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1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琨
我到江西出差前，老编辑得知行程中包括红都瑞金的叶坪村，特意嘱咐：“拍拍《红色中华》报的照片吧，那是我们的根啊！”
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1931年11月至1933年4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此办公，距毛主席等领导人住地仅百步之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余刚摄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在叶坪村，同日于此成立的，还有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那一年的12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与红中社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星火在那间客家风格的红泥土房中点亮，热血与文字为信仰燃烧至今。
叶坪，这座与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相距1773公里的小村庄，由此成为新华社记者最熟悉的远方、精神上的原乡，有的同事甚至专门背下了叶坪村的邮政编码：“342512”。身为《新华每日电讯》的编辑，新华社今天的报人，动身寻根之初我就想好了：《红色中华》的照片，不光要拍，还要多拍！
必须“留下”
到了目的地我才意识到，要完成这个任务颇有“难度”，不是难在不好找，而是难在“拍不完”。不止在叶坪村的红中社旧址，在赣南革命老区，当年“一纸风行红土地”的《红色中华》作为历史的存证，几乎出现在我们走过的每一处遗迹和展馆。一路循着红军的脚步走过瑞金、于都和兴国，我翻了翻相册，自己一共拍了300多张照片，其中有118张，“主角”都是报纸。
瑞金干部学院图书馆馆藏影印版《红色中华》报合集中关于“八子参军”的报道。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琨摄
“1934年5月30日第195期《红色中华》报刊登了‘八子参军’的故事……”沈峤总是用这句话为她的现场教学收尾，这位瑞金干部学院的“90后”讲师对90年前的峥嵘岁月有种仿若亲见的熟悉。
那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苏区一户平凡人家的不凡故事——在瑞金沙洲坝，老汉杨荣显因为感激新生的红色政权让世代受地主压迫的农民过上了新生活，把自己的八个儿子都送上战场当了红军。有人劝他留下一个给自己养老，可执拗的杨老汉只有一句：“不要紧，要上都上！”在一次次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战斗中，八个儿子浴血沙场，一个也没有回来……“一生保”“二生保”一直到“八生保”，杨老汉给孩子们起的小名饱含质朴的爱与希冀，到头来，这些名字没能给他“保”住一个床前尽孝的儿子，却为国家和人民保住了希望的火种。
每次给学生们讲“八子参军”，沈峤都掏心掏肺地投入全副身心。她会唱起那首三生保的妻子痴痴盼夫回转时吟唱的山歌，也会用哽咽的声音还原杨荣显老人生命最后的呼唤，“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回不来了啊……”她总能让听者潸然泪下，自己却要忍着鼻酸不能哭，“影响授课效果”。沈峤说，他们希望这样的讲述，不仅让学生“感动一阵子”，更要“管用一辈子”。所以，她会收拾好心情，再郑重而准确地报出那期《红色中华》的刊号，向听者证明，“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好儿郎送他上战场”的排比，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动人心魄，并不是修辞的效果，而是史实的力量。
云石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旧址放大展示了《八兄弟当红军》的漫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琨摄
得知我想亲眼看看当年的报道，沈峤特意加了个班，利用晚自习时间，带我去学院图书馆查阅影印版的《红色中华》合订本。这位纤瘦的青年教师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下方抱出足有《辞海》那么厚的报册，熟练地翻到195期第三版，指向版面上方竖排两列的标题《八弟兄一齐 报名当红军》——我大概数了数，报道全文不到150个字，版面中缝位置还配了一张同主题的漫画。就是以这样一则短小的简讯为依据，通过走访后人与乡里，杨荣显老汉一家的故事逐渐被补全，接着被纳入课程、拍成电影，被一代代中国人铭记、传颂……我拍下了那则消息，心里腾起一种自豪感——是我们的前辈用那100余字，把老区人民无所保留的奉献与牺牲，留在了史册上。
从图书馆出来，夜色渐浓，我有点抱歉让沈老师等了这么久。她忙不迭地笑着摆手，说自己也做过记者，明白我心里的情结，况且，她对《红色中华》的感情一点也不比我们浅。学院图书馆存了两套《红色中华》影印本合集，每次要研发新课程，沈峤都跑来翻报纸。
最近一次，她到瑞金的武阳镇调研，听人提起，革命年代这里叫武阳区，因为男子大多加入红军上了前线，苏区妇女挑起了生产劳动的担子；当地出过一个带着姐妹们搞春耕的模范刘来娣，由于表现突出，武阳区受到了毛主席的赠旗表彰——这个故事几乎是苏区妇女运动、农业生产、扩红运动、节省运动的缩影。沈峤觉得其中可讲可说的细节很多，有纳入课程的潜力。从武阳回来，她就搬出了《红色中华》，去翻春耕相关的报道和评论，她说单凭“口口相传”不足以成为信源，“我们得从当年的报纸上找到确凿的事实依据，才能着手研发课程”。要走进那段历史，也让历史走进人心，绘声绘色的讲述背后，必须有白纸黑字的记录撑着，才能“立得住”。
留下记录，就是这张报纸必须完成的使命——记录胜利，也记录牺牲；记录前线英勇的战士，也记录后方可爱的百姓；记录革命主张、关键节点，也记录生产生活、寻常民情……走进红中社诞生的那间小小红土房，我好像能看到《红色中华》的缔造者们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埋头写稿、编版、校对，他们身兼数职，一刻不停，简陋的条件、艰苦的环境甚至敌人的枪炮，都不能摧折他们手中为人民书写的笔锋。
