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举措。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化越来越不等同于西方化。“全球南方”这一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概念最近几年风靡世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范畴，而是一个能够影响世界政治走势的关键变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给人们的印象只是数量而不是力量，但今天，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南方”，不仅是数量更是蓬勃发展的力量。

群体性崛起不仅包括经济实力，也包括国际话语权。过去，“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上声音微弱，尽管现在已经有声响、有音量，但依然缺乏高质量的话语权。国际传播学界的知沟理论认为，现存贫富分化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信息社会中必然存在两种人，一种是信息富有阶层，一种是信息贫困阶层。事实上，信息的贫富分化会进一步导致国际政治地位、经济发展的落差。具体来说，国际传播的结构化特征导致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分野，进而形成了最有利于西方“中心国家”的国际传播秩序，他们拥有强大的知识生产、信息加工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充分彰显了“话语即权力”的范式。

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仍处于西强我弱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快速发展引起个别国家强烈不安，他们凭借信息优势和舆论霸权丑化我国形象，歪曲抹黑的舆论攻势不断加剧。同时，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各国更加期望深入了解中国、听到中国声音，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传播能力不强是一个重要方面。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就是主动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对外宣传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必须加快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让中国声音在世界上传得更广，赢得国际舆论斗争的话语权、主动权，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维护我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

第一，国际传播是叙述与倾听的统一。国际传播不是主体到客体的线性、单向输出过程，不是“滔滔不绝”的叙述过程，而是交流、接触以及倾听、吸纳的双向传播过程，它强调通过有效渠道与合理方式告知、影响或塑造特定受众去欣赏、认同国家理念和国家行为。国际传播包括倾听和吸纳，倾听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基本功，吸纳即是将特定受众的观点纳入政策和行动中并不断完善国家战略的能力。

第二，国际传播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国际传播兼有政治目的和商业目的，二者相互影响。一个国家没有良好的国际形象，其国际政治空间、世界市场空间都会受到局限。就战略传播而言，其效能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形象优化），讲好本国故事、提升国家形象；第二层次（态度转变），增强国际社会对本国的欣赏与认同；第三层次（秩序塑造），塑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与国际交往秩序。因此，我们既要讲好本国故事，也要讲好世界故事。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来看，大国竞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会赢，而且取决于谁的“世界叙事”会赢。

第三，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生态从由人主导转变为“人机共生”。目前，国际传播从过去向受众单向输出媒体制作的新闻成品，转为精准投送海量的碎片化信息，让受众从已经过筛选和加工的定制信息中进行“选择”、形成认知。大数据有着极强的心理暗示和认知强化功能，人工智能开始取代人类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真实与虚拟的边界变得模糊，基于数据、算法、算力的智能化传播成为媒体发展新趋势和大国博弈新场域。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需要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综合国力。这不仅包括军事、经济、科技等物质性力量，也包括文化、价值观等精神性力量，前者是硬实力，后者是软实力。一国之文化、价值观在国际社会是否有塑造力，就要看其能否被国际社会欣赏和认同，这就需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打造优质国际传播内容，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在国际舆论场上，成功、成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令国际社会着迷的。要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让国际社会不仅了解“中国在做什么”，更读懂中国“为什么这样做”。经济发展是国际传播的底气，文化自信是国际传播的底色。中国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水平开放，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和精气神，是最优质、最有说服力的国际传播内容。要通过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拉近中国同世界的距离，实现民心相通，夯实民意基础，占领舆论高地。

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要促进宣传、外交、经贸、旅游、体育等领域协同配合。例如，实施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开放与自信，让各国民众更容易、更便捷地体验中国的发展进步，感知中国的文明底蕴。要推动部门、地方、媒体、智库、企业、高校等主体协同发力。以企业为例，美国学者承认，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于美国战略，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对企业而言，“走出去”的是产品、服务，“走进去”的是技术、标准，“走上去”的是文化、价值观。中国企业不仅是商业主体，也应成为文化主体、国际传播主体，在国际交往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企业家精神。要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人工智能发展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算力等先进技术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必须加快以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使其成为传递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强大工具。要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资源，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必须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培训体系建设，构筑起对外宣传的人才高地。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实现价值共振。目前，我国国际传播学科理论框架主要是西方的舶来品，对国际传播中的中国范式、中国话语以及叙事体系研究明显不足。要强化我国对外传播学理支撑，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推介，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国际传播能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要深入研究价值传播规律，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价值观的欣赏，认同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因素与建设性力量。需要注意的是，价值传播具有“强政治性”的特征，国际社会对此往往存在警惕甚至排斥。要努力将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价值传播“柔化”，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

用好文化文明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共同挑战，解决全球性问题，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对内的文化自信同对外的文明互鉴是内外联动的系统。对西方国家而言，“文明冲突论”的产生就是基于文化、宗教、种族等的优越论，由此有了“西方中心主义”与“美国例外主义”。而中国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文明交流互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国际传播的本质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国际传播的作用不是为了劝服，不是为了灌输自己的精神意志，而是为了给公众间的精神联系提供一个纽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全球倡议”是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的三根坚固柱石。其中，全球文明倡议是基础支撑，没有科学文明观引领国际社会发展，发展和安全均难以实现或不可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良渚论坛”等，中国广泛搭建世界文明对话平台，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全球合作共识。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将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其中第一项就是文明互鉴伙伴行动。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要进一步用好文化文明的力量，注重从文化文明角度推进国际传播，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