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国人决意用武力解决两国14年来的新仇旧怨。1856年10月23日，带着报复使命的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军从香港出发，在越过虎门要塞后，3艘英军战舰沿着珠江水道摧毁了两岸的清军炮台，并攻向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虽是文官出身，但也屡经战阵。他曾于1852年亲自领兵全歼凌十八起义军（拜上帝教广东分支）。后来，广东的“天地会”于1854年6月发动红兵起义，并以10万之众围困广州。在清军主力外调镇压太平军，手头兵力仅万余人的情况下，叶名琛还是守住了城池，并逐渐将红兵赶出广东。屡次替朝廷平叛，解决内忧，文武兼备的叶名琛逐渐成为了咸丰眼中的“南天一柱”。![]()
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军，叶名琛如往常一样淡定。当郊外的炮声传入广州城，正在进行武举乡试的校场顿时乱作一团，经历过大阵仗的叶名琛便安抚众人：“不用担心，天一黑这些英夷就会自动撤走。”当天，一切活动照旧。在他看来，英军来袭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意在虚声恫吓罢了。对于中外军事冲突，叶名琛始终想占一个“理”字，即不开第一枪，以免落下个先开边衅的口实，成为第二个林则徐。同时，他断定来犯的英军兵力不足，必然像1847年德庇时率军进据广州商馆一样，掀不起多大的浪花。因此，除了手头兵力有限的缘故，他并没有全力准备战斗，而是套用1849年反入城斗争时的老办法——继续在民意上做文章，用团练乡勇去应敌。然而，形势与科技已经发生变化，往日奏效的老办法还能屡试不爽吗？![]()
在肃清外围炮台后，英军于1856年10月26日兵临广州城下。叶名琛命令清军水师不得还击，仅以停止外贸作为回应。他试图以退为进，利用英军的炮火去激怒当地的百姓，从而将民心与民力收为己用。当广州城遭到英军炮击之时，他立即仿照1849年反入城斗争时的做法，组织民间团练以壮声势，并开出“赏银三十大元”的杀敌悬赏令，试图利用民间武装的浪潮，掀翻来袭英军的战舰。然而，总督大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应敌之策成效并不大。急于邀功请赏的“勇士”们大多数时候分不清谁是英夷，行动时往往也是挑软柿子捏，见个落单的洋人就上前偷袭，取其项上人头。以至于一些正经洋商在这场所谓的“人民战争”中无端遇害，稀里糊涂地成了英军的替死鬼。而叶名琛的手下，时任南海知县华廷杰见此情景，不免感叹此举“于彼（英军）无损，于我也无益”。反观英军，在屡次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无果后，便开始戏弄这位两广总督，每隔几分钟就炮击总督衙门一次。后来，英军干脆使用火炮在广州城墙上炸开了一个缺口，英国领事巴夏礼于10月29日在百余人的护卫下进入总督衙门，终于实现了英国人14年来的未竟梦想。不过，受制于兵力有限难以实现有效占据，且叶名琛早已避走他处，巴夏礼一行人短暂逗留后，便于天黑前撤出了广州城。往后的日子里，中英之间的冲突与战斗时断时续。广东的“赏金猎人”们仍四处偷袭英人，手段五花八门。1857年初，远在香港的易兴面包店被人投了砒霜，常来光顾的英国人集体中毒，相传连驻华公使包令的夫人都中了招，华人店主阿龙受此牵连被逮捕。而英军在攻破广州城后，又于1857年夏在佛山水道击溃了琼州镇总兵黄开广所统领的清军水师。尽管广州地区已经进入战争状态，清方败局连连，但叶名琛却对此轻描淡写。他很清楚，咸丰此时正为太平天国带来的“内忧”所烦恼，自己没必要再报告“外患”给皇帝添堵。于是，在汇报工作时，叶名琛频传“捷报”，一度声称自己率军歼灭英军四百余人，就连英军上将西马糜各厘也死在了他的奏折里。咸丰喜笑颜开，不过，他还是提醒叶名琛：“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叶名琛）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总之就是，叶名琛在广州既不能对外软弱妥协，也不能轻易扩大事态。咸丰和叶名琛做出一副不怕事也不挑事的姿态，但英法两国岂肯罢休？此前的“马神甫事件”与“亚罗号事件”已将两国激怒，两国专使和军队正向远东赶来。1857年7月，英国专使额尔金抵达香港。一开始，额尔金的计划是直奔天津向清廷中央讨要说法，但架不住包令、巴夏礼和西马縻各厘等在华英人的集体诉苦，他们要求先打下广州，好让当地的官员和乡勇们颜面扫地。