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101国道建平与凌源交界处北侧有一道半山地半丘陵地貌的山岗，当地人称牛河梁。距今5800年前，红山文化先民利用周边起伏多变的地势特点，在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范围内设置了各种祭祀设施，包括“宫殿”“庙祠”“陵冢”“灵台”（坛）等，高低有序、等级分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祭祀群体，现已发现40余处遗址点，考古工作者将其统称为“牛河梁遗址”。
对该遗址的性质，目前有三种值得推荐的观点，视角有所不同，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其文化价值。
一、“古国”牛河梁——中华文明探源的视角
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的最新研究成果，将距今5800—3800年左右的时间段称为“古国时代”，属文明起源的加速期，又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段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为代表。上述成果表述很有深意，涉及文明、文明起源、古国时代等概念。
何谓“文明”？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人类创造的有利于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以及各类发明的总和。所以，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诸多“不文明”因素。从这个角度说，“文明探源”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诸如：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各种手工业的出现与专门化，城市的出现，各种制度与秩序的建立等。
但在具体应用上，“文明”往往又与“文明社会”的概念等同，依据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半句话，将“文明”和“国家”的出现联系起来。实际上，其后还有：“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剥削阶级的机器。”因此，诸多早期文明社会都存在更多的“不文明”，具有“残暴”的本质。以往，国际通行出现“城市”“金属器”“文字”等，才能称为“文明”。据此，高度发达的殷商文化才被公认为达到了文明的程度，中国只有3300年左右的文明史。
最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认为：“文明”是指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的阶段：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阶级；社会等级制度化，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化，形成了礼制；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以及强制性的、以社会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由此可见，文明探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家起源的探索。
“古国”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一种形式，使用了中国古代文献中“国”的概念，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国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强调的是有地域范围，其中应该有中心都邑，内有祭祀自己祖先的地点，还有一些附属的专事农业或其他手工业的聚落，在社会服务中各职业可以相互补足。
这种国起源于何时，先秦文献只能追溯至夏初，范围都很小。将“古国时代”出现的年代定为距今5800年，显然是文明探源的重大收获。将牛河梁定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体现了大凌河流域文化发展的先进性与示范性，另一方面肯定了它已符合夏代以来的“国”之标准，且在理论上也初步形成了中国学术界自己的话语体系。
不可忽视的是，作为“古国”，其地域范围自然不限于牛河梁，但也不可能涵盖整个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古国时代，被定性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以理解为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古国牛河梁”这一称谓概括了其文明发展程度。
二、“圣都”牛河梁——遗址实用功能的探讨
中国早期的“国”中，应含具有“都”性质的中心大邑，牛河梁遗址无疑具备这种属性。
张光直先生最早提出：三代（夏商周）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有学者据此总结出了圣都的特点：它是祖先发迹的地方、王朝强盛的转折点、始终保持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因牛河梁更多见的是与祭祀相关的建筑，故有学者认为它是当时人的“圣都”。
从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看，最初这里有多个聚落，现见的祭祀遗存形成年代较晚，也不是同时期一次性形成的。稍早仅见“敷石墓”，许多地点都有发现；尔后有庙祠；最后有积石冢、灵台等。从各类建筑设施共存的格局看，庙祠在积石冢阶段仍然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俗都还是圣都，都应该有居住区，牛河梁目前仍没有正式确定。近年来一直发掘的“山台”遗址规模巨大，由9座台基构成，表明这里存在大型建筑群，可惜破坏严重。有学者认为其性质就是城址，或许即为高等级的建筑区。因牛河梁顶及周边有万亩松林，其他如手工业作坊等尚没有成群发现，但存在零星的灰坑、房址，有待进一步系统的工作。
建筑群址西南部有庙祠，即通称的“女神庙”。庙内有大量泥塑的仿木建筑构件和壁画，表明有“豪华”的装饰。出土大小不一的人体塑像，多坐姿，有女性，也有男性。还有动物塑像，包括熊、鹰等。陶器有“塔”形器、熏炉器盖、钵形器等，均为专用祭器。对庙的性质，有宗庙、神庙两种说法。也可以理解为庙内有神化的祖先，具有不同的神性，也可能包括共祖和各祖，其中动物则是通天的神兽。这样看来，庙具有“祠堂”的功能。在建筑址的西北部，还集中发现了大量神像，原称“第二女神庙”，但未见庙址，或许是置于建筑址中的，与现存庙祠有早晚之别。
