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上大学喽
张 叁
夏收整体结束，父兄已开始给地里送粪，准备种玉米。午后，我一个人躺在大场麦秸垛底下的阴凉处。旁边放着一柄木锨，大场上平摊着一大片麦粒。我的任务，就是每隔个把小时，用木锨把麦子搅一次。晒麦，是农活中最轻省的。![]()
夏日午后的乡村是安静的。辛劳一上午的大人，这会儿都在家里歇晌儿。太阳很大，坎畔的老柿树强打精神，撑起一大片浓阴。耕地的牛躺在树阴下，嘴角挂着一串涎沫，悠闲地反刍着。田间还没有撒开的粪堆儿，散发着浓烈的臭味。地头和村道上空无一人，连村北羽子园里的青蛙都懒得叫一声，只有知了在不知疲倦地嘶鸣。麦秸垛像一座小山，太阳几乎直射下来，只给北侧投下二尺见宽的阴凉，正好够铺一张凉席。我平躺在凉席上，头下枕着一块用报纸包裹的砖头。迷迷糊糊之间，我听到一阵自行车铃声，“叮铃铃——叮铃铃——”，在寂静的午后显得分外刺耳。我睁开眼，只见大场西头的南北村道上，一个人戴着草帽，手扶一辆自行车，朝我这边张望。相距不过数十米，阳光晃眼，我看不清那人的面目。这时，那人喊道：“是文革吗？你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到学校了！”什么？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来，我浑身打了个激灵，一骨碌坐起身。匆忙之间，我的脸重重撞上麦秸垛儿，脸像被钢刷刷了一下。本能地向另一侧一滚，又被烫着，被太阳烤炙的大场地面像一柄烙铁。高考前后几个月，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虽说高考预考，我的成绩位列全年级第一，正式高考时我还是紧张。第一科考语文。语文是我的强项。我爱语文，初中、高中六年间，我的语文成绩一直突出，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课堂上讲评。高二文理分科时，我犹豫了近一月，最后决定读文科，主要是基于对语文的兴趣。但打开语文考卷一瞬间，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片模糊，整个人似乎失去知觉。我闭上双眼，双手撑住课桌，努力不让自己跌倒。监考老师看到我的异常，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没有出声。过了几分钟，神志开始恢复，试卷上的字迹逐渐清晰起来。语文满分一百二，作文占四十分，我刚把前面的考题做完，监考老师报时，还剩最后半小时。考试结束时，我的作文还没有收尾，只能算半成品。下午考政治，我倒是早早做完了，时间富裕，又检查了一遍，提前半小时交卷。出了考场，与同学一对题，才知道考卷最后一页的背面，还有一道论述题，十五分，我拉掉了！说到底，都是因为精神紧张。高考第二天，情况才略有好转。我高考这一年，是改革开放第六年。改革开放好，改革开放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一个巨大成果，就是把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拉近了。之前，城市和乡村是境界分明的二元对照，中间隔着比古代护城河还要宽还要深的壕沟，吃“商品粮”、做“公家人”，几乎是所有农村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那个年代，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途径有二，一是当兵，二是上大学，但机会并不均等。那时政治挂帅，当兵除了年龄和身体条件，首先看你的家庭出身。“文革”取消了高考制度，“工农兵大学生”都是组织推荐，“根正苗红”更是先决条件。孩子多，家庭负担重，我的大哥读完初中就回村劳动了。大哥身强体壮又多才多艺，打篮球、吹笛子、唱歌唱戏，都是一把好手。有一年征兵，部队接兵的同志看了大哥参加的一场篮球赛之后，点名要我大哥参军。即将成行的时候，有乡村干部提出：他舅家（外婆家）是富农。舅家土改时与我家一样，也是上中农成分，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让群众投票补定成分，舅家在村上是老住户，几代人勤俭积累，日子相对宽裕，就被选举为“富农”。因为是富农的外甥，大哥的参军梦成了泡影。二哥比大哥小两岁，也是因为所谓出身，未能被推荐上县办高中，在乡里的高中读了两年，就回家了。我比二哥小八岁，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四年级，高考制度恢复。三亩田地只剩一棵苗，全家人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预考结束后，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没有在学校跟随老师辅导，而是自己跑回家里，躲进我家那间闲置多年的老屋，自行复习。