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好读书 | 杨柏岭：明理致用——读书，文明的延伸

杨柏岭，安徽定远人，博士，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原执行院长，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皖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词学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研究会理事等。

杨柏岭

多年前，在一次家族聚会场合，高小毕业的堂兄正在处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一片争论声中，他忽然向旁听的我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大学老师，你说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说实话，听到他的发问，我脑子迅速进入一个给出的答案要有利于这件棘手事得以顺利解决的思考漩涡中，故一时语塞而不知如何作答。看到我一脸发懵，这位堂兄面对一群“高才生”说：“我读书不多，但我从小就知道‘读书为了明理’的道理……”此言一出让一帮“高才生”们哑口无言，着实让我惊叹古人智慧之言足以致用的实践魅力！此后，尤其是遇到一些任性而为的人和事，堂兄那场智慧处理难事的场景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愈加让我坚信知识与智慧并不成正比，知识只有转化成智慧才能发挥出明理、致用的功能。

我们这一代通过读书求学从农村出来到高校工作的人，读书经历和方法基本上是共性大于个性。大家几乎都没有幼儿园的经历，从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到了大学，而后部分人读完硕士，再有一部分获得博士学位，还有一部分有过博士后工作经历。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回忆起来，每个人似乎都有说不完的刻骨铭心的悦读或苦读的心得。如此，好像这一代读书的个性特点又大于了共性。

客观地说，我还是比较早地知道了读书对改变人生的重要性。当然，早年所知道的重要性有非常朴素的一面，这就是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将来能更好地照顾父母和家庭。在这一点上，父母的严厉而期盼的眼神就是当时唤起学习动力的重要源头。不过，除了这个朴素且实际的想法，对我而言，内心同步也有一缕缕别样的冲动。当时农村孩子除了家务事，没有任何课外兴趣班，更缺少必要的课外读物，属于想读书没有书读的时代。我们这一代捕捉外面信息，主要就是电台广播，像寒暑假中午听刘兰芳评书、下午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等，以及晚上听村里读书人（我们村里就是读过私塾的我的父亲）讲故事。除此，对我而言，偶尔能阅读到在县城读书的二姐带回来的《少年文艺》等期刊杂志，还有每年寒暑假可以到在县城做木工的哥哥那里，直观县城人“高度现代化”的生活，且偶尔能看看电影。诸如此类，成为“文明人”的冲动也是唤起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勤读书的动力。

当然，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和学会读书是两回事。不过，因为知道读书重要，自然就要想办法把书读好。回想一下，自小学四年级始，我便掌握并运用了一种自认为很有效的学习方法——严格按照预习-听课-复习的方法每天完成各门课程的学习。在乡里读书时，学校离家步行半个多小时。在中午和傍晚放学回家的这个时间段，独行中就把半天所上的课程内容在脑子里回顾一遍，必要时还念念有辞。晚上做完作业，便将明天要上的内容预习一遍。初中毕业后，我上了中师。当时学校规定晚上九点半熄灯，于是我的复习便放在熄灯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因中师的课外生活丰富多彩，外出写生、体育竞技、班级及社团活动等，于是我的预习就提前到了每年的寒暑假。当时我的兴趣在理科，每个学期的数理化生这些课目已在寒暑假自学一遍。这样带着未能解答的问题进入课堂，效果出奇的好。与此同时，中师三年还自学了模糊数学、计算机、世界语等时髦的前沿领域知识。这个学习习惯一直延续到大学、硕士及博士阶段。后来，又延伸至教学、行政管理等工作——没有充分的准备，课堂上不会发挥；没有筹划好的工作绝不在公众场合信口开河；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同步有切实可行的措施等。

说到大学阶段的读书，至今记忆犹新，且认为十分有效，值得推荐的方法有这么几点：一是专业学习与人才方案。遵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读书，是很多人都知道但又未能真正践行的做法。不少同学在上大学后得了“自由读书”的教诲，甚至产生了远离人才培养方案及课堂教学的刻意心理。不过，在我看来，大学是形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最好的时期，所谓“自由读书”是个错误的认知。更何况每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都是在多年运行的基础上，伴随知识生产的更新，经过无数专家论证认可的。在自己知识结构还没有形成并成熟之前，这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最佳设计。我一直有个观点，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每门课程都很重要，只有高质量地修满每门课的学分，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才有实现的可能。与人才培养方案配套的就是由各教学单位提供，经过专家们讨论研究过的经典必读书目。

进而，这个人才培养方案是在老师们直接授课和指导下推进的，授课老师们也会提供相关课程的必读书目。除非这些书你已经读过，否则就应该去读。当然，应该读、读了和读好又不是一回事。对于文科特别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读好一本书的标准是有层次的，然概括地说，无非就是王国维说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其中，“入乎其内”最基础也最难，最笨也最实用的就是背诵。回想起来，当时大学的专业课教材，无论是《古代文学作品选》还是《文学理论》《古代文论作品选》《莎士比亚专题研究》等，经典作品均曾经被我们所熟记。回忆大学生活，一些情景总是令人难忘：赭山校区生化楼楼顶，夕阳西下，我们几位同学齐声背诵《离骚》；教学楼西侧，晨曦中，几位同学“接龙”背诵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序》等……第一课堂就是最好的经典书籍！

