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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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通缉令里，的确是有画像的。
南宋末，福州秀才林附祖在无锡的路上，被几个蒙古兵捉拿，硬说他是文相公。
林附祖说，我他妈真不是文天祥。
蒙古人拿出文天祥的画像说，你俩长一样，你就是。
云：“你门（们）年四十，头戴笠，身着袍，脚穿黑靴，文书上载了你门，如何不是？”
大概是老林和文天祥体态和脸型差不多，而且打扮一样，所以就被拿到京口去了。
林附祖到了京口，还是说我他妈真不是文天祥，蒙古人就说，那你证明给我看。
大概文天祥的确是名人，因此有人认识，辨验之下，发现抓到的这个还真不是南宋的丞相。
于是就把林附祖给放了，林附祖颠儿颠儿跑到南剑（福建南平等地），去都督府找到了真文天祥，把这事儿说了。
文天祥听后，为林附祖事件赋诗一首：
画影图形正捕风，书生薄命入置中。
胡儿一似冬烘眼，错认颜标作鲁公。
冬烘，俗称眼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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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就认错了呢？
主要是蒙古人在搜集文天祥的主要特征时，那些人说的不明显，总结得不好，或者是人家总结得好，画师不给力。
因此说，乱世里抓人，成功率并不高。
然而，太平时期保甲制度下的抓人，成功率就很高了。
平民中跑路的重要犯人，也是有画像的。
在元曲、明清小说中，有无数关于“画影图形”的描写。
明代《六十种曲赠书记》里，将捉拿嫌犯的情况说得很明白了：
“老奴走到街坊上，只见喧喧嚷嚷，捱捱挤挤，都在那里看什么榜文。老奴也在人丛中一看，原来把官人与老奴画影图形，各处张挂。又要十家一牌，五家一保，逐日捱查。不举首者，一体同罪。我们怎生走得脱身？”
一甲一社，相互熟识，每到夜间，村社街巷一律有栅封死，除非有疾病生产等事，皆进出不得。
这种情况下，有外来人进村进社，社员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外来的了，警惕就会提高。
二十年前的农村依然存在着这种情况，大家对不认识的人的警惕很高。
如果这时候有通缉令，再和通缉令上描述的一对比，还有得逃吗？
03
通缉令上的画像确实很抽象，但它的主要作用是给百姓们一个大概的形象特征。
古代的通缉令上通常会注明逃犯的特殊标记，如疤痕、痦子等，这样百姓们更容易记住。
而且一旦上了通缉令，犯人就无法使用路引。
“路引”是一种由当地衙门签发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证。
没有“路引”，就意味着没有合法身份，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外来人。即便没有通缉令，当地人也会迅速报告官府。
就算没人举报你，你也住不了店。
因为需要住店的大多不是商人，就是官员，因此掌柜会书写“店簿”，来登记住店人的信息和来历。
如果拿不出有效的证明，就无法入住店铺，甚至有可能被认作黑户直接举报扭送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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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说，我不住店，住在亲戚朋友家可以吧。
这招官府早就想到了。
于是有了连坐制度。
据史料记载，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连坐制度就已经出现：
《尚书·甘誓》：“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颁布《告奸连坐令》，将百姓编以“什”“伍”为单位相互监督，并规定“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
连坐制以“户”作为基本单位，将个人和群体关联，若有问题要相互纠举揭发。否则就会连带坐罪。
即便父母兄弟愿意铤而走险打掩护，周围的邻居乡亲们也不会让犯人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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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通缉令上附带的悬赏，也会为追捕逃犯提供不少线索。
《续资治通鉴》中记载：“诏天下有能告杀人者赏钱五万。”
这么一大笔钱，是个人都会心动。只要有类似的人出现，百姓们都会立即上报官府。
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先将疑似逃犯捉起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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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广泛发布通缉令和提供悬赏金外，官府还会组织专门的追捕队伍，对逃犯的藏身之地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此外，官府还会利用地方势力，如乡绅和治安人员，协助追捕。
这种多管齐下的策略，大大提高了逃犯的抓捕率。
逃犯在古代社会中，不仅面临外部的追捕压力，还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们不得不时刻提防周围的每一个人，无法安心生活。
逃跑本身已经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加上连坐制度的威慑，逃犯的心理压力更是达到了极限。
这种心理压力，使得许多逃犯最终选择自首，以求得一丝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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