼云当时任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是掌握实权的。他将公款私存吃回扣,赵铮便将存款回扣直接送到汪曼云的上海小老婆家中。赵铮帮他经手这些事,汪自然引为知己,和赵闲谈时透露出一些吴开先案的内情。因汪曼云和吴开先交厚,吴被捕后曾试图自杀,李士群和日本人让他去劝吴,所以汪是知情者。赵铮将打探到的这些情况报告组织,使中共对于日、蒋、汪之间的新动向能及时掌握。从吴开先事件也可看出李士群的最后下场是咎由自取。对于李的死因,赵铮认为主要是他对日本人的话不大听了。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汪精卫日益冷淡,愈发加紧做重庆方面的“工作”,李士群也有兔死狐悲之感,甚至公开批评日本人：“东条首相犯了大错误,日军不应该打美国。”李士群擅自抓吴开先一事,触怒了日本人,加上李又擅组公司,和日军争夺统制物资，更使日军担心他尾大不掉,所以决计杀李。李士群死后,赵铮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人之一。对于后来的一些传闻,比如说李士群中毒身亡后,尸体缩小到就像一条死狗,赵老说：“李的尸体躺在床上,我是亲眼看到的,跑进跑出忙了几趟,好像没有这个印象。”对于日伪酝酿中的一些阴谋,尤其是对抗战会带来破坏的军事计划等,赵铮只要发觉,总会千方百计摸清底细,尽快报告组织。汪精卫感觉到日本人对他的轻视后,自以为主要原因是他抓不住军队,没有实力,便企图仿效蒋介石,于1942年设立所谓“委员长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行营”,将总部设在杭州,让表现得最效忠他的李士群当副主任管事。李也很有抓军权的野心,他调“76号”的老部下傅也文去当秘书长,又调新投靠汪伪的陈恭澍去当军事训练班主任。陈毕业于黄埔军校,懂得军队训练、管理那一套,李士群便和陈恭澍、马啸天等人策划,搞了一个“四省行营训练计划”,准备对汪伪军队骨干实施轮训,以增强“作战力”和“对领袖忠诚程度”。李拿着这个计划去见汪精卫,汪自然很高兴,很快就批准了。可是,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却不同意,理由是没有经费,实际上隐含对李士群染指军队的抵制。李派赵铮去找担任汪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的青木一男疏通,谁知他也不支持。因赵铮参与了整个计划的经济预算,所以他很快拿到了这一原始文件,秘密抄录后交给了党组织。![]()
尽管因日伪内部的摩擦,日伪的“四省行营训练计划”没能完全实施,但也没有完全停止。赵铮推测,它可能还是日本“梅机关”的意图。1945年上半年,日军败局已定,赵铮发现日伪特务机关开设的海通公司,从南通搞来一批土蓝布。当时布是很紧张的,便委托一个军装承包商,租了上海华格臬路张啸林公馆一幢花园洋房做工场间,来加工军装。赵铮向“76号”的情报科长孙时霖打听,知道李士群虽然死了,但日本人仍指示陈恭澍在训练游击武装。虽然陈向孙表示他只是做做样子的,而赵铮认为这反映了日军面临失败的垂死挣扎。同时,他在出入日伪特务机关时,还发现了日本关东军的部队调防到上海的迹象。他将这些情况都及时报告了组织。当时,党也正多方搜集这些情报,以便在形势突变时作出正确决策。赵铮提供的信息受到了重视。“76号”魔窟的残暴和恐怖,令世人闻之色变。潜伏在魔窟里的赵铮,曾见证了一些有名的谍战事件。对于近年由电影《色·戒》炒得沸沸扬扬的郑苹如事件,赵铮作为当年郑被捕后的目击者,生前一直保持沉默,谢绝了许多媒体的采访。他说,他不忍心重提一些往事。据赵铮分析,郑苹如事件的爆发,也和丁默邨、李士群两魔头的矛盾激化有关。“76号”内部是李士群的势力大,电话总机也是李手下的人在控制,因此对丁默邨和郑苹如的交往,包括约定的见面地点等完全掌握。郑苹如也的确是有背景的,从她精心设置圈套杀丁的情形来看,那肯定也不是她个人作为。![]()
