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不仅洋溢着神奇独特的迷人色彩，也镌刻着光辉灿烂的红色印记；不仅弥漫着晶莹剔透的冰雪神韵，也遍布着引人入胜的红色经典。红色，对哈尔滨而言，不仅是对色彩的描述，更是城市历史文化坚实的底色，也是城市多元文化中最辉煌、最生动、最隽永的篇章。英雄与光荣，对哈尔滨而言，不仅是诗歌里的赞美，更是城市的灵魂、历史的浓缩和血脉的传承。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哈尔滨这座城市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不同时代呈现了不同的精彩。翻阅岁月之书，徐徐展开哈尔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卷，还原这座城市久远的红色记忆，如同打开一扇走进哈尔滨的令人血脉偾张、荡气回肠的时光之门，让人不禁产生心灵之震撼、重生之感慨，在尽享英雄之城的豪迈、光荣之城的骄傲的同时，不禁引发人们对哈尔滨这座浪漫之都红色文化标识的探寻、追忆和思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地”——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的空气”，中俄工人“对共产主义颇有信仰”，曾在这里“聚而合唱”《国际歌》
在哈尔滨市松花江畔中东铁路公园，有一座具有120多年历史的桥梁——滨洲线哈尔滨松花江大桥。哈尔滨人都亲切地称它为“老江桥”。一百多年来，“老江桥”静静矗立在奔腾不息的松花江上，在历经哈尔滨百年风云际会，见证哈尔滨从无到有沧桑经历的同时，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经由中东铁路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光辉历程。
1900年5月，中东铁路第一松花江大桥在哈尔滨开工建设，1901年9月建成通车。
1903年7月14日，中东铁路全线正式通车营业。
1903年7月，中东铁路正式建成并通车。中国东北地区与沙俄乃至欧洲的交通更加便捷，一些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通过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传播活动。1905年11月，在哈尔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俄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建立。俄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负责人舒米雅茨基（化名“西林”），以车工（当时俗称“盘旋工”）身份作掩护，在哈尔滨秘密开展宣传、鼓动活动。当时，除哈尔滨之外，全中国尚无可供考察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迹象。中东铁路沿线的产业工人，是中国最早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一支队伍。
始建于1902年，1904年建成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大楼。1903年7月，霍尔瓦特就任中东铁路管理局首任局长。
中国最早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城市，是哈尔滨。在哈尔滨太阳岛全国总工会（哈尔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松北区冰花路869号）院内，矗立着的“中国工人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地”雕塑，再现了这次中俄工人为自身利益和理想而斗争的场景。
我们把时间回拨到1907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这一天，中东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厂和哈尔滨机务段、车辆段、车站货物处、铁路印刷厂及面粉厂的中俄工人斗志昂扬，举行大罢工。从四面八方涌来的3000多名中俄工人汇集到松花江畔，参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除了工人外，还有不少学生、商人和市民也闻讯赶来，准备参加集会。当察觉到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正在调集沙俄军警准备镇压集会活动后，罢工组织者当机立断，决定把纪念活动地点由松花江南岸改为北岸（松花江以北地区不是中东铁路辖区）。在航运摆渡工人的全力支持下，工人们乘船陆续过江。当沙俄军警全部赶到江边时，几千名工人已经转移到江北太阳岛上。
赶到江边镇压工人的沙俄军警。
当日13时，纪念大会在太阳岛的一片高坡地上举行。会场四周插满了旗帜，上面写着“五一万岁”“劳工神圣”“世界大同”等标语，中俄工人争先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压迫，为改善生活待遇、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首次回荡在神州大地。大会一直持续到晚18时多才结束。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哈尔滨乃至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壮举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崛起的象征。
1917年，中俄工人在哈尔滨举行欢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游行。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们苦兄弟。”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中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几乎没隔夜便随电波由俄国传到哈尔滨，中东铁路沿线的铁路工人为之热烈欢呼庆祝。红色激流开始汇入黑色土层，在哈尔滨和东北大地掀起革命狂澜。