经过请示，伦敦方面也觉得攻打广州是个不错的选择。▲额尔金，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出任英国专使。图源：网络相较于额尔金，他的盟友——法国专使葛罗却行动迟缓，久久未到。在此期间，额尔金百无聊赖，只好率军前往印度，去帮助印度总督坎宁镇压当地的土著起义。待到额尔金搞定印度的麻烦事返回香港，葛罗也于当年10月姗姗来迟。翌月，试图借战争分一杯羹的美使列卫廉和俄使普提雅廷亦先后抵达。至11月14日，四国使者齐聚香港后，一致决定于12月对华展开行动。12月12日，额尔金与葛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叶名琛在十天之内答应允许入城、修约和赔偿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的一切损失。眼见英法两使的要求仍是换汤不换药，叶名琛一如往常地予以拒绝。在最后通牒到期当天，英法联军要求广州守军后撤90里，同样被叶名琛拒绝。英法在多次交涉失败后，打响了第二次广州之战。12月28日，两国联军率领20余艘战舰和近5700人的部队发起进攻。当炮弹密集射向总督衙门时，叶名琛再次像上一年那般向众人展示了他的淡定：“只此一阵子，过去便无事。”说完，仍自顾自地寻检文件。广州城终究扛不住坚船利炮的攻击，于29日再度被攻破。值此危急时刻，叶名琛又想起了他曾依仗的的团练乡勇，于是拿出白银一万两作为悬赏，招募乡勇组织反攻。可是，当这些勇士在跟英法正规军的枪炮一番较量后，方知总督的这份赏金根本不好挣，纷纷溃散。尽管形势不妙，但叶名琛仍冒着被俘的风险，避居城内。而他的下属，如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等人已经举起了白旗，向英法联军求和。最关心叶名琛去向的，是英国领事巴夏礼。城破之后，广州一度流传叶名琛自杀的消息，但巴夏礼并不相信。1858年1月5日，有人密报叶名琛藏身越华书院，巴夏礼连忙带人前往抓捕，结果扑了个空。不过，此行并非一无所获，他们还是从抓获的一名学生口中得知了叶名琛的藏身之所——广州城西南的左都统署。与此同时，被俘虏的广东巡抚柏贵也交代了叶名琛的下落，与该学生所述完全一致。据英国《泰晤士报》记载，当巴夏礼带兵赶到时，广州左都统署衙门里正在上演一出鱼目混珠的骗局。一名身穿总督官服的人物挺身而出，自称是叶名琛，但被巴夏礼一眼识破并推开。而真正的叶名琛此时正挪动肥胖的身躯，试图翻越后院围墙逃离，却被一名英军上尉拦腰抱住，另一名士兵则揪住他的辫子。可怜的叶名琛逃无可逃，随后被英军塞入轿子，押往联军指挥部。![]()
▲叶名琛被英军活捉，最终死于印度加尔各答。图源：网络获悉封疆大吏被俘，咸丰觉得太丢人，第一时间就给叶名琛定了个“乖谬刚愎”之罪，与其完成政治切割。英法也担心叶名琛继续留在广东势必会影响两国在当地的控制力，遂将其押解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进行软禁。不明所以的叶名琛还以为英人要将自己送往英国，幻想着与英国女王进行一场关于战争性质的辩论。然而，当他抵达印度后，他便以“海上苏武”自诩，在绝望中客死于异国他乡。时人薛福成讥讽其“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堂堂两广总督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叶名琛被人掳去，广州瞬间出现了权力真空。1858年1月9日，英法联军深知自己难以驾驭广东百姓，遂采用“以华治华”之策——在联军的授意下，广东巡抚柏贵出面主持工作，实际上却处处听命于英法联军建立的委员会，成了洋人的提线木偶。![]()
广州终究不是联军的最终目标。当柏贵的傀儡政权开始运行时，联军便计划北上了。在正式北上之前，四国公使“先礼后兵”，他们通过江苏巡抚赵德辙通知北京：皇帝需要同意四国公使驻京、增开口岸，内地游历和赔偿损失等一系列新条款，否则将进军京津，扩大战争。但咸丰不以为然，全部予以拒绝，这让英法公使有了进一步行动的借口。1858年4月20日，英法联军开到了天津大沽口，但咸丰不愿与之开战。此时，清军主力正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全力对抗太平天国，分身乏术。倘若再与外国动兵，已经因战争舍弃京杭大运河而改走海路北运的江南漕粮也将受此影响。总之，人的脾气再大，也大不过自己的胃。虽然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咸丰仍不肯向洋人示弱，至少在态度和气势上是这样的。天朝上国的观念很难让他放下身段——这种“固执”影响了他对整个战争形势的判断与决策。既不愿退让，又拉不下脸，咸丰决定采用一种自视更加稳妥的办法退敌。![]()
