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难了！华裔移民八年即将实现美国梦 却因英文不好被害惨 纽约大批华人面临同样困境

纽约市法庭口译员严重短缺！

据星岛日报报道，61岁的陈女士（* Chen）去年夏天实现了她的美国梦：在从中国移居美国八年后，她终于攒够了钱，准备在皇后区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

但在去年八月，尽管她与一对名为季*（* Ji，音译）和贾*（* Jia，音译）的夫妇有签署好的租屋合同，却在未被通知的情况下被他们锁在位于法拉盛的公寓门外。

她不得不通过皇后区房屋法庭起诉他们，尝试搬回去并取回她的物品。（在法庭上，她得知这对夫妇其实也是这间公寓的租户，并且一直在把房间转租给她。季和贾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陈女士不会说英语。她说，因为免费的法律服务已经饱和，她也负担不起律师费，所以她只能自己代表自己。

在去年十月的一次庭审上，负责她案件的皇后区房屋法院的兰斯登法官（John Lansden，音译）命令季贾二人让陈女士回到她的房间。

但陈女士回到公寓时发现，她租的房间的墙已经被拆掉，她的物品也被移走了。

法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随后帮助她提交了六项动议，以控告房东藐视法庭，但陈根本不知道“藐视”这个词的意思。

然而，法官驳回了陈女士案件的所有动议，并称这是由于“送达不当（improper service）”。

具体的原因包括用挂号信而不是平邮寄送动议，以及信件迟了一天寄送等。

陈女士表示，她用错误的方式邮寄了动议是因为没有普通话口译员向她解释文件上的指示。

而信件迟了一天寄出则是由于没有法庭口译员的帮助，她花了很长时间填写动议表格，填完后从牙买加赶到法拉盛时已经太晚，她原计划在那里的邮局找会说中文的工作人员帮忙。

在房屋法庭进行了四个月的抗争未果后，陈女士于今年1月住进了一家收容所。

今年2月1日，得知自己对房东的动议再一次遭到驳回的陈女士在法院的走廊里流下眼泪：“房屋法庭真的把我害惨了。”

陈女士是纽约市房屋法庭上众多英语水平有限的华人租户之一，法院缺乏语言支持意味着他们会遭受经济损失、精神压力，有时甚至是本可避免的流离失所。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HomeLab NYC和哥伦比亚大学托尼·斯塔比尔调查新闻中心旁听了数十起华人房屋法庭案件，并与十几名租户以及律师、法官和口译员讨论了诉讼人需要语言帮助时遇到的问题。

这些采访以及对法院系统、人员配置和预算文件的核查揭示了一个资金不足的语言支持系统存在的问题，该系统依赖于少数不堪重负且报酬不足的口译员，其中许多人多年来没有接受过培训。

房屋法庭翻译的表现也没有经过懂该门语言的主管的定期评估，对口译员的投诉表格也没有提供多种语言版本。

纽约州法院系统表示，会定期检查法院大楼，确保多语言标识到位并提供正确的信息。

然而，记者多次对不同房屋法庭的走访发现，由于缺乏足够的中文标识，华人租户常常在法院大楼里感到茫然无措。

在法院系统中，普通话是使用第三多的语言，仅次于英语和西班牙语。根据房屋法庭所属的纽约市法院的记录，2023年，有2333起案件需要普通话翻译，该数字为五年来最高。

然而，房屋法庭全职普通话翻译的数量并未较五年前有所增加。

根据纽约州统一法院系统网站上的法院数据，2019年，纽约市五大区的房屋法庭共有七名全职普通话翻译。

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降至五名。2022年，五个房屋法庭全职普通话翻译曾一度降至只有一名。

该网站的数据可能并不准确。一位因担心受到惩罚而不愿透露姓名的房屋法庭翻译告诉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在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法院中有四名全职或兼职普通话翻译为法院系统的雇员。

纽约州的法院口译员要么是法院雇员，要么是按日薪支付的合同工。

纽约州法院管理办公室的发言人贝克（Alfred Baker，音译）在写给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法院系统正在进行法庭翻译员测试，并且一直在积极努力加强招聘和外展工作，以解决法庭翻译员人手短缺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包括口译员退休和搬迁、疫情的影响以及人员调至其他关键岗位。”

贝克在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发送多次置评请求后，仍未确认住房法院全职普通话口译员的数量。

一位口译员由于担心受到惩罚在匿名情况下表示：“口译员一直存在短缺，主要是因为主管们不愿意花钱。”

纽约州法院有责任无偿提供口译服务。

这一对语言无障碍的承诺还在州法院系统的《法院口译员手册和道德守则》中有所体现，即确保每个人，无论他们的英语水平如何，都能完全参与纽约法院及其法院有关机构的法律程序。