从1918年到1920年间，中俄工人为反对盘踞在中东铁路的沙俄残余势力和白匪军，以及外国干涉者，掀起了四次全路大罢工。1918年5月15日，掀起中东铁路第一次大罢工，抗议中东铁路当局纵容白卫军杀害俄进步教师的暴行，“火车因之停止”，使铁路当局“损失约三十万卢布”之多。1918年9月2日至9月11日，掀起中东铁路第二次大罢工，抗议“工人等因长官等固持，过分减少技师工人之劳动报酬”，以及沙俄残余势力宣布戒严令，使中东铁路完全瘫痪，不仅使铁路当局损失约150多万卢布，更重要的是严厉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干涉军。1919年7月18日至8月18日，掀起中东铁路第三次大罢工，抗议铁路当局毫无限制地大量收受“鄂币”，并用其发放工资，使中东铁路完全陷入瘫痪，中断高尔察克最重要的军事运输线。1920年3月11日至3月16日，掀起中东铁路第四次大罢工，反对日本武装干涉和霍尔瓦特在中东铁路的统治。在这次大罢工中，中俄工人散发中文传单，揭露霍尔瓦特沙俄残余分子的罪行，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把霍尔瓦特赶下台。3月15日，中国军队奉命占领俄国护路队司令部，对霍尔瓦特等派兵保护监视；3月16日，霍尔瓦特无奈地向中东铁路董事会提出“辞职”。把持路务17年之久的霍尔瓦特被赶下台，标志着沙俄残余势力在中东铁路统治的结束。中国收回了中东铁路行政权，也清除了与苏俄政府为敌的反革命据点。这四次全路大罢工，为支援俄国十月革命和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18年2月26日，正值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正月十五元宵节。在鞭炮声声、寒风凛冽的街道上，走来一对父女。年轻父亲脖子上骑着一个小姑娘，手里拎着一桶糨糊，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把刷子，父女沿街刷着糨糊，张贴东华学校的招生广告。这个年轻父亲就是当时被誉为教育家的哈尔滨六大历史名人之一——邓洁民。
东华学校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之一。1918年4月1日，邓洁民（原名邓居文）在哈尔滨傅家甸（现道外区）二十道街路南创办东华学校，并亲任校长。这是当时哈尔滨唯一的一所私立中学。邓洁民特聘张西曼、王希天、马骏等先进知识分子到校讲解俄国革命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在邓洁民领导下，张西曼、邓西园、于芳洲、霍占一、赵松年成为东华学校著名的“五君子”。1920年深秋，22岁的周恩来在赴法国留学前，第二次来到哈尔滨，与南开学校的校友邓洁民辞行。经邓洁民邀请，周恩来走上东华学校大礼堂的讲台，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讲述十月革命意义及五四运动情况。演讲深深打动了那些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前途担忧的师生们，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列宁领导下，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成立。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的决议，并派人到中国帮助建党和宣传马列主义。共产国际屡屡派人经由哈尔滨转程到上海、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十月革命火种。
瞿秋白租住在哈尔滨道里区“福顺栈”，“每日出去访俄国朋友，调查俄工人组织，搜集俄文书籍，作为研究劳农政府（指苏俄政府）的材料。”在这里，瞿秋白不断地将在哈尔滨的见闻发给北京《晨报》，内容多为介绍哈尔滨的“共产党空气”。他在一篇题为《哈尔滨之劳工大学》的新闻报道中写道：“据云哈埠共产党（指布尔什维克党）虽仅两百人，但哈埠至满洲里中东路工人有十二万，对共产主义颇有信仰。”在后来出版的《饿乡纪程》一书中，瞿秋白写道：“参观他们的庆祝会（指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会），那天居然得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台下坐满了人，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唱国际歌，激昂慷慨。从莫斯科刚接到一个共产党报告，大家欢呼万岁。”“会后我们到俄国友人——多数党人家里晚宴，电灯上包着红绸，满屋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肖像。席间来了一位刚从莫斯科到此的共产党，站着演说。”在沙俄余孽与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哈尔滨，大规模集会竟然可以不受限制，国际歌可以“聚而合唱”，马克思、列宁的照片可以“公开亮相”，共产党人可以“站着演说”。瞿秋白还没有到苏俄，竟能在哈尔滨“先得共产党一点空气”“第一次听到国际歌”。这种红火的政治气氛使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
瞿秋白是第一位将《国际歌》曲谱与中文歌词配合译出者，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哈尔滨之行，带给瞿秋白许多新鲜体验，尤其难忘的是，第一次听到了“声调雄壮得很”的《国际歌》，使他耳目一新，心灵受到强烈冲击。促使他决心用信仰的星星之火，燎原旧世界，催生新中国。1923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主编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这是中国最早可供唱颂的《国际歌》。1935年6月18日，年仅36岁的瞿秋白最后一次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带着满腔热血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1922年初，受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地委派遣，曾在天津领导五四运动的早期中共党员马骏（马天安）来到哈尔滨，借在东华学校兼课之机，积极向学生宣传五四精神、反帝爱国思想及国内外革命形势。正是在马骏的感召下，韩迭声（韩铁声）等进步青年组织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在哈埠大力宣讲，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救国唤醒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组织，它唤起民众的觉悟，共求改造社会，犹如穿透厚墙缝隙的点点光亮，为广大苦闷和彷徨的爱国民众照亮前行的路，成为东北地区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旗帜。