二是优质课堂与听课笔记。现在不少同学不再记录听课内容，有的只是把授课老师的课件拷回去，有的用手机拍照老师的课件……诸如此类，我认为都不是最佳的学习或读书方式。教师课堂板书和多媒体课件只是备课的内容，只是课堂教学设计的框架，而一堂优质的课堂教学就是一篇经典作品，直接关乎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贯穿其中的则是师生们共同创造的过程。现如今，我们对优质大学课堂的认知出现了多元化，在多元化中逐渐被百家讲坛、脱口秀、视频讲故事等方式所左右，所谓让课堂活跃起来、生动起来、互动起来等口号成为教育管理者的口头禅。说真心话，我们课堂关注的焦点真的不是教师与学生的某一方，而是以“知识”“思想”“问题”等信息为轴心的交流交锋交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师生双方共建“信息”的流动场域。一个教师若能将学生引入并思考这个信息运动的场域，自然就是一名好教师；一个学生若能促使教师投入并引领这个信息运动的场域，当然就是一名好学生；如此的信息运动场就是课堂，这个课堂就是一篇经典作品。回想一下大学的课程，真正让我记忆深刻的正是那些以内容为王的课堂。现如今的大学，学生评教成为评价教师的流行方式，然为何没有教师评学系统？我参加过不少次期中教学座谈会，听了同学们关于课堂教学的建议，就发现很少从“知识”“思想”“方法”等课堂内容本身提出想法的。这说明同学们还未能真正把关注点放在“内容为王”的课堂中来。在优质课堂上，同学们的目光不是盯着教师，而是除了盯着黑板、多媒体上，就是低头做课堂听课笔记；不是期待某个教师讲个诙谐幽默的故事引发满堂的笑声，而是除了教师讲课、学生互动发言声，就是教室内沙沙的写字声，以及心领神会的会心一笑。对于文科课堂，我们要把能否记录一份高质量的课堂笔记作为同学们认真听课的标准之一。坚持做课堂笔记，既可让自己精力高度专注，提高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可训练瞬间组织语言和思维的能力，更能促进自己参与到课堂“信息”的创造过程中来。如此，日积月累，专业素养自然就会得到提升。

三是兴趣阅读与读书札记。大学时期的确有很多属于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在尊重专业知识学习之余，务必要有效地利用好这个属于自己的时间，走进真正的自由阅读空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各类书籍、信息涌进大学，令人目不暇接，空余时间的大学生们除了在操场上挥汗如雨，就是奔波在往返图书馆、资料室的路上。现在回想起来，大学阶段自由阅读的书籍还真的满足了自己的兴趣。对我而言，一是在很多人想成为诗人的时代，个人以为自己更适合写散文。于是，用从生活费中挤出来的经费订购了《散文》《杂文报》等报刊，到图书馆阅读《读者》《随笔》之类的刊物。二是在很多人想成为思想家的时代，个人对人生也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从图书馆借阅的多是哲学、心理学方面的图书。除了中西方思想史、哲学史等，一些大家像黑格尔、弗洛伊德、萨特、杜夫海纳、徐复观、李泽厚等人的著作，主要就是在大学阶段阅读的。这其中，印象尤深的当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同学们相互传阅，部分段落甚至可以背诵。三是在很多人都陷入了经济浪潮对书斋冲击的困惑，个人也时有迷茫。于是，各类名人传记就时常被摆在床头，总是想从这些伟人、名人的人生经历中汲取营养。从《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到《巨人三传》等等，着实给自己的人生注入了强大而鲜活的动力。

人们常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做读书札记的好处，虽说是读研究生后才觉知它的益处，但这个习惯早在中师时就已经养成。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几乎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只是学生时代没有那么多的奇闻轶事，我也不太喜欢把日记变成三餐流水账或天气记录簿。于是，始则把一天课堂上最引人深思的话题记录并阐释一下，继而把课外阅读有启发性的内容记录并分析一下，接着看了一部电影、听了一次讲座、与老师的一次交流等，也会走进日记的内容中。后来进入大学中文系，这个习惯就在老师们不停地强调中文系学生必须与文字相伴的指导下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笔记本、读书卡片、活页记录本等多个媒质阶段。当时同学间互赠一个极具特色的笔记本，就是友谊的象征。自从有了电脑后，我便用它做读书笔记，且越来越感到它便于思考和写作，时而有让思想轻盈起来的感受，避免了早期总是在笔记本中翻来覆去地查询的麻烦——当然，汉字书写也越来越陌生了。做读书札记，其实就是践行学与思的关系。从能感之、能知之、能思之到能写之，做好课堂笔记和课后读书笔记是最好的训练方式。