老屋的隔壁是我二伯家，二妈是位居士，又是“顶神”（代神行医），四里八乡经常有人登门请她看病。二妈看病时，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香烛辉煌，她端坐供桌一侧，求她看病的人跪拜在供桌前，二妈眯着双眼，神情邈远，时说时唱，时而喜笑颜开，时而泪流满面。说唱既毕，她把一张黄裱纸摊在手上，另一只手在空中不停抓拿，不一会儿就有药粒唰唰啦啦落在纸上。那些日子，门前偶尔还传来鞭炮声，那是病已痊愈的人家来上门答谢。我们住的是爷爷当年盖的老房，二伯、三伯、我家各一间，两家只隔一面墙，木板楼相互贯通。我正在背书，二妈诵经的声音响起，声音高亢悠扬，我的脑子里就全是“南无阿弥陀佛”。为不受干扰，我就躲到老屋的西山墙外面，或者索性揣着书本，登上门前的那棵老柿树。这棵树的树干两个大人都无法合抱，树荫足有一个排球场那么大。坐在宽大的树杈中间，我像一只渴望进化的猴子。头上浓荫如盖，四周万籁俱寂，似乎听得见地泉流过树身的汩汩。高考就像攀爬家后面虎头山上的鹰嘴峰，从小到大，跟小伙伴无数次爬上爬下，但现在跟我一起爬这座高峰的，是一大批身强体壮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爬到前面。我做梦都想考上大学，跳出这既高又厚的“农门”。在我之前，我们二百多户人家的行政村，只有曾与我姐姐一起读小学的金龙哥考上了大学。他考上的虽然是一所林学院，也一下成了我们村的“人尖子”。他春节回家在村上走，后面跟着一串鼻涕娃娃，喊着“金龙金龙，金榜题名”。母亲说，媒人都把金龙家的门槛踢烂了，连公社书记都争着要把女子说给金龙。高考前三天，我离家返校。父亲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千户村北边的公交车站，看我上车，他从车下撂上来一句话：“文革，你是脚尖朝北去吃公家饭，还是脚尖朝南上山背柴，你自己定！”还有一层只有我才能体会到的压力。一年前我们班发生的那场“收音机风波”，会不会波及今天？在高考这个当口，会不会有人再找我的茬儿？高考那两天，每次进入高考点城关中学的校门，我都不由得四下张望，总感觉从墙角或树丛背后，随时会有人跳出来，冲向我。我承认，那场风波，给我留下了难以袪除的心理阴影。高考并不理想，因为紧张，至少少得三十分。高考结束回到家里，我仍然轻松不下来。高考结束三天后，还没有出考分，我们就被要求填报志愿。志愿分五级，提前录取院校，一本、二本、三本院校，专科学校，一级五个学校，共填报二十五所院校。回头看来，当时填报高考志愿真有点误打误撞，自己能考多少分不确定，各个学校往年在本省的录取分数线也不是都清楚。我提前录取类第一志愿是“北京国际学院”，一本类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前者在北京，后者在天津，如果分数合格，会被哪所学校录取？万一落榜，家里这么穷，父亲还会让我补习吗？我是不是跟大哥二哥一样，一辈子只能当农民？现在，躺在午后的麦秸垛底下，听到有人喊“你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以为是在做梦。我赤着上身、光着脚跑过去。来者是我同村一起长大的伙伴、同学马驹。马驹身材壮硕，皮肤黝黑，长着一对牛铃一样大的眼睛。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我们都在一个班，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大我两岁，初中毕业后没有再上学，接了他爸的班，已经是乡上供销社的职工了。这么热的天，他还穿着长袖长裤，手腕上戴着锃亮的手表，一副公家人的派头。我一把揪住马驹的衣领，像抓住一个逃犯：“你怎么知道的？”“我去县上进货，路过周中门口，大门两边红纸写的榜文，你的名字排第一。想替你把通知书捎回来，学校门卫说必须本人来领。”“啊？！”我不由得在地上蹦跶了两下。这时我才感觉，泥土路面很烫。我的脑海忽然跳出一组画面：一个身材瘦削的山村小子，脱掉身上绽了线的衬衣，裸露着肋条历历的上身，赤脚大步跑上村后的虎头山顶。这座虎头山，形如虎头而得名，距家只有数百米，他从会行走就开始爬这座山，曾无数次站上山顶眺望远方。这一次，他看到的不只是八百里秦川，还看到了潼关以东，祖国更广袤的幅员。山风在欢呼，白云在跳舞，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在向他颔首微笑。旁边的牛角谷，回荡着他的呼喊：“刘文革考上大学喽——”我揪着马驹的手依然没有松开：“你现在就陪我去周中取通知书，行吗？”
（节选自张叁小说《我的一九八四》。张叁，原名刘元林，周至坡嗲人，媒体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