1921年底，李大钊委派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到东北地区考察工人运动，为党在东北地区建党做准备工作。1922年初，罗章龙（罗璈阶）到达哈尔滨，随即进入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秋林洋行、道外戊通轮船公司以及中东铁路沿线的站段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对东北地区党组织建立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最终完成了《关于东北工人运动状况和建议在东北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哈尔滨工业较集中，工人阶级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较早，觉悟程度较高，特别是中东铁路工人多次举行过大罢工斗争，对苏维埃政权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已具备了发展党员的条件。”
1923年，陈为人、李震瀛进入《哈尔滨晨光》报，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3月，中共北京地执委根据罗章龙和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派负责北方铁路总工会工作的陈为人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两位共产党员到哈尔滨开展建党工作。陈为人（原名陈蔚英，又名陈涛、陈洪涛）和李震瀛（原名李宝森，又名李振瀛、骆森）到哈尔滨后，即深入社会进行调查，发现《哈尔滨晨光》报“独树一帜、标新立异”，是一份进步的报纸。陈为人、李震瀛决定登门拜访《哈尔滨晨光》报主办人韩迭声。他们与韩迭声接触后，一见如故，当即表示愿为报社义务工作。此后，陈为人、李震瀛即以《哈尔滨晨光》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广泛接触社会各界，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1923年9月16日，陈为人、李震瀛和韩迭声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国十四道街（现西十四道街）52号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第一个宣传阵地——“哈尔滨通讯社”。陈为人、李震瀛在哈尔滨广泛与新闻界联系，吸引了许多“同情于本社宗旨而愿尽力协助本社的青年”，还结识了同情和支持革命活动的爱国人士、东三省无线电哈尔滨分台代理台长刘瀚（后来被称为“中国广播之父”）。刘瀚通过私人关系，与东省特别区和滨江道尹公署联系，使其很快备上案。他还为通讯社提供电话、电报收发、办公室和新闻工具等物质、技术条件。在刘瀚的支持下，他们利用现代电讯手段收发新闻稿，使通讯社的稿件准、快、新。电台收到的日、俄、英新闻稿，大部分由陈为人、李震瀛译成中文，并巧妙地加以改编，然后传送到本埠和外埠的报刊、电台利用。有时还将本社社员的投稿选出好的加以利用。陈为人、李震瀛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经常深入工厂、学校、机关团体中采访，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和劳动群众，编辑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和遭遇的稿件，使哈尔滨通讯社成为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制造革命舆论的阵地。
为了更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青年，陈为人、李震瀛通过韩迭声向官厅备案，于1923年11月22日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二道街（现中医街7号）成立了“东三省哈尔滨青年学院”。由于青年学院的教学氛围自由、宽松、民主，吸引了大批青年到这里学习。在讲课中要求学生不要死读书，要学以致用，联系社会，改造社会；在讲社会科学理论时，由浅入深地介绍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启发下，来这里学习的许多青年学生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陈为人、李震瀛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注重培养党团积极分子，相继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了汪洁曼、李铁钧、马新吾、陈毅可、刘天佑等5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3年7月，黑龙江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正式成立。
1923年8月后，中共北京区执委先后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守朴（彭树棠）和中共党员陈晦生（陈作霖）到哈尔滨协助陈为人、李震瀛筹建党团组织工作。1923年9月的一天，彭守朴带着党组织交给他的五大包宣传品和党的文件来到哈尔滨，按照约定的办法与陈为人接上了关系，把带来的宣传品和党的文件妥善地交给了陈为人。接着便以哈尔滨特区法院翻译为公开职业，投入到发展团组织的工作中来。12月，彭守朴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书记，兼做党务工作。此时，哈尔滨共有党团员9人。其中党员3人，团员6人。
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原址现貌。