▲咸丰当政期间，同时面临内忧与外患。图源：影视剧照5月7日，一直被人下最后通牒的咸丰也给别人下了最后通牒。他让直隶总督谭廷襄通过美俄公使带话：英法联军必须在6月份归还其所侵占的广东土地，否则清廷将兴兵夺回广州，并彻底与英法断绝五口通商。咸丰的警告并不是打嘴炮，他确实在广州附近有一支“军队”。1857年底广州沦陷后，咸丰秘密授意罗惇衍、龙元僖、苏廷魁等广东籍官员组织团练，为收复广州以及香港等失地做准备。1858年2月，三人领导的“广东团练总局”在花县（今广州花都区）成立，这支民间“志愿军”似乎成了咸丰武力光复广州的希望。不过，在没有和英法撕破脸皮之前，咸丰还是叮嘱道：“该侍郎（罗惇衍）等惟当密筹防备，候旨遵行。”总之，广东方面不要轻举妄动。除了广州，咸丰也在天津向英法秀了一次“肌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沽口的防御工事有所升级，直隶总督谭廷襄自恃大沽口防御完备，意欲抢占先机，但咸丰尽力避战，特别叮嘱他“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启兵端”，只需要对英法“示以兵威”即可。5月17日，谭廷襄“传令南北两岸各营兵勇普律出队，并饬后路健锐、火器等营一并出队，直至炮台，旗帜器械，鲜明整肃”。按照咸丰“务使衅端勿自我开”的指示，谭廷襄调兵遣将，试图用一场大阅兵让英法打消扩大战争的念头。然而，无论是广州的地方团练，还是天津的正规军操演，两地的小动作在英法联军眼里，不过是黔驴技穷后的壮胆行为罢了。三天之后（5月20日），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就爆发了。此次战斗，英法联军显然是有备而来。开战之前，英法就已经注意到天津一带的地理和水文情况不同于广州，海河不但水深不及珠江，入海口还有一道拦江沙。根据这些情报，英法将用于进攻的海军主力改乘吃水较浅、机动灵活的蒸汽炮舰（艇），而大型舰艇则作为登陆部队的运输船。反观清军，尽管大沽口的军事地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再度被重视，扼守海河入海口的4座炮台相继在两岸建立，但这种防御模式仍然是陈旧的，清军炮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绕后包抄的经验教训，几乎没有被应用到新建炮台的改进内容当中。此外，咸丰年间的清朝枪炮技术并没有明显进步，清军所使用的兵丁鸟枪和土制前装炮与十余年前的装备并无二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败局，也没有让清军形成维护保养武器的习惯，装备性能甚至反不如初。清军似乎仍是1840年的清军，但1858年的英法联军已经日新月异，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天（5月20日），英法动用蒸汽炮艇12艘、登陆部队约1200人分别进攻大沽南北两岸炮台。在战斗中，西方枪炮充分展示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战力差异。在给北京的奏报中，谭廷襄报告称，清军“万斤及数千斤之炮，轰及其船板，仅止一二孔，尚未沉溺，而北炮台三合土顶被轰揭去，南炮台大石镶砌塌卸小半，炮墙无不碎裂，我之大炮不及其劲捷，船炮两面齐放，不能躲避”。联军的降维打击让清军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士兵们在绝望中纷纷溃散，即便谭廷襄以督战的名义“立斩二人，仍不能遏”。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大沽口近万守军在西方先进军事科技的冲击下全线崩溃。军事上的惨败，令咸丰不得不低头。1858年6月，咸丰紧急派出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在对方的军事胁迫下，桂良等人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并定于次年换约。事后，桂良担心咸丰拒批条约，特意向他分析了当前形势，称“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形势比人强，咸丰最终在条约中朱批了“依议”。![]()