事情败露后,丁默邨感到很棘手,李士群则坚持要抓,林之江就是奉李的命令行事的。郑苹如被抓后一度关在忆定盘路37号,那里是林之江的大队部。后来坚持要杀掉郑,也是李士群的意思。郑苹如关在37号时,叶吉卿招呼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等去看,赵铮也是被她顺便拉去的：“一道去,一道去!”那些女人去看郑苹如时,还品头论足,说：“老丁真是色迷心窍。”实际上是李士群在其中做花头,他要让汪伪内部的人都晓得,让丁默邨把台坍足。这件事之后,丁默邨果然在“76号”总部露面少了。谈起郑苹如，赵铮说：“我看到她时,她脸朝里坐着,有人问她话,她转过脸来,脸上有哭过的痕迹。总的印象,还是一个女学生嘛。”说到这里,赵老感叹道“应该讲,她是为抗日牺牲的。”说到那些被残暴杀害的抗日志士,赵老几次提起陈三才。他说,陈三才被审讯时,他因进去送签报销单,在一旁亲眼看见。陈三才是被“76号”第二大队杨杰那伙人抓住的。陈被捕时,挟了一条席子,声称已做好死的准备。![]()
审讯时,他讲的一口广东官话,完全是个书生模样,不像做特工的,还一口咬定：“就是要杀汪精卫这个卖国贼!”后来，听说他是留美的电器工程师,参加军统完全是出于爱国除奸的激情。他在茂名路上开了一家北极电器公司卖电冰箱。那时上海有电冰箱的全是巨富，包括汪精卫这伙大汉奸。陈三才设想,借售卖或维修冰箱入手,潜入豪宅,实施行动。他找了个白俄助手尼古拉,不料尼古拉却向“76号”告了密,英雄饮恨,壮志未酬。陈三才被枪杀在沪西中山公园后门,因为汪精卫亲自下令,非杀此人不可。尼古拉因告密有功而得了奖金。多少年后,赵老还愤恨不已：“‘76号’收买的这批社会渣滓,只要给钱,什么坏事都做。”当时,赵铮把这一情况也报告给党,建议党组织一定要提防这批人的破坏性。在赵老的潜伏生涯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也是后来给他带来诸多麻烦的,就是潘汉年被挟持面见汪精卫事件。那是1943年春的一天,杨杰关照赵铮：“肖先生来了,要招待一下。”杨还说,李士群不在上海,但这是李布置的。后来杨杰又关照了一次：“要请客人,先准备准备。”赵铮问：“要请谁?”杨回答：“肖先生。”赵铮估计,这位肖先生大约是重庆方面派来的人。宴席摆在了开纳路(今武定西路)潘三省的家里。潘三省是当年伪市商会的头面人物,在黑道里还有“小杜月笙”之称。那天宴请肖先生时,赵铮因有他事并未到场,但他按杨杰吩咐,为肖先生办了前往镇江的火车票,所以知道肖是由胡均鹤陪同前往的。不久,赵铮在上海又接到杨杰电话，说肖先生已到南京,让他去南京中央饭店代表叶耀先,张罗招待肖和另一位客人。这样,赵铮也跟着到了南京。当年的中央饭店就是现在的南京饭店,在太平路中山路交会处,楼虽不高仅有四层,但装修豪华,是这帮汉奸新贵聚会之处。赵铮到南京后才得知,另一位客人是原军统南京区长钱新民,他也投靠了汪伪,但和重庆还保持着联系。所以,赵更加怀疑肖和钱一样,也是重庆来的特务。由于组织上叮嘱要注意搜集蒋汪勾结的情报,所以赵铮便以总务厅承担接待和费用报销的名义,留在中央饭店观察。对这两个客人的接待,李士群安排得规格很高,通知厅、处级干部都去，胡均鹤、万里浪、唐克明、吴顺生还有电台台长晋辉都去了。这帮人聚在一起就赌钱。赵铮在一旁观察肖先生,总体印象是文绉绉的,举止稳重,话也不多,闲下来便看他们推牌九,也只是看看而已,不大参加。他穿的是西装,款式却比较老了,不如这些新贵们穿得时尚,不过那料子的质地还是不错的。这个神秘客人到底是谁?到南京来干什么?赵铮当时也琢磨不透。他估计肖先生是来南京会见什么人。南京虽然是汪伪政府的“首都”,但当时很冷清,连衙门里也见不到多少人,所以真办事不会去那里的。既然李士群以那么高的规格亲自接待,且又由胡均鹤一路陪同,来客定非等闲之辈。回到上海后,赵铮便把肖先生到上海、南京的情况,向上级史永报告了。史永听了,也认为肖恐怕是要见什么人。隔了不一会儿,史永又来找赵铮,让他一起去见上级“老太爷”。“老太爷”是中共情报系统资格很老的一位领导,真名叫张唯一，赵铮听说过,但没有见过。当天,“老太爷”悄悄地来到小桃园弄民宅里的史永住处,那模样像个旧派商人。“老太爷”又让赵铮把肖先生到上海、南京的整个过程说了一遍,还特意问了肖的长相和装束。这时,史永却突然冒出一句：“小开。”赵铮吓了一跳。“小开”是潘汉年的代号,是上海地下党的一位领导,他是知道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肖先生”会是潘汉年,他当时只是惊讶潘的神通广大。从那以后,他的任何一位上级,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