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枢纽，北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横贯吉林、黑龙江两省，哈尔滨正处于“丁”字形铁路的交会点。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来中国的路线，除了绕道欧亚和由海参崴乘船走海路外，主要是通过中东铁路经过哈尔滨到关内去。中国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革命志士，为了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不断从四面八方来到哈尔滨，然后通过中东铁路奔赴苏俄。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条通往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哈尔滨，正是这条“红色之路”的重要枢纽和必经之地。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从1921年11月至1924年5月间，路经哈尔滨去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达30多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邓培、林育南、夏曦等；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二次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刘仁静、王俊、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等。
1924年5月，李大钊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委派他带队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此次通过“红色之路”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往返都曾在哈尔滨停留。李大钊来到哈尔滨，首先联系了年长自己7岁的同族兄弟李瑞景（李祥年）。为了李大钊的安全，李瑞景把他安排到磕头兄弟、呔商王芳田在哈尔滨道外区太古街开设的“宏昌茂”杂货铺居住。在“宏昌茂”杂货铺居住时，李大钊先到同乡好友杨扶青的新中罐头公司哈尔滨分庄拿到杨扶青资助的五百块银圆赴苏经费。还在李瑞景的陪同下，特意去看了南开校友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的好友邓洁民创办的东华学校校址。在哈尔滨逗留期间，李大钊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朋友的陪同下，考察了中东铁路的工人运动和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校学生运动情况。晚上回到“宏昌茂”杂货铺，李大钊与王芳田促膝交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王芳田宣传革命思想，介绍他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等情况。
三天后，李大钊要离开哈尔滨返回北京。王芳田拿出刊有北京反动军阀政府卫戍司令王怀庆通缉李大钊的《盛京时报》，同李瑞景一起劝李大钊暂时在哈尔滨躲避一下，等平静时再返回北京。李大钊看了一眼报纸，气愤而又蔑视地说：我们做的事业，就是要推翻反动势力，就是要消灭他们，革命就要不怕牺牲。临行前，李大钊赠给李瑞景一对苏联工艺品——木制茄子；赠给王芳田6枚带有列宁头像和斧头、镰刀的苏联建国银币作纪念。而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车，继续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李大钊从容走向反动军阀的绞刑架，英勇就义。
为保证中共六大代表安全赴苏，中共中央指派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指派中共党员、共青团哈尔滨临时县委书记李纪渊（李纪元）负责接待站的工作。与李纪渊一起负责接待工作的还有共青团哈尔滨临时县委委员阮节庵（又名阮昌、魏仲仁）、沈允慈（阮节庵夫人）和县委交通员、朝鲜族人小白等人。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四道街14号（现红专街20号）阮节庵、沈允慈夫妇的住处。阮节庵当时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妻子沈允慈在电话局做打字员。两人都有职业，便于掩护。中共中央还派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带着小女儿瞿独伊从上海到哈尔滨，协助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完成接待任务。
从1928年4月初开始，关内的中共六大代表陆续来到哈尔滨。代表们抵达哈尔滨后，按照接头地址和暗号与小白或李纪渊会面。接头地点设在中央大街的一处“估衣铺”和一个“马车店”，接头暗号是“从一盒火柴里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由李纪渊通知杨之华，再由杨之华或阮节庵夫妇安排食宿。单个来的男同志，通常由杨之华带着女儿接送，对外就说是“夫妻”。杨之华的女儿小独伊当时只有6岁，但很懂事，口口声声管一起住的男代表叫爸爸。当完成接待任务后，小独伊曾好奇地问杨之华：“妈妈，我怎么这么多爸爸？”问得杨之华无法回答。
1928年，受中共中央委派，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携女儿瞿独伊到哈尔滨参加接待中共六大代表工作。
中共六大代表是分三批出发的，到哈尔滨后又重新编组，随时安排去中苏边境。走满洲里线路的，临行前由接待站交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到了满洲里后，在车站附近会看到有两辆马车在那里等候，马车的前面挂着一个车灯，一辆车上是67号，另一辆车上是69号。代表手里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时，把号码牌交给俄国马车夫，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马车在夜幕的掩护下很快越过边境，过境后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走绥芬河路线的，到达绥芬河后先与俄国铁路工人接头，会被安排在工人家里休息，晚上由俄国人带路，走很长一条路才能过境，然后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乘火车去莫斯科。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第二批由上海出发的。1928年5月初，他们乘轮船离开上海，因轮船在大连码头停靠时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查耽误了时间，在去长春途中又被特务跟踪。邓颖超曾写文章《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回忆了到哈尔滨前后的历险过程。他们到长春后转乘火车去吉林，在周恩来伯父家停留两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先后来到哈尔滨，住在周恩来的二弟家中。由于在大连遇险时把与哈尔滨秘密接待站接头的证件、联络地址销毁了，他们到哈尔滨后无法同秘密接待站的人取得联系，便等待之后来哈尔滨的代表。邓颖超每天到哈尔滨火车站等候，一连等了数日，最后终于等到了李立三(李隆郅)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李立三一道，与秘密接待站的杨之华等人接上头。在接待站的周密安排下，他们从哈尔滨去满洲里，辗转到达莫斯科。