对于涉外条约，咸丰一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信用。他总是以莽撞的态度，从完全利己的角度，在条约的批准与执行阶段表现得反复无常——即便这样做会招致军事上的风险。此前，桂良在《天津条约》签订时，就给咸丰预留了反悔的台阶：“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这明显是桂良的一个馊主意，但咸丰听进去了，并在“背约”和重启战火的边缘疯狂试探。《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那颗不安分的心开始躁动了。一方面，他指示桂良不惜以关税全免换取公使驻京等条款的取消；另一方面，他又开始与广东民间三绅联系，并盘算着如何光复省城广州。广州失陷后，英法始终没有撤军的迹象，这已然成了咸丰的心病。然而，咸丰执政期间，内忧与外患并存，清廷兵力运用接近极限。要想收复广州，必须依赖民间力量。此时，一名主战派大臣上奏称：“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朝廷不应辜负广东百姓收复广州的决心。罗惇衍、龙元僖、苏廷魁在花县建立广东团练总局后，便挂上了“钦差办理广东夷务关防”的匾额，但他们始终在洋人面前否认自己拥有官方背景。第一次大沽之战期间，广东团练总局就在咸丰的授意下谋划攻打广州，但因“前线指挥官”、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迟迟未到任而暂时搁置。按照咸丰的设想，利用民团光复广州，倘若胜利，便可乘胜夺回香港，坐收渔利；一旦败了，只需表态是民间所为，与政府无干，英法也找不到发难的借口。![]()
▲咸丰皇帝。图源：网络
可是，当黄宗汉于6月11日抵达广东时，形势变了，清廷已经在天津与英法议和。皇帝命令他不得公开与广东三绅接触，广东团练总局也需要停止行动。然而，北京与广州之间漫长的空间距离延迟了信息的传达。不等皇帝的新指令到来，广东团练总局已开始行动了。1858年7月21日，7000乡勇对广州发起了攻击。但在武备先进的英法联军面前，天津大沽口的正规军尚且讨不得便宜，民间团练收复广州自然无异于痴人说梦。对于这种使用民间武装光复省城的做法，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评价道，“北京以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希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这样的行动不过是徒劳无益。光复省城行动并未对广州城内的英法联军造成实质性伤害，反倒是打击了其背后支持者们的信心，广东团练总局很快就遭遇了资金困难，被遣散的乡勇因生计无着，反而成了治安的隐患。趁着民间团练运动走向低谷，英法开始清剿这些民间反对势力。从1859年1月起，驻扎在广东地区的英法联军不间断出动，持续扫荡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团练组织和基地。此后，除了广州的傀儡政府，英法联军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得到空前强化。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描述当时珠江三角洲的情况：“现在士绅们把联军看作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真正对手，而三角洲的农民们则接受了外国人成了广东实际上的统治者。”反攻行动失败了，广州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才得以光复。![]()
大沽口惨败后，咸丰才意识到京师海上门户的薄弱，于是派遣僧格林沁去做“守门员”。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没落贵族。虽然出身一般，但他却是个集运气和实力于一身的人。1825年，因科尔沁的札萨克多罗郡王无后，年仅15岁的僧格林沁被选中，意外地承袭其爵位。从1853年起，为阻遏太平军北伐，僧格林沁被朝廷派往前线。在1855年的战事中，他因生擒太平军将领林凤祥和李开芳而声名大振，并因此晋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当英法要求咸丰在《天津条约》上签字时，武将出身的僧格林沁上书痛斥议和是“复信谗言，隐忧社稷，贻祸子孙”，言辞之激烈，让咸丰都自觉羞愧，只好将此折留中不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僧格林沁执掌京津地区防务。