尽管一些诉讼当事人表示他们在获得口译员帮助的过程中没有遇到问题，但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采访的11名诉讼当事人和律师中有7人表示，比起会讲英语的诉讼人，他们的案件通常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获得处理。

贝克在电子邮件中表示，确实可能存在一定的等待时间，因为“口译员一次只能在一个法庭提供语言服务”。

而有时候，华人租户们根本无法得到口译员的帮助。

例如在2024年1月24日，曼哈顿住房法院没有任何普通话口译员在场。在一名叫陈*（* Chan，音译）的租户的庭审上，法官奇尼亚（Daniele Chinea，音译）表示所有的普通话口译员都生病了。

陈先生不得不让他的儿子为他翻译。他还表示，尽管所有全职口译员当天都不在，法院却没有提出让合同制口译员进行的翻译的请求。

口译员数量短缺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报酬不足。一篇2023年的报道指出，纽约州法院口译员的工资范围是6万零245美元到8万6000美元，几乎比记录庭审的法庭记录员少了近35%。

而联邦法院口译员的工资范围从12万美元到15万7000美元不等，超过了联邦法院记录员、法庭书记员和法庭官员的收入。

在纽约州，合同制口译员的薪水为半天220美元，全天385美元。

州政府2025财政年度预算将比上年多分配750万美元给房屋法庭的部分，其中570万美元用于新增法官职位；然而，房屋法庭的增加预算计划中完全没有提到口译员。

纽约市法律援助协会（Legal Aid Society of New York City）的一位代表租户超过20年的律师兼纽约大学法学教授萨诺里（Sateesh Nori，音译）表示：“需要语言无障碍服务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他说，这就是语言障碍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的主要原因。

法院口译员有义务“忠实且准确地翻译所听到的内容，不作任何修饰或遗漏”。然而，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发现，许多口译员未能提供准确的翻译。

在陈女士2月7日的庭审上，一位口译员似乎想不起来“收容所”一词的英文，花了大约10秒钟才翻译出来。

在2023年12月12日皇后区房屋法庭的庭审上，一名起诉房东骚扰的租户吴女士（* Wu，音译）用英文陈述道：“他会用各种手段折磨你，因为他知道我只是一个独居的病弱的老太太。我没有家人或朋友能过来打他。他用各种方式欺负我。”

口译员将这句话翻译称普通话时就变成了：“因为他/她这边没有任何的朋友和亲人。如果有的话，恨不得过来教训她/他一顿呢。”

由于“他”和“她”在普通话中的发音相同，口译员的翻译可能会被理解为两种不同的说法。

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完全传达吴女士陈述的意思。此外，法庭口译员翻译时并未使用第一人称，这违反了口译员手册的规定。

在这次听证会上，口译员是远程工作的，他在翻译中遗漏了部分证词内容。

诺里表示，翻译中的遗漏可能导致重要信息被忽略。他说：“法官可能向诉讼当事人提供了A、B和C选项，但他本可以提供A、B、C和D选项。我们不知道漏掉了什么，这是最可怕的事。”

之前曾担任法院语言服务办公室顾问的韦弗（Cynthia Weaver，音译）表示，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口译员培训不足。

一位全职口译员表示，他最后一次接受培训至少是三年前。他说，他们的主管每年对口译员进行评估。

然而，该主管不懂普通话，只能通过观察口译员在法庭上的行为举止来评价口译员的表现。

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通过《信息自由法》请求获取的记录显示，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纽约市的房屋法庭仅收到了三起有关口译员的投诉。

其中两起投诉因调查仍在进行中而无法被披露。最后一起投诉涉及一名俄语口译员。

然而，许多接受采访的华人租客并不知道他们可以就口译问题提出投诉。另外，法院口译投诉表格仅提供英文版本，这意味着这些诉讼人需要寻求口译员的帮助来对口译员提出投诉。

在2015年写给纽约市法院首席行政法官的公开信中，时任市主计长的斯静格（Scott Stringer）提到了房屋法庭中存在“广泛的语言障碍”，包括等待口译员的时间过长以及多语言标识和资料的不足。

他建议使用人口统计数据为各区的独特需求定制标识和口译服务。他以皇后区有超过10万名英语能力有限且主要说中文的居民为例，指出皇后区的法院应该增加更多的中文标识。

他写道：“从安检排队到法官的长凳，我们必须以帮助人们从踏进大门开始就能够顺利进行整个诉讼流程为目标来设计整个法院大楼。”

然而，九年过去了，主计长信中提到的那些问题仍然存在。诺里说：“法院的态度似乎是，‘嘿，你为什么不学英语呢？’”

如果您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或遇到过其他租户相关问题，抑或是有任何与住房相关的故事，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至 HomeLab@columbia.edu。

HomeLab NYC是一项团结纽约居民们探索并分享有关人们如何创建、维护、有时甚至是失去自己的住房的跨学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