经哈尔滨参加中共六大的部分代表，图为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李立三、夏曦、邓颖超、唐宏经。
当时通过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安排出境的党的领导人，有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罗章龙、李立三、夏曦等。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前后共接待、护送了40多位中共六大代表，使其通过“红色之路”安全到达莫斯科，保证了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在莫斯科顺利召开。
1933年夏，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转移到小戎街2号（现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1931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到哈尔滨。最早设在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的一个叫牛甸子(红毛子村)的沙岛上。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和破坏，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在哈尔滨市内设立并迁移过很多地点，经常变换地址，在当时的道外十六道街、道里中国三道街、偏脸子、南岗花园街、义州街、河沟街、人和街都曾留下过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的足迹。1933年夏，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转移到小戎街2号，即现在的南岗区光芒街40号。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所在地，是因为当时这里处于哈尔滨城市的边缘，俄式木结构平房的旁边是一片树林子，便于隐蔽和远离日伪军的搜查。
这所房子的房东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她在最外边的一间房子里开了一个食杂店，里边就是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家。冯仲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商船学校教授。当时省委的全部重要文件都保存在这里，省委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经常在这里阅读文件、研究工作，省委对各地党组织和抗日部队的许多重要指示，都是在这里起草发出的，各地党组织和部队给省委的报告也都通过交通员转送到这里。出生在这里的冯忆罗在和弟弟旧地重游时说：“那时家里藏着不少满洲省委的文件，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但父母从未怕过，母亲每次都是抱着我出去传递情报，那时我身上全都裹满了文件。”
1933年4月，赵一曼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
1934年4月2日晚，身穿便衣的伪宪兵乘电车，不但不买票还把电车工人打伤。电业局不同情被打工人，还扬言要开除被打伤的工人，电车工人闻讯后极为气愤。电业局党支部得知情况后，立即报告上级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当即指示，派省工会领导和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赵一曼(原名李坤泰)连夜到电车厂，指导电业局党支部领导电车工人举行罢工，当晚就成立了罢工委员会。4月3日晨，哈尔滨全市电车停驶，轰动整个哈尔滨，极大地激发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1920年10月，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开办，1928年底改称哈尔滨工业大学校。
为了团结更多的学生进行抗日活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前身为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校，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党组织在学生中成立了“中国学生反日救国会”(即反日会)。组织学生走上街头搞飞行集会，在公共汽车、电车上撒传单，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32年3月1日，大汉奸郑孝胥编了伪满洲国“国歌”，强迫市民、学生学唱。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反日会会员任震英、黄铁城等人一商量，决定用原歌的曲调改填上抗日内容的新歌词。他们连夜用不同笔体刻写蜡纸，印了大量的新歌片，第二天开始散发。改写后的“日本强盗，率同走狗，屠杀人民，遍地烽火”“打倒伪国，除强盗，杀走狗，还我河山”等新歌词，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对日伪统治的仇恨。一时间，哈尔滨的学生和市民都学会了新歌词，这支歌后来传到了反日游击队队伍中。此后，哈尔滨工业大学校的黄铁城、杨永安、关锡康、李维藩等学生先后到珠河反日游击队参加了赵尚志的抗日队伍。
1932年4月，赵尚志与东北商船学校进步学生在成高子颠覆日军军列。
国破家亡的历史记载着屈辱，气壮山河的抗争见证着伟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出党团员干部，奔赴东北各地独立创建抗日游击队。曾在哈尔滨工作或学习过的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李兆麟、金伯阳、许亨植、夏云杰、周保中、冯仲云等，受党的派遣，陆续奔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斗争最前线，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将领和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
