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森林解释》根据当时刑法规定，对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了明确。《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作了修改完善，一是将行为对象由“珍贵树木”修改为“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二是将行为方式由“非法采伐、毁坏”修改为“非法采伐、毁坏”“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根据修改后刑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突出问题，《解释》进一步完善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具体而言：“情节严重”系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升档量刑标准，对于入罪门槛，《2000年森林解释》未作规定。考虑到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范围大、种类多，相关植物保护级别有异、珍稀程度不同。对于珍稀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尤其是草本植物、灌木而言，“一株即入罪”失之过重，与社会公众一般认知存在差距，影响案件办理效果，为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防止刑事处罚泛化，《解释》为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设置了入罪门槛。2021年新调整的《名录》共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55种和40类；与1999年发布的名录相比，仅新增的就达268种和32类，占比接近60%，物种数量大幅增加，物种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凸显。对于不同等级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适用相同的定罪处罚标准，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亦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基于此，《解释》第2条区分保护级别，针对危害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的行为，分别设置相应的定罪量刑标准，将危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入罪标准确定为“一株以上或者立木蓄积一立方米以上”，将危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入罪标准确定为“二株以上或者立木蓄积二立方米以上”；相应地，将升档量刑标准分别确定为“危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五株以上或者立木蓄积五立方米以上”“危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十株以上或者立木蓄积十立方米以上”。对于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2000年森林解释》主要按照株数和立木蓄积确定。实践反映，立木蓄积等主要适用于乔木，对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灌木、苔藓等植物，不能也不宜适用相关标准。为避免形成处罚漏洞，进一步严密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司法保护，《解释》第2条增设价值标准，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入罪标准确定为“涉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的”；将升档量刑标准确定为“涉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十万元以上的”。《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古树名木系野生且同时列入《名录》的，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可区分保护级别直接适用《解释》第2条第1、2款规定的相应株数、立木蓄积标准。古树名木系人工种植的，或者虽为野生但未列入《名录》的，则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无法适用《解释》第2条第1、2款的规定。根据《城市绿化条例》规定，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实践中，对于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存在不同。对于古树，各地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森林资源及其保护实际划分了相应级别，划分标准不尽一致，有的划为两档，有的划为三档。例如，《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凡树龄在三百年以上的树木为一级古树；其余的为二级古树。”《四川省古树名木条例》则规定：“树龄五百年以上的树木为一级古树”“树龄三百年以上不满五百年的树木为二级古树”“树龄一百年以上不满三百年的树木为三级古树”。对于名木，则主要依据历史文化和纪念意义确定，一般未专门划分级别。为此，《解释》第2条第3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古树名木，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明知是非法采伐、毁坏的古树名木及其制品，涉案树木未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根据涉案树木的树种、树龄以及历史、文化价值等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定罪处罚。”实践中，对于危害此类古树名木的行为，应当综合涉案树木的树龄、种类及生态、历史、文化价值等，恰当评价社会危害性，依法妥当处理。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20〕2号）规定：“古树名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野生植物，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人工培育的植物，除古树名木外，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对于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对象范围，继续适用这一批复。摘录：周加海、 喻海松、李振华：《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