图源：影视剧照作为清廷的一员悍将和主战派，僧格林沁被调往天津镇守，足见皇帝对于大沽防御的重视和决心。1858年8月，受命节制京畿地区军务的僧格林沁抵达大沽，遂加紧开展海防建设。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后，英法联军将当地海防工事拆除破坏。僧格林沁到任后，命人在海河两岸修复与新建炮台6座，并添置大量火炮。与此同时，还从京营火器营、健锐营等精锐部队中抽调兵力，将大沽守军编制扩充至7000多人。考虑到西方的浅水炮舰（艇）能正常穿行于海河，僧格林沁又在河道中设置拦河铁链、铁戗、木筏等各种障碍物，试图借此阻滞外国军队朔河而上。除了硬件武备，士兵训练也是僧格林沁的工作重点，他一方面裁减不合格士兵，另一方面对于表现出色者给予额外的奖金。一增一减之间，大沽守军的素养与战力已经不同于往日。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大沽的防御工事于1859年4月基本完成，而《天津条约》换约的日期也已经临近。在此之前，咸丰一直对《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赔款付清等条款耿耿于怀，甚至不惜指示在上海的清廷代表以关税全免为交换条件对《天津条约》进行修改，但都遭到拒绝。到了最后，底牌薄弱的咸丰只好以同意各国进京换约，来换取公使驻京条款的取消——即便他一直不愿见到洋人在北京城内出现。海河是水路进京最便捷的通道。乾隆年间，远道而来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正是溯海河而上，完成了访华任务。可是，自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重建海防之后，海河入海口已然是障碍重重，实际上成了其他船只难以进出的军事禁区。直隶总督恒福奉命通知英法公使改走北塘进京，但对方却执意要走海河这条捷径。他们固执地认为“接受直隶总督的提议无异于走上耻辱和失败的死胡同”。其中，以英国新任公使布鲁斯的态度尤为坚决，他多次照会要求拆除拦河障碍，但清廷都不为所动。于是在1859年6月25日，英国海军将领贺布奉命率军开进海河口，自行拆除海河拦河障碍。这一天上午，僧格林沁“饬令官兵在暗处瞭望，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每遇潮长（涨），各营撤去桥板，各项官兵不准出入”。命令大沽守军按兵不动。清军的这一静默举动，反而让正在拆除拦河设施的英军更加有恃无恐。由于中外记载各异，谁率先开炮一事已经不得而知，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确实于当天下午3时左右爆发了。得益于僧格林沁此前的精心筹备，以逸待劳的大沽守军爆发了不同于以往的战斗力。在战斗中，清军的拦河障碍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河中的英军舰艇行动受限，遭到了两岸清军炮台精准而猛烈的打击，连连中弹，就连贺布本人也负了伤。幸得在旁观战的美国海军及时出手相救，多数受损英舰方得以撤出战场。事后，英方感激涕零，直呼英美两国不愧是“同一祖先的孩子”。海战的失利，并没有打消英法联军继续夺取清军炮台的念头。然而，在接下来的登陆作战中，联军士兵又陷入了泥泞的沼泽地和清军预设的三重壕沟，成为密集火力下的活靶子。美方翻译卫三畏在日记中记录了一名联军士兵对战况的抱怨：“这是有规则的屠杀，我们就象（像）羊在羊圈里那样任人宰割。”战争胜利的天平在向清军一方倾斜。这一战，英军伤亡434人，法军伤亡448人，参战的11艘炮艇也被清军击沉4艘。自1840年起，清军对外屡战屡败，如此大规模的胜仗还是头一遭，正在兴头上的咸丰已经盘算起和英法重新订约了。但事实上，大沽口的这场胜利将会被证明是昙花一现。![]()
经此一败，英海军将领贺布收起了往日的自大与狂妄。1859年7月1日，他告诉任英国公使布鲁斯：“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都不能达到成功的结果。”无奈之下，英法联军只好暂时放弃进京，撤往上海休整。英法对于大沽口的失败始终耿耿于怀。为报复清廷，两国政府为新的军事行动做了充分准备：英军出兵1.2万余人，法军出兵约7000人。1860年3月，两国远征军陆续抵达香港。当月，英国利用军威逼迫两广总督劳崇光让步，强行租借了香港九龙地区。英法远征军会合后，随即北上，并于4月下旬攻占舟山，建立补给基地。5月底和6月初，联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大连和烟台。