积石冢主要分布在山台、庙祠南部较远的各个小山梁上。有的成组分布，如第二地点含五冢一坛，第五地点为双冢一坛。有的为单体，如第三地点、第十六地点等。每个冢的中心部位地下都有一座或两座规模较大、出土玉器较多的墓葬，南侧则为若干规格较小、出土玉器较少的墓葬。从各冢墓葬布局与形态看，虽有“一人独尊”的意味，也有“族墓地”的性质。多个地点积石冢可能存在不同的宗亲关系。墓主人只随葬玉器，有学者认为与祭天有关。
牛河梁遗址所谓的“坛”以第二地点发现者最具代表性，正圆形，以立置的柱状石砌出内外三层坛界，由外向内层层高起，类似“圜丘”。圜丘，在《周礼》中有记载，是帝王祭天的地方。有学者据祭坛三层圆非等距，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推定其为观测天文之所，从这个功能来说，称“灵台”更为合适。灵台，在西周就有，是最早的国家天文台。牛河梁灵台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掌握较多的天文知识，是科学的萌芽阶段，目的是掌握农时。
对上述具有不同功能的建筑址整体进行考察，可以得出诸多认识，诸如：这应该是包含诸多氏族部落的共有祭祀中心，当时应该存在独立的政治实体等。以“圣都”概言之，表明它是红山先民所有精神寄托之所在。从其反映的世界观看，对自然的敬畏占有很大的成分，试图努力沟通天地神灵，将个人与祖先融入其中；客观上，通过“絜诚以祭祀”“敬授民时”等，构建起了类似后世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秩序雏形。
三、“帝虚”牛河梁——文化传承的相关建议
将牛河梁称为“帝虚”，主要考虑的是其纪念性价值。
牛河梁第一地点所在地势较高，这种地形称为“虚”（虚的本义即“大土山”）。《周易》“升”卦“《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暗寓将高等级建筑置于高地的意义。“帝”的本义与先民的祭祀崇拜有关，甲骨卜辞作为名词的帝既指“上帝”，又指“祖先”。将牛河梁遗址的价值定位为“帝虚”，除上述理由外，还有“帝墟”的含义，即帝王生活死葬之地。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结合古史传说将牛河梁遗产更有效地展示出来、传承下去的目的。
中华文明探源确定的“王朝时代”已经进入夏纪年，而“古国时代”大体相当于“三皇五帝”时代，牛河梁作为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毫无疑问应在古史传说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三皇”“五帝”说法不一。北京明清时期祭祀中华祖先和历代帝王、功臣名将的历代帝王庙中，三皇分别为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五帝分别为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之所以建有此庙，正如乾隆皇帝所言，是为了表明“中华统绪不绝如线”。
现今，三皇五帝都有其传说的安葬地点，也有公祭活动。如太昊伏羲陵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黄帝陵位于陕西黄陵县北桥山，自秦灵公始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之地；炎帝陵位于陕西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常羊山上；少昊陵位于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城东旧县村的高阜之上；颛顼、帝喾陵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等。
上述地点的陵寝均为后世所建，并无充分的实物依据。具有祖先形象与相关物证的牛河梁是名副其实的“帝墟”，自然应成为中华民族寻根祭祖之地。与之相关，应该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展示内容与建设目标。
牛河梁是古国圣都，应体现其神圣感。它不是普通的聚落，作为红山先民的“圣都”，将各类祭祀建筑有机融入自然环境之中，营造出“天人合一”的氛围。作为当代人的“圣地”，保护环境、最小干预是第一要务。牛河梁所代表的文明与古国诸阶段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体现在精神层面，它有着获取超自然力量的冲动与能力，其创造的神灵与神话可能就包括他们英雄的祖先，促人奋进。
牛河梁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应体现其直根系地位。苏秉崎先生认为：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以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西辽河及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一个类型，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与扩展，终于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然后在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化群体，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也是“华人”“龙的传人”的由来。同时，坛、庙、冢的组合形式一直为历代所继承。
牛河梁属于人类，应展现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借鉴作用。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都存在以敬奉天神和各种自然神为主的神权政治阶段。如：西亚两河流域较早时期以神庙为中心修建城邑，中美洲“古典期”都邑文明也是围绕宗教礼仪中心修建城邑，玛雅文明圈金字塔、神庙、宫殿组成的祭祀建筑群体占据着都市中心位置等。与上述文明特征比较，牛河梁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年代也属于早的。
总之，牛河梁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仍有待探索。
来源：《侨园》杂志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