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现代极右翼创建人、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进入决赛的让-马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1月7日在巴黎近郊上塞纳省加尔什市的一家医疗机构中去世,享年96岁。让-马丽·勒庞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法国政界对其评价非常不一。有法国媒体说,这标志着极右翼时代的结束。然而,笔者认为,这不是极右翼时代的结束,而是欧洲极右翼时代的开启。首先,无人能忽视老勒庞的极端主张使得法国极右翼半个世纪以后崛起的事实,他的女儿启动“去魔鬼化”,使这个极端政党成为法国第一大党,在法国的政治版图中与左翼及中间势力三分天下。其次,让-马丽·勒庞被认为重塑了法国极右翼的形象,(此前极右翼因与纳粹占领者合作而被取消资格),并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兴起铺平了道路。特朗普的盟友马斯克显然看到了这一趋势,他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放大了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论,他还呼叫英国举行新的提前选举,并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马斯克还表达了对意大利政府首脑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热情,梅洛尼是意大利自1945年以来最右翼的领导人,她赞誉马斯克是一个“天才”。激进左翼法兰西不屈服领袖梅郎雄称:“与这个人的战斗已经终结,但与他所广为传播的仇恨、种族主义、仇穆、反犹的斗争继续”。近年来,从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到意大利的梅洛尼、荷兰的盖尔特·威尔德斯,再到美国的特朗普和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政治版图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右倾化转变。这些政党和个人的崛起背后,不仅映射出全球范围内选民的情绪波动,也揭示了传统政治体系失灵以及民众与执政精英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无论是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法国国民联盟对移民问题的激烈提议,这些政客正在利用一个经典的政治工具:“我们对抗他们”的二元叙事。当选民感到被主流政治忽视,且生计面临威胁时,极右翼政党的话语容易触及他们内心的不满和恐惧。在法国,马克龙虽然在任内为降低失业率和经济恢复做出了大量努力,但他改革养老金制度和曾经提高燃油价格的政策却被视为漠视普通民众疾苦的象征,尤其是在巴黎之外地区的乡村和小城。与此对应的是,国民联盟则紧紧围绕生活成本危机提出具体解决措施,比如减少能源税、提高低收入者的最低工资。即便有些提案可能缺乏实际可行性,但这些易于理解且迎合底层诉求的政策显然比宏观层面的结构性改革更能激发选民共鸣。焦虑、不平等和对未来的恐惧是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的三大催化剂。而“我们对抗他们”的叙事模型,不仅将执政精英塑造为冷漠甚至敌对的对象,也将外部移民、全球化的利益受益者和跨国企业描绘成需要被驱逐或遏制的“他者”。更令人深思的是,传统主流政党和领导人对热门议题,如移民、民族认同、生活成本危机的应对策略,反而无意间为极右翼的崛起铺平了道路。马克龙等领导人为了避免被边缘化,他们在政治话语上越来越向右靠拢,以响应选民中日益强烈的反移民情绪。这种策略表面上可能是短期内争取更多选票的务实选择,但实际上却产生了以下几个问题:极右翼的“正常化”。主流政客在自己的话语中引入极右翼议程,这种现象让原本被视为激进或不可接受的极右翼政党显得更加“主流”和“可接受”。例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虽然被认为起源于新法西斯主义,但她不仅赢得了国内的合法性,也在国际上获得了部分主流认可。这为极右翼提供了额外的权威性和信任背书。传统政党的身份危机。当主流政党(尤其是中左翼政党)无法牢牢守住其价值观和选民基础时,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例如,本应代表劳工阶级和弱势群体的左翼政党,近年来在许多国家表现得过于精英化,未能有效回应生活成本上升、工作岗位不安全等现实问题。这让许多原本的左翼选民转投具有更强“叛逆性”的极右翼阵营。政策逻辑的空心化。向极右翼靠拢的政策往往是一种应激反应,而非基于长期战略的深思熟虑。这种转变的后果是,许多主流政党逐渐失去其独立的政策主张,陷入一场以民粹和情绪化为主导的竞赛中。这不仅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信任,也让整个政治体系变得更加分裂和极化。尽管极右翼政党和领导人在选票上节节攀升,但这种“反精英、反开放、反多元”的风潮对社会的长期影响却值得警惕。现代社会已经高度全球化,经济发展、技术交流和文化多样性相互交织,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极右翼政党以封闭、排外、甚至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政策取向,可能无法真正解决当前的复杂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分裂和冲突。比如,在移民政策上,简单的“驱逐”或“阻挡”难以破解低出生率和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压力。不合理的反移民措施甚至可能加剧经济危机和政府财政困境。同时,极右翼势力往往在 LGBTQ+ 权利、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现代民主价值观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对法治社会本身形成了潜在的威胁。此外,极右翼领导人和政党如果继续借助民粹主义、“强人政治”来统治,他们往往会削弱权力制衡、攻击新闻自由,甚至试图操控民主选举的运行机制。这一点从特朗普任内的言辞行动,以及梅洛尼所在党派对意大利新闻自由的“柔性打压”中均可见端倪。极右翼崛起反映的是民众对现行政治体系的失望。若想遏制其继续扩张,关键在于重建民众对主流政治的信任。解决经济不平等和生活成本危机。主流政党需要拿出更为具体、对基层选民有直接帮助的政策,而不是依赖抽象的经济指标改善来争取支持。重塑政治话语的正面价值。主流政党不应盲目迎合极右翼的议题,而应重新聚焦团结与包容,以提供与极右翼完全不同、吸引民众的新愿景。强化对民主价值的保护面对很多极右翼政党对于民主规范的潜在侵蚀,主流政治家和社会力量需要更系统地加强对法治、多样性和基本权利的捍卫,而不仅是被动的回应和妥协。在全球化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极右翼思潮的崛起并非偶然,但其流行却暴露出传统政治的深层危机和治理困境。要使这一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关键在于如何从根本上克服政治体系的功能性缺陷,并重新恢复普通民众对政治进程的信任与参与感。(孔帆,一家之言,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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