读研究生后，直到现在，研究型学习就成为读书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这种阅读让自己对某个领域日渐熟悉，有了成为这个领域专家的基础，但客观而言，这种读书“致用”带有明显的现实性（写论文、评职称、做项目、迎考核等），“明理”也逐渐被拉进庄子说的“方术”窠臼如井底之蛙的癫狂，而缺少耳目鼻口打通后明“道术”之理的宽容大度。所以当看到某些荣誉满身的专家沉湎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自恋，亦或是置“山外山，楼外楼”而不顾的自负，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警示牌。有了这些警示，回头再看研究型学习，读书之明理致用便有落到实处的可能。

一是既要“凿深井”也要“围点打援”。“凿深井”很容易理解，大家说的也很多。不过，研究领域一旦确定下来，就要夯实研究该领域应有的知识贮备、理论素养等。如研究某人的词学或其中某个问题，那么这个人所有文字都是阅读与思考的对象。单个人是个有机体，只有认识这个人全部才能比较精准把握他学术或思想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人的学术和思想是怎么形成的？那就要读他所读的书，要在学术史上进一步认识这个人；还要知道他的时代，读他同时代人的书，读他同时代名家所读的书。如此这般，选择了一个领域，那么需要读的书自然就像是无边的海洋。这就是很多人感慨的，确定了一个研究和思考的话题，那就是一辈子有读不完的书，思考不尽的话题。当然，如此也就落入了庄子感慨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人生怪圈。

怎么办呢？这就要回到老子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话题中来。简易而有效的做法，就要阅读该领域（学科）的经典著述。我时常回忆祖保泉先生指导我读书的方法：尽管比较早地确立了以词学为研究对象的选题，但先生首先还是要我精读《说文解字》《庄子》《文心雕龙》等著作，继而我又把“外援”延伸到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胡塞尔、萨特等西方学者的著述。阅读这类著述是“外援”又不是“外援”，其实就是我从事文艺学这个学科研究的哲学基石。这些著述不是说读过就可以的，经典就是不断有人再读也是个人不断要读的作品。当然，因为精力与时间有限，人们不可能不断重复阅读曾经读过的书（有的实属没有必要），但真正触动你心灵的著述，自然就会持续阅读下去。这其中，近20多年来，《庄子》就是我每年坚持与它“拉手”的对象。

二是教学工作需要不断拓展读书的领域。我们这代人受老师们影响，一直都把教学看得很重。以指定教材为基础，打磨属于自己或课程组的教案，需要阅读大量的经典文献。与大部分同事不同，我工作后，从写作教研室到文艺学教研室，从文学院到学报编辑部，再到新传学院，现在又回到文学院。初步统计一下，此番经历让我前后讲授了很多门课，也拓展了部分新课。工作岗位多次变动属于组织安排，然在多次变更中不断拓展授课内容，自己的确获益良多。如果没有八年的新传学院工作经历，估计不会问津拉斯韦尔、施拉姆、麦克卢汉、霍夫兰等传播学学者的著述，也不会在华夏传播学拓展了自己学习和研究的话题。除此，指导研究生后，我很少强行对研究生毕业选题做出要求，更多时候还是在遵照学位论文的学科属性下，尊重研究生自己的兴趣选择论题。如此，不少选题超出了我熟悉的范围。如此这般，反而激起了我与同学们一起读书，读同学们所读书的兴趣和热情，也因此阅读了很多书籍。

最后，我想说的是紧跟时代步伐，有意识地补差补漏。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阅读史，因此，每个时代的阅读视野都有各自的独特性。随着人类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每个民族在各自古今关系上，必然地要拥有内外关系的阅读视野。古今内外成为人们形成良性知识结构的基本坐标。即便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经典著述也是我们要学习、阅读的对象。同时，文学研究如果没有中外哲学、美学修养，那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就难以得到提升；如果没有中外史学修能，那么材料的搜集、甄别、整理能力也难以得到提升。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时代，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革新及其普及的时代，知识生产、传递、接受等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人人都在阅读而会阅读者日渐减少的现象，远离经典、不善思考、浅尝辄止等无效阅读也越来越突出。因此，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要有明确的阅读层次观，做好取舍，避免种种无效阅读，并付诸于行动。文明因阅读而生长，知识就是海洋，无边无垠。此边此垠，都是古人与今人要不断突破的海岸线。不断瞭望海岸线，就会唤起人生走向文明的内在动力。人生有许多值得保存的东西，但独葆这份求知的动力，应该是一种真正的生命气节。有了这份气节，恰似“花中疏梅、文杏，亦复托根尘世，甚且断井颓垣，乃至摧残为红雨，犹香”（况周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