在建立军事补给站的过程中，两地百姓配合默契，毫无顾忌地和联军达成了交易。据英法方面记载，大连的村民不仅不收钱，还主动帮忙把家禽和鸡蛋送到英国军舰上；而在烟台，法军所有后勤补给全部由当地农民提供。即便是在外敌面前，清廷与治下的百姓并没有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吸取第二次大沽之战的惨败教训后，英法联军于1860年6月对华宣战，并决定避实就虚，放弃大沽而转攻北塘。战争爆发前，联军的这一作战计划被山西道御史陈鸿翊和两江总督何桂清探悉，咸丰在得到两人的报告后，特意提醒僧格林沁，必须“严防（大沽）炮台后路，勿令该夷抄截，以豫（预）杜其窥伺之心”。为应对英法卷土重来，僧格林沁再一次重兵集结。他将约1万主力部队放在大沽地区，其余1.7万兵力则分散布置于营城、天津以及山海关。对于皇帝重点关注的北塘，他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在僧格林沁看来，这些情报不过是虚张声势。他上奏皇帝称：“惟北塘地方断难守御，虽拟舍而不守，诱令深入，以便兜击，然仍不令其轻易占踞。”即便英法联军真的登陆北塘，他也有了应对的预案——“北塘虽未设守，而左右皆系盐滩，该夷登岸不易。即使冒险越过盐滩，北塘后路现有马队各营，该夷亦不能直抄炮台之后。夷兵果有三万，现在马步兵力，加之逐层布置，足资抵御。”这位游牧民族和骑兵出身的将领，或许还沉浸在在第二次大沽之战的胜利喜悦中，并对自己统领的蒙古骑兵有着十足的信心。对此，历史学者茅海建在《近代的尺度》中评价道：“僧格林沁的真错误，在于低估了英法联军的陆战能力，自以为手中的马步精锐可与失去‘船坚炮利’的英、法陆军一拼。他的这种勇气自然可嘉，但这种勇气指导下的战法，却完全不足取。”更离谱的是，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8年之久，但作为统帅的僧格林沁的对敌认知却毫无改变。在接手京津防务时，他便在咸丰面前暴露了自己浅薄的认知，竟声称“夷情叵测，而所恃究在船坚炮利，若使舍舟登陆，弃其所长，用其所短，或当较为易制”。完全是十多年前林则徐式的认知，在“不知彼”的情况下，自以为是地用一种旧思维去应对一场新时代战争。1860年8月1日，准备就绪的英法联军集结了1.7万兵马于北塘登陆。由于僧格林沁的不设防，联军在10天之内没有遇到任何阻击，顺利完成登陆，并在北塘站稳了脚跟。一年之前，咸丰还要求英法公使从这里登陆进京换约，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带来的不是条约，而是复仇的指令：“在占领大沽炮台和天津以前决不停止干戈。”8月3日，一支两千人的探路部队与清军骑兵部队发生了遭遇战，英法联军10余人负伤（清军3人负伤）后主动撤退。这一情况被僧格林沁视为大胜仗，更加笃定了他对夷人“不善陆战”的看法。8月12日，联军出动8000兵力分两路西进，意图绕后袭取大沽地区。北路，兵力占优的联军在步兵和骑兵的协同下将清军击溃；南路，英军将阿姆斯特朗炮投入战场，这种轻巧、精准、射程远且机动性强的新型后装火炮一登场，便将前来阻击的清军击溃。两天之后（14日），塘沽炮台也在联军炮火轰击下陷落。一周之后（21日），石缝炮台尽管有直隶提督乐善亲自坐镇指挥，但仍无法摆脱沦陷的命运。![]()
至此，英法联军的绕后包抄战术完全见效，清军大沽炮台已然是腹背受敌。此时的僧格林沁乱了手脚，他向咸丰报告称：“现在南北两岸，惟有竭力支持，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当听到自己倚仗的大将军准备和洋人同归于尽时，咸丰急了，立马劝慰下属：“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按照咸丰热衷于事后甩锅与追责的一贯做法，轻敌战败的僧格林沁大概率是难逃一劫的。奈何1860年的清朝既要全力镇压太平军等内忧，又要与欲壑难填的洋人周旋其间，几近“无人可用”的咸丰，不得不向僧格林沁这样的败军之将展示出足够的宽容，哪怕他在应敌战术上犯错不少。在咸丰的同意下，僧格林沁最终放弃了大沽和天津，于8月22日将战线收缩至通州一带。![]()