陈列于红中社旧址的《红色中华》报第264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雷琨摄
不必“留下”
还有一份特殊的《红色中华》报，确切地说，是一页历经战火而得以留存的残报。此前我从未亲眼得见，却对其印象至深。这张报纸出版于1935年1月21日，是《红色中华》两份“第264期”之一，也是目前能找到的、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在它被发现前，人们一直以为出自赣南的《红色中华》停在了长征前的第240期；另一份一年多以后在瓦窑堡出版的“第264期”，就是红军到达陕北，《红色中华》复刊后从第241期接续下来的。这就意味着，长征开始后，在自己的同志们都不知晓的情况下，留守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工作人员为迷惑敌人，制造红军主力未曾撤离的假象，又坚持出版了至少24期报纸。
身患肺病的瞿秋白，是留在苏区办报的人，他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兼任红中社社长和《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我的同事和同行们不止一次书写过瞿秋白与“第264期”的故事。而今在叶坪村，我终于看到了这张被烧到仅剩下三分之一的报纸，好像在用焦黄缺损的“残躯”告诉我，瞿秋白和他的同仁们当年经历了什么、做到了什么——编辑部缺人、此前建立的通讯员网络不复存在，瞿秋白除了写稿、改稿，还时常要拖着病体奔波于相距20里地的《红色中华》编辑部和印刷厂之间。
从1934年11月瑞金失守至1935年2月，中央苏区在三个月内几乎全部沦陷。与瞿秋白同为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的陈毅曾这样描述中央苏区中心地带沦陷后的景象，“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满野地跑。听到这边枪响往那边跑，那边枪响往这边跑”。1.6万余名留守红军和苏区人民面临的是敌军的残暴杀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瞿秋白继续组织工作人员编撰稿件，印刷《红色中华》报，并想方设法将这些报纸送到群众手中，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1935年2月，留守红军在于都被敌人重兵围困。10日，瞿秋白等人被护送往福建方向突围。24日，当他们行至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附近，被国民党民团发现，激战中，瞿秋白被俘。敌人几次试图劝降他，但瞿秋白不为所动：“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年6月18日，36岁的瞿秋白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长汀西门外一片草坪，行刑前，他坦然地盘足坐下，微笑着回头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而后从容就义。长征前，送别即将出发的战友时，瞿秋白曾说过：“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说来惭愧，我是到了叶坪村的红中社旧址才知道，原来瞿秋白担任《红色中华》主编期间，是以“维嘉”这个笔名来撰写稿件和社论的。报社早期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中，李一氓署名“氓”，杨尚昆署名“昆”……与翔实的报道、鲜明的观点相比，作者署名简单得几近“潦草”。所以沈峤能迅速从厚厚的《红色中华》合集中定位刊发“八子参军”的那期报纸，却说不出采写报道的人是谁——他/她是当年红中社2000名通讯员中的一个。这些从苏区工农队伍中招募来的通讯员，有多少人留守，有多少人参加长征，有多少人抵达陕北，又有多少人英勇牺牲，似乎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更没人能报出他们的名字——只要能留下历史的存证，党的新闻战士可以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却并不要求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姓名。
看过一张张不同内容、不同日期的《红色中华》，一起出差的同事忽然若有所思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当年《红色中华》的记者，能不能像前辈一样合格地完成使命？”借他的“考题”扪心自问，我一时也给不出答案。
这趟赣南老区的寻根之行，我们“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最后一站是著名的苏区模范县兴国。9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行军途中，找到从兴国县赶来参军的8位农民召开调查会，完成了著名的“兴国调查”。在长冈乡调查纪念馆，陈列着毛泽东在苏区开展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多次农村社会调查的相关史料。到了纪念馆，我照例去拍《红色中华》，走到“兴国调查”的展板前，听到一位参观者小声说，“也不知道跟毛主席开会的那8个农民，现在家里过得怎么样……”作为《新华每日电讯》的编辑，我实在没忍住，在旁边搭话：“我们报纸发过一篇《兴国再调查》，写的就是这8位农民的后人，日子都过得不错！”
2020年12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4版刊发《跨越90载 兴国再调查》，2021年6月23日8版刊登《毛泽东<兴国调查>中8户农民的后人怎么样了》。报道链接：毛泽东《兴国调查》中8户农民的后人怎么样了？
“是，他们有的就在兴国生活，有的去了南昌，还有到福建那边工作的，都发展得挺好的。”同行中一位年轻的新华人笑眯眯地帮我补充。我想起她来自江西分社，忙问了一句：“稿子是你写的吗？不好意思，我记不得记者的名字了。”她有些腼腆地点点头，说报道是她和同事合作完成的。“忘了我们没关系，记得稿子最重要。”她又笑。
“留下稿子就好，不必留名。”从红中社到新华社，我们的答案，没有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