直到解放后,赵铮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见到了任副市长的潘汉年,才确定肖先生就是他,但彼此没有任何交谈。有一次,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池好像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以前见过潘市长?”赵铮这才简略地说了这件秘闻。杨告诉他：“潘市长是长征过的。”不料,“潘扬冤案”发生后,潘汉年的这次南京之行,让他百口莫辩。赵铮也为此经历了多次风浪。回首往事,赵老平静地说：“我没有做多大贡献,但我是经得起历史审查考验的！”在与赵老的访谈中,笔者曾请教过他：“在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您感觉最危险的是什么时候?”赵老回答：“可能就是遭遇叛徒王某某那一次吧。他原来在党内时还是我的上级,叛变后在伪报社任职。见到我后就开口借钱,其实是敲竹杠。他有四个女人，完全是生活腐化后叛党的。我请示组织,答复说如果马上撤退,恐怕也会暴露一些关系，比如荣康药房。所以指示我先应付他一下。我只能一面靠借债来满足他的勒索，一面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可奇怪的是，王某某敲诈了几次后又不来找我了，直到解放后也没听说他的下落。”赵老提到的“荣康药房”,那是在日军占领租界后,上级指示建立一个可靠的联络点,供领导碰头之用。赵铮便拉叶耀先、孙时霖等共同出资,在静安寺开了一家名叫荣康的小药房,名义上是为他兄弟赵承泰谋一条生活出路,实际里面安插的全是地下党员,包括刘晓的译电员朱志良。后来,刘晓、张唯一等都在那里碰过头，并承担过为新四军采购药品的任务。赵老告诉我,他毕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内心来讲本不愿与地痞流氓打交道,但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神圣使命,不得不整天跟那帮社会渣滓混在一起,“他们商量事情,不是到大烟馆,就是到长三堂子。”赵老说到这里,总难抑激越之情：“那是一个什么地方?经常听到的是凄惨的喊叫声!不要说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也受不了哇!我是无时无刻都想着尽快离开那个吃人的地方。1943年我要求去根据地,上级没有同意。抗战胜利后，通知我去淮阴根据地,我高兴极了!这世界上,没有比我们的组织、同志更可亲的。几十年风风雨雨,我对党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谍报人员,赵铮在魔窟中秘密潜伏,忍辱负重,传递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但他从不以功臣自居。解放后,除了在“文G”期间受到冲击外,其余时间他一直奋斗在工业战线上。岁月在悄悄流逝,赵老却始终保守着党的机密,不愿向世人公开他的那段特殊经历。当笔者记下他的口述内容后,他仍一再关照：“还是留到我身后再发表吧！”尽管笔者结识赵老时,他已经不能站起，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朴实而忠贞的高大形象。就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惊闻赵铮同志于2010年2月3日不幸病逝,心中十分沉痛。笔者谨以此文献给像赵铮一样英勇战斗在隐蔽战线的默默无闻的老战士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