自从僧格林沁撤至通州，大沽与天津便相继陷入敌手，英法联军长驱直入。眼看夷人逼近北京，咸丰再次派桂良等人到天津议和。但英法公使态度很坚决，除了要派全权大臣，所有议和条款“必得一概允准，不容稍事商量，如有一款不准，伊即带兵北犯”。意思很清楚了，无论英法提出什么条件，清廷都得全盘答应。桂良试图在谈判桌上尽力挽回局面，但以失败告终。1860年9月8日，天津谈判破裂，英法联军向通州逼近。见此情景，咸丰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撤下桂良，改派怡亲王载垣上场谈判；另一方面命僧格林沁加强通州的防御，为谈判破裂做好紧急应对。在谕旨中，咸丰宣布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实则是为自己逃跑开溜打掩护。很快，洋人即将攻城和皇帝行将逃跑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陷入大乱。咸丰只好出面“辟谣”，京城百姓才稍稍镇定下来。迫于对方的军事压力，载垣在谈判桌上对英法所提条件全部应允——战争似乎即将结束。然而，当英方代表巴夏礼要求面见皇帝递交国书和换约时，载垣惊慌不已，他深知咸丰最不愿和这些洋人见面、说话，于是连连摆手拒绝：“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准。”并表明这是大清的底线。面见一国元首和亲递国书这一再普通不过的外交礼节，在咸丰朝竟形同洪水猛兽，以至于巴夏礼和载垣仅仅就这一条款便辩驳长达数小时之久，可见清政府与现代外交的脱节有多严重。逃跑不成已经让咸丰憋了一肚子气，得知巴夏礼竟然提出要和皇帝见面的“无理”要求，气不打一处来的咸丰直接认定巴夏礼“系该夷谋主”。9月14日，咸丰秘密通知前线的载垣和僧格林沁，要他们找个合适的时机“将各该夷（巴夏礼）及随从人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看样子，咸丰要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古训抛之脑后了。9月18日，双方再次谈判磋商，巴夏礼坚持要面见清朝皇帝，双方不欢而散。载垣立即通知僧格林沁出兵，将巴夏礼等39名英法人士扣押。载垣事后激动地向咸丰报捷：“该夷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既然谈判破裂，双方只能继续战斗。在经历了8月份的大沽惨败后，僧格林沁总结出一条所谓制敌经验——“倘该夷敢于北犯，临时酌量，总须与之野战，断不可株守营垒，转致受敌”。9月18日中午，僧格林沁便在张家湾得到了与夷兵野战的机会。当时，僧格林沁倚仗着2.5万的兵力优势，将4000英法联军困在了圆弧状包围圈内。但英法的先进火炮很快就弥补了兵力上的劣势，并将包围圈打出多个缺口。同时，英军锡克骑兵团也对僧格林沁引以为傲的蒙古骑兵发起了反冲锋……这一战，僧格林沁沿续了晚清前线将官谎报军情的一贯作风：夷人死伤无数。但在对手的记录里却变成了——英法伤亡35人，清军伤亡1500多人。显然，他于战前的经验之谈又错了。僧格林沁大军后撤至通州的八里桥，但英法联军紧随而来。在9月21日的战斗中，一些清军士兵还是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在法国士兵的回忆里，“炮火枪弹像打不倒清兵似的：他们似死而复生，顽强战斗，甚至有时冲到我方大炮前三十来米。不过，我军炮火变得更密集更猛烈，将他们一一打退”。勇猛改变不了战局。僧格林沁在八里桥运用的战术与张家湾之战无异，结局自然也无异。2.5万清军在联军密集的枪炮射击下损失惨重，许多士兵在混乱中被受惊的战马踩踏身亡。而参战的5000英法联军仅仅以伤亡51人的代价，便换来了清军伤亡3000余人的胜利，以至于联军士兵不禁感慨起来：“这场战役给人以做梦一般的感觉。我们光打死别人，自己却几乎丝毫无损。”八里桥战败的第二天（9月22日），咸丰果断选择“北狩”。临走时，他任命自己的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往承德避暑山庄方向狼狈逃去。咸丰一走，北京这座无主的都城迎来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灾难。![]()
咸丰出逃后的第四天（9月26日），英法联军抵达北京朝阳门外。夷人兵临城下，留守北京的全权代表奕訢也是无计可施，他告诉英法公使，“所有在天津议定和约，自必一一皆准，本爵必不失信……至亲递国书一节，俟贵大臣到京日，选择严肃处所，设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贵国国书，置之案上，以昭礼敬。”所有条件他都能答应，除了“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一条需要变通处理，只希望联军能先行退回大沽口。可是，英法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订立和约，联军还有一项重要任务：解救巴夏礼等39名人质。起初，奕訢并不清楚巴夏礼等人的身份，只当普通战俘看待。