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目录及摘要

2024年第6期（总第306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政治决策和重要战略部署，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定的改革决心和科学的改革方法论，具有丰富的新时代意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历史新方位，在新的起点、新的阶段、新的环境下对改革内涵的进一步拓展；是着眼时代新任务，紧紧围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而对改革主题的进一步聚焦；是致力理论新创造，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明确改革开放原则的基础上对改革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适应实践新要求，以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对改革战略举措的进一步部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续篇，又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新篇。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耐心资本发挥作用。无论是政府引导资金还是市场主导资金，作为耐心资本都具有向远、向质、向新、向实的投资取向。从经济史证据来看，耐心资本在历次“新生产力”跃升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耐心资本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做久的过程中发挥着引领和支持作用，赋能科技突破、成果转化和扩散升级，驱策经济发展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方向转型升级，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发展壮大耐心资本，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形塑“耐心”环境；聚焦技术落地，筑牢“耐心”根基，使新质生产力在资本市场的加持下顺利培育、顺畅落地。

中国式社会保障现代化的当前任务是，提高统筹层次和保障待遇，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创新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其实现路径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健全社保待遇合理调整机制；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体系，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机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完善社保转移接续和大病保险政策，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大年金制度覆盖范围，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发挥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改革救助管理体制，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健全特殊群体救助制度。

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是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具体分析各种不同的生活世界概念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基于普遍语用学立场从“文化-社会-个性”三个层面对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批判性重构，不仅阐发了生活世界结构要素与生活世界再生产过程，而且揭示了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的“互补关系”，以及生活世界再生产过程为生活世界结构要素获得所作出的贡献，从而为自己提出“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提供了前提条件。尽管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并不足以揭示后期资本主义危机之根源，甚至还有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嫌疑，但哈贝马斯基于普遍语用学立场重构生活世界概念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从而使得生活世界概念在哈贝马斯社会哲学中获得了特殊意义。

黑格尔的逻辑学理论对《资本论》的创作和理解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马克思批判吸收了黑格尔逻辑学理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将商品设为《资本论》的起点，科学构建起宏大的《资本论》理论体系；在辩证揭示资本运行环节的过程中，昭示出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神秘外壳，扬弃其辩证法思辨形式来具体阐述了资本的循环过程；通过批驳黑格尔“精神的货币”对现代世界私有财产运行逻辑的唯心主义抽象表述，明晰了现实资本的本质及其颠倒假象，探寻出“精神的货币”抽象统治的本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逻辑学”理论的扬弃与澄明，构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推动专业学位博士教育产教融合是提升专业学位博士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的多元参与主体在产教融合的动力激发、聚合、保持和强化阶段还存在内驱力不足、冲突集中、凝合力欠佳、阻碍积重等问题。鉴于此，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强化高校主体责任，优化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模式；发挥行业企业的市场导向作用，协同创新育人机制；协调多元参与主体间关系，纾解现存融合困境。

灾后心理援助是灾害应急救助机制中的重要一环，立足于我国加强应急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本文引入灾后心理援助人员胜任力的概念。在系统梳理胜任力概念及其构成要素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国际组织及主要国家所提出的灾后心理援助人员的核心胜任力，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及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本文提出了具有“分级”、“分水平”、“分领域”特点的灾后心理援助人员胜任力指标体系，包含个人特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督导培训能力六个方面的金字塔式胜任力关键指标。未来应加强对灾后心理援助人员胜任力指标体系的深入研究与循环论证，并深化对该指标体系的实践运用。

“以劳健心”是系统思维下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的新举措，亦是健康中国战略下心理健康工作的新视角。本文主要从“以劳健心”的着力点、连接点和落脚点三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并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统领，结合具身认知理论和发展心理学理论，从不同角度深刻阐述了“以劳健心”的理论根基。在多个学科的整合性理论框架下，提出“以劳健心”的五大实践路径，即系统设计融合式的育人目标、构建灵活适切的课程内容体系、注重教育与实践的相互结合、重视多维评价与正向反馈、协同家校社多个教育主体，以期为“以劳健心”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工作提供基本思路。

在阐释学意义上，“表”与“演”各有功能及取向，其目的与方法不同。在认识论意义上，两者各有定位与路径，其相互关系与演进路线清晰。“表”坚守事物之本相、本义，其言说过程遵守客观约束。“演”以本义为根据，深入产出演者之意，其动作目的任从主观故意。“表”与“诠解”相通，显现对象客观本义。“演”与“阐衍”相通，开扬演者主观志意。作为过程与目的相统一的“表演”，由表切入而有所演，结果与成功在演。表与演、诠与阐相互发生，相互支撑，实现自身的无限循环。

