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1岁的沈醉，在母亲与戴笠的极力劝阻下，仍毅然决然地与挚爱女子结为连理，不久后便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然而，随着抗日战火的熊熊燃烧，因沈醉不愿随妻子踏上延安的革命之路，两人的婚姻终是走到了分岔路口。女子独自前往延安后，非但没有被婚变的阴霾所笼罩，反而在文艺的天地里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时光流转至新中国诞生，她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却始终未曾知晓，自己当年的伴侣，竟是那位名动一时的特工——沈醉。
故事的另一端，要追溯到1918年的福建安溪。在一个缅甸归侨家庭中，小千金陈淑媛呱呱坠地。得益于父亲在国民党军中的不断晋升，陈淑媛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中学时期便已在文坛初露锋芒。她的才华吸引了进步教师的目光，引领她一步步走向革命思想的殿堂。
在师长的熏陶与同窗的陪伴下，陈淑媛满腔热血地参与创办了进步刊物。然而，这份热血与理想却不幸被父亲发现，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家庭冲突。加之对父亲另寻新欢的深深不满，父女之间的裂痕愈发难以弥补。
1934年，16岁的陈淑媛在母亲与兄长的帮助下，化名潜入上海一家杂志社，开始了她的秘密工作。一次偶然的邂逅，她遇到了20岁的青年记者陈仓（实为沈醉化名），两人一见如故，迅速陷入了热恋，并谈及了婚嫁之事。
然而，这段美好的情缘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陈仓的母亲倾心于传统贤淑的儿媳人选，对追求进步的陈淑媛颇为不满。更为复杂的是，戴笠也对这段关系持反对态度，因为他深知陈仓的真实身份——复兴社交通员沈醉。这个秘密，沈醉始终未曾向陈淑媛透露半分。
在那段纠结的日子里，沈醉与陈淑媛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挣扎之中，情感也逐渐降温。一次针对进步人士的搜捕行动中，沈醉不幸从三楼坠落，身受重伤，左眼几近失明。得知消息的陈淑媛，不顾一切地赶到医院，悉心照料，这份深情让沈醉感动不已。
康复之后，沈醉不顾一切反对，坚决与陈淑媛同居，并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然而，尽管沈醉深爱着陈淑媛，但他却不愿放弃自己的特工事业。在陈淑媛产子后，他多次劝说其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但陈淑媛的态度却异常坚决：“我绝不，如果这样，我宁愿永不踏入婚姻的殿堂。”面对陈淑媛的决绝，沈醉无奈之下，只得将孩子托付给他人，放手让陈淑媛重返她热爱的杂志社工作。
全面抗战的熊熊烈焰点燃后，延安成为了无数热血青年心中的朝圣之地，陈淑媛亦不例外，满心憧憬地渴望前往，并力邀沈醉共赴这场历史的盛宴。然而，沈醉因肩负特殊使命，深知此行对于自己而言是一条不归路，于是他向陈淑媛坦诚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却隐去了真名，希望能让她打消这个念头。
面对两人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陈淑媛毅然决然地与沈醉挥泪告别，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第五队”，独自踏上了通往延安的漫漫征途。
抵达延安后，陈淑媛以“莫耶”之名，开启了人生的崭新篇章。在这片革命的热土上，她的文学才华如同璀璨星辰般闪耀，参与创作的《延安之歌》迅速成为中央领导与民众心中的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莫耶的名字也随之响彻云霄。
而沈醉在与陈淑媛分别后，心中那份深深的眷恋始终难以割舍。1938年，他怀着一份渺茫的希望，在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幸运的是，这份启事被莫耶的挚友偶然发现，并最终传到了莫耶的耳中。念及旧情，两人开始以书信为桥，互诉衷肠，倾诉着彼此的思念与牵挂。
然而，国共虽已实现第二次合作，但暗流涌动，延安对敌特分子的筛查愈发严密。戴笠更是严令手下切断与延安亲友的一切联系。在这动荡不安的政治风云中，两人的联系很快被无情地割断，从此天各一方，各自在命运的洪流中漂泊。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浪潮中，莫耶因一篇小说而遭遇了审查。面对审查人员的询问，她坦然地讲述了与沈醉的过往，但由于不知沈醉的真名，最终得以幸免于难。
新中国成立后，莫耶调任西北军区，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50年，她与李克农的外甥方唯若喜结连理，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1957年，莫耶无辜遭受冤屈，被错误地免职与降级处分。
到了60年代，一场无端的风波再次席卷而来，有人无端指责莫耶与特务组织有染，并找到沈醉求证。沈醉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坚决否认并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两人之间的任何关系，以免莫耶遭受更大的伤害。自此之后，两人的命运轨迹再未相交。
直到1979年，中央终于为莫耶恢复了名誉与职务。已步入晚年的莫耶重拾笔墨，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创作出了多部电影剧本与小说。然而，岁月无情，1986年，莫耶在解放军医院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著名作家杜鹏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慨万分地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充满传奇与坎坷的小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