当额尔金和葛罗这两名英法公使提出清方必须先行释放人质时，恭亲王意识到这些俘虏身上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便开始好生招待起来，希望以此增加谈判的筹码。双方围绕着人质问题始终僵持不下。英法于是进军至北京安定门、德胜门外，意在向清廷施压，期间还将试图反击的僧格林沁等部清军悉数击溃。城外的圆明园也成了联军的泄愤之地。自10月6日起，法军和英军先后闯入圆明园进行抢劫。作为皇家园林，圆明园收藏了无数奇珍异宝，引得联军士兵竞相哄抢。洗劫完圆明园，英法联军将目光瞄向北京城，并向清方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同意交出安定门（代为把守），联军将禁止士兵进入城内，居民不会受到惊扰。如果拒绝交出城门，联军将从城墙打开缺口。”英法兵威已至，北京城的命运断难改变。![]()
眼见战局扭转无望，留守北京城的官员决定妥协，开始释放人质和打开城门。眼见被扣押的39人仅有19人生还，额尔金怒火中烧。他决定要给咸丰一点教训，几番挑选过后，他认为“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于是，10月18日，英方的怒火点燃了这座皇家园林。有意思的是，此前参与抢劫最为起劲的法军，反而对纵火没有多少兴趣。10月24日与25日，奕訢在礼部大厅先后与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北京条约》，并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
▲《北京条约》签订现场。图源：网络
听说自己的亲弟弟亲自下场与夷人订约，咸丰捶胸顿足：“此次夷务处处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仍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此前在委任奕訢留守北京时，他就再三叮嘱：“汝不值与该酋见面。”或许，咸丰认为这仅仅是面子问题。可是，皇家颜面尽失，这到底是战争的结果，还是战争的原因呢？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虽已消散，但它制造的历史裂痕却深深镌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之中。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与外交的双重溃败，也不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痛重演，更是一面映照传统帝国与现代文明碰撞的镜子：当一个文明体系已经无法认知和接纳世界的剧变时，其溃败将不仅是军事与外交的耻辱，更是思想与存在方式的崩塌。清廷所遭遇的循环败局，本质上是对时代巨变的误判与逃避。叶名琛以“不战不和不守”的模糊策略应对英法联军，是将外交博弈简化为道德博弈；僧格林沁的孤勇与无知，是旧时代面对新技术仍自以为是到无可救药的写照；咸丰在条约签署后的反复无常，则暴露了传统皇权对国际法逻辑的彻底陌生，他所执着的“不面见夷人”在国际外交上更显得荒谬可笑……每一步决策的失误都暴露出一个古老帝国的结构性困境：在工业革命的浪潮面前，封闭的制度、僵化的思维和傲慢的心态，最终将王朝推向了深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战争的进程还揭示了另一种非对称性：英法联军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降维打击，更是对清朝社会结构的精准解构。联军在一些入侵的城市轻松获得补给，暗示了帝国统治合法性的脆弱——当朝廷无法保障基本秩序时，民间的生存理性便会自发填补权力真空。这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术与自下而上的离心力，构成了帝制中国难以言说的暗伤。至今，圆明园的残垣断壁仍在，作为物质文明浩劫的遗物，它似乎一直在警醒我们：除了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化表达，还应该多想想为什么，多想想怎么办。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推荐让我知道您在看~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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