纸窗题诗是中国古代一个颇具华夏文化特色的诗歌题写传统。题诗于窗，其与题壁、壁帖近似的物质性背景，包括纸窗的题写即时性、观看便利性以及窗纸的可移动性；所独具的物质性背景则包括纸窗的光影特性、纸窗是沟通窗内与窗外的连接点等等。尤其重要的是，单扇窗的有限空间和多扇窗的叠加空间有机统一，单扇窗窗纸的尺幅限制了题窗诗的篇幅以短句、绝句为主，而多扇窗的叠加空间则催生了组诗的出现。回归古人“题诗于窗”的文学现场，可发现题窗诗的文学情境一方面表现在“偶然欲书”式的率性而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刻意为之”的经典化制作——或访人不遇而留题，或赋予题窗诗某种箴铭、教化之功能。从唐代开始，“题诗于窗”情境便在俗文学如小说、戏曲中迁移，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书写格套。

元明易代之际，士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自我认知发生剧变，宋濂是身处其中并推动潮流的关键人物。元末仕路难行，士人多栖身于“文人”之列，宋濂早年亦有攻习和创作古文辞的长期经历。但随着对理学的深度接受，宋濂的自我期许由“文人”转向“儒者”，他以自我书写等方式推动自身转型，以一介布衣标举“真儒”理想，力图重新揭橥士人的身份价值。逮乎明初，宋濂已出仕并以“儒宗”形象示人，其积极参与新朝礼乐教化，劝导士人不务文辞而明体适用，推动了一代士风转移。宋濂之所以成为有明“开国文臣之首”，与其对士人身份的根本思考与长期实践有关，这改变了“流而为文人”的学术史趋势，也启发了易代之后士林的身份自觉与文化担当。

罗马帝国在395年永久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不过，这个常识与当时的认识根本不同。无论是当时帝国史家的记载，还是制度和观念层面，都不存在帝国的分裂问题，而只是行政管理上的分治，帝国仍然是一个整体。这种主动分治的观点在后来的史籍中得以延续。18世纪后期，在启蒙运动对罗马帝国命运普遍关注的热潮中，爱德华·吉本开始将分治解读为分裂。他开创的民族国家解读模式被乔治·芬利最终完成，罗马的历史也转换成希腊人反抗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分国事件也由主动分治变为两个民族乃至国家对立的被动分裂。19世纪后期，分裂说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等逐渐普及开来，作为常识被接受，成为历史研究和教科书的一般表述，至今未变。对史家而言，无论帝国是分治还是分裂，都受到他们所处时代及观念的影响，也都有其可取之处。

纽约州阿迪朗达克森林保护区被视作“纯粹荒野”的典范。森林的野生状态得益于该州带有“封锁”性质的“永久野生”政策。城市居民的供水和娱乐需求主导了纽约州森林保护区的创建及“永久野生”政策的形成。这种“封锁”性质的保护在保留野生自然方面意义非凡，但也有着令人不安的后果：否定了当地人传统的公共森林使用模式，将森林“去生计化”，彰显着某种环境不正义的面相；简化了自然本身的功能和价值，使自然“再荒野化”，建构起人类生存与自然保护对立的认知。就此而言，城市居民的需求决定了纽约州森林保护的性质和特征，再造了一片符合都市愿望的“无人荒野”。

产业链安全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产业链安全呈现新形势和新特征，推动产业链安全与效率相结合成为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新时代中国产业链安全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在产业链内循环韧性、产业链齐全性、产业链创新性和产业链制度型开放框架等方面成效显著，产业链安全得到了有效维护。然而，产业链合作也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产业链协同发展融合程度不高、产业链创新发展行业与空间布局存在缺陷、产业链国际合作制度型框架缺失等问题。为应对大国竞争和产业升级重大挑战，亟需提升产业链上游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链不同环节高水平协同发展，优化产业链中下游环节应用创新能力，促进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链开放发展，以推动产业链安全维护政策优化创新。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跨部门协同治理对智慧城市治理的赋能作用日渐显著。文章基于我国36个智慧城市治理案例，并借助修正后的布莱森框架和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厘清了我国智慧城市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运作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实践中，智慧城市跨部门协同治理受到驱动机制、运行机制与链接机制的共同作用，其中驱动机制主要强调内部支持与外在约束的协同驱动；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为环境、行动、结构、问责与例外机制的“五维协同”；链接机制主要突出边界物、合作团体与实践经验的“交互嵌合”。进一步，结合TOE理论对智慧城市跨部门协同治理进行组态分析，发现我国智慧城市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共包含两种模式，分别是“技术+组织”型治理模式与“组织+环境”型治理模式。对此，未来应更加系统全面地看待智慧城市治理，不断优化技术治理体系、增强组织动员能力、完善外部资源环境，进而提升我国智慧城市跨部门协同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