赵尚志（前排中）与巴彦反日游击队部分人员合影。
1931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磐石赤色游击队成立，开创了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地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1932年5月，中共党员、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张进思)以黑龙江籍的北平大学生为基础，建立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北满地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巴彦反日游击队；1933年10月，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以赵尚志等7人为基础，建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标志着哈东地区乃至整个北满抗日斗争发展到一个新时期。各级党组织担负起对日武装斗争的重任，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党直接领导的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白山黑水、林海雪原，处处可见东北抗日武装的身影，处处挺立起不屈的脊梁。
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国十一道街13号(现西十一道街23号)，有一座半地下室的房子。这里是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地下党员姜椿芳的家，也是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的秘密机关。1933年5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发来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根据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中共满洲省委把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这一时期，以反日游击队为核心，建立人民革命军，团结反日义勇军共同对日伪军作战，树立起了全民族武装抗日的旗帜，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随着中共满洲省委的发展壮大，党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积蓄和发展了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秋鼎盛时期，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共组建11个军，3万余人，活动范围遍及当时的北满、南满、东满、吉东70余县的广大地区，其中有9个半军诞生并战斗在黑龙江地区。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部哈尔滨城市革命斗争史，烙印着外敌入侵掠犯的累累伤痕，也闪烁着无数抗日英雄的耀眼光芒。在哈尔滨，有4条街道是和东北抗联英烈密切相关的，其中包括道外区的靖宇街、道里区的尚志大街和兆麟街、南岗区的一曼街。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这4位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曾在这四条街道战斗和工作过，同这4条街道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感人事迹，一直被人们所传颂。但许多人不知道，在杨靖宇去抗日游击区之前，曾在哈尔滨秘密战斗过。1932年，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曾用名张贯一等)曾经担任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兼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会长，此后又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1933年1月，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后急于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工作的赵尚志，曾经在道里区新城大街(现尚志大街)附近的“一毛钱饭馆”，装扮成乞丐同化名“北杨”的中共地下党员金伯阳接过头，在此遇险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接受审讯，而后机智脱险。1932年秋，到哈尔滨就任市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和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的赵一曼，曾在坐落在山街(现一曼街65号)的老巴夺烟厂从事过革命活动；1935年12月，被捕后的赵一曼曾在这条街上的哈尔滨市立医院(现一曼街141号附近，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科病房)养过伤；曾在这条街上的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现一曼街241号，东北烈士纪念馆)受过酷刑。1946年3月9日，曾经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李兆麟(原名李超兰,曾用名李烈生、张寿篯)将军，在道里区水道街9号(现道里区兆麟街88号李兆麟将军纪念馆)被国民党特务凶残地杀害。
东北烈士纪念馆
哈尔滨这四条分别由正阳街、新城大街、水道街、山街改名而来的街道和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发生在哈尔滨的东北抗联英雄的事迹和东北抗联精神从未走远，已经融入了党魂、国魂和军魂，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哈尔滨人和中华儿女。哈尔滨作为东北抗战“总指挥部”，为东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