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日，内娱顶流明星的讨论屡次冲上了热搜，引爆了“吃瓜群众”的新年话题榜。无论事实怎样，有关明星的话题确实够热够火。那么问题来了，人们为什么这么关心明星的私生活？
正常来讲，明星演戏、唱歌，普通人只要作为观众买单即可，但时下饭圈文化已经无孔不入，这有一定的心理成因。粉丝是相伴娱乐业一起成长起来的。
纵观亚洲娱乐业的发展，日本最先崛起。日本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济腾飞，国门开放，民众大量吸收外来文化，文化融合促进了繁荣，电影公司迅速壮大，各种新型的歌舞剧团和小剧场话方兴未艾。70年代普通家庭里电视机已经普及，1971年开播的电视选秀节目《star诞生！》捧出了山口百惠等一批明星。
▲《star诞生！》捧红的日本第一代idol，左为山口百惠。图/网友
日本的偶像产业是一种基于“感动”“共情”这些感情的产物，它致力于挖掘富于灵气的青少年，然后让观众充当一个主动参与偶像成长的“家长”角色，用长期的情感和资金的投入去“见证”一个偶像的成长，就像很多人参加的养成游戏，也与亚洲人普通注重下一代成长、愿意在下一代身上投入的心理有关。
1977年，山口百惠等人在武道馆举办了高中毕业演唱会，电视台进行了几乎是全国性的直播，并首次用“アイドル”（英文idol音译）定义了山口百惠等明星。后来日本比较著名的明星制作公司杰尼斯、AKS（AKB48）、宝冢剧团等都采用了这种模式，招收一群青少年进行长期处于密集媒体曝光下的培养，让粉丝和偶像共同成长。基于这种陪伴成长式的粉丝和偶像，二者的关系一度牢不可破，并屡次创造了各种偶像商品销量的纪录。除了制造专门的偶像，日本演艺界还有大量的演员是通过各种选秀产生的，包括如今活跃在荧幕上的长泽雅美、绫濑遥、藤冈靛、菅田将晖等等，他们也都是在观众的注视中长大的。
▲日本偶像团体KinKi Kids（现名Domoto）曾拿下多项世界纪录。图/网友
养成系的明星培养模式被亚洲其他国家纷纷复制，在韩国和泰国等地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16年，韩国一度出现了100万偶像练习生同时在韩学习的盛况，而当时的韩国的总人口也不过5000万而已。如今活跃在中国荧幕的韩庚、张艺兴、王一博、宋茜、宋雨琦等一批明星都有做韩国偶像练习生的经历。
随着K-pop（韩国流行音乐）的崛起，偶像团体也成为连接不同文化和年龄群体之间的桥梁。偶像团体不仅有自己的固定节目，还参与影视剧拍摄和演唱插曲，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斜杠青年是当代世界上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年轻偶像所展现出来的活力与创造力也体现出韩国长期以来注重教育投资及创新精神的培养的结果。
当代，网络在促进韩国文化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社交媒体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轻松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人们对青春活力的追求直接转化成对年轻偶像的喜爱。渴望了解异国文化的用户，观看热门韩剧或者看K-pop视频成为了便利的方式之一，这也促使制作公司不断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和技术手段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韩国偶像团队aespa演出现场。图/aespa官微
中国内地也在学习日韩的偶像制造，涌现了TFBOYS、时代少年团、NINE PERCENT 成功案例。
▲国内偶像团队TFBOYS。 图/TFBOYS官微
粉丝追星是明星经济获利的重要手段，但追星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20世纪30年代，京剧大师梅兰芳每次登台的报酬都是十根金条。当时几根金条足以在城市中心买下一座宅院。每次演出，都有热情的观众往台上扔珠宝首饰，正是粉丝的这份慷慨成为了支撑整个戏团存活下去的力量。要论明星效应，梅兰芳这三个字只要登上报纸就能吸引广告商。不仅富商大贾和政坛要人捧场，梅兰芳在当时的知识界也有粉丝团。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学院，在其中学习的郭逋仙登报撰文，称赞梅兰芳“梅郎兰芳，色艺双绝，今日伶界之奇才异能也。”今天看来，粉丝追捧明星写的文字多少年都是这个调调。
1959年上映的电影《海鹰》中，王心刚扮演的舰长和王晓棠扮演的民兵连长组成了中国电影史上一对令人难忘的银幕情侣。后来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王心刚和王晓棠再次携手扮演银幕恋人，故事里爱情戏不仅唤醒了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对爱的意识，也让“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的说法广为流传。只要是王心刚和王晓棠主演的电影，票房一定不会差。
▲王晓棠（左）和王心刚在《海鹰》中。图/《海鹰》剧照
一部《冰山上的来客》让扮演杨排长的梁音变得家喻户晓，晚年丧妻的他接受了粉丝的爱情。影星刘晓庆的第三段婚姻也是嫁给了苦苦追求她多年的粉丝，也是追星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养成游戏型的追星模式蔓延到了偶像之外的明星身上，甚至于对年龄已经是中老年的男演员，粉丝的称呼也是一口一个“宝宝”“公主”。亲妈粉、事业粉、氪金粉、梦女粉、女友粉、嫲嫲粉、私生粉等等纷纷出炉，各自抱团。明星产业也往往精准定位某一类型的粉丝，推出适合其口味的周边及产品。
▲演员于和伟微博的评论。图/于和伟微博
亚洲的娱乐产业模式大同小异，各国粉丝通过社交平台基本可以实现无缝追星，经纪公司开发各种fan’s club巩固粉丝群体，粉丝跨国追星也不是稀奇的事情了，粉丝的购买力成为很多经纪公司衡量明星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与此同时，城市和明星的捆绑也可以打响城市的知名度，对明星的向心力让打卡明星家乡和剧集拍摄地成为粉丝表达喜爱的常规方式。人们因为《狂飙》而注意到江门这座小城，大理因为《有风的地方》而再次成为旅游热门地区，运动员孙颖莎和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把他们的出生地石家庄带火了。
▲因为“万青”等一批摇滚乐队的影响，石家庄成为了中国内地的摇滚故乡，央视做了专题节目予以报道。图/央视新闻
追星满足了人们的情绪价值，让平凡人看见美好，成为一种精神食粮。明星经济带来的不仅是一时的票房和旅游热，它往往给人长久的心理印记。人们提起金秀贤就会想到南怡岛（《来自星星的你》取景地），说到柏原崇就会想起小樽（《情书》拍摄地），明星和好故事的加持让城市形象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留下种子，成为他们的青春回忆。
▲周杰伦于2024年底打卡东京池袋西口公园，该景点曾因偶像明星长濑智也和山下智久等主演的《池袋西口公园》一片闻名，几十年来一直是粉丝的打卡胜地。图/周杰伦中文网
2025新年伊始，中国A股中的“谷子（英语goods音译）经济”概念股异军突起，接连涨停。本来是二次元领域的“谷子经济”也吹到了三次元饭圈，各种立牌、吧唧（英语badge音译）、应援扇和棉花娃娃纷纷挺进商场开疆破土，给零售业吹来一股新风。
▲广州地王广场已改造成为年轻人的“吃谷”乐园。图/地王广场官微
需求催生业态。各种名为CAFE、庆生会、歌迷会等的粉丝自办活动也给小商家带来了一线生机。以广州为例，越秀区繁华路段一咖啡馆把场地租给粉丝举办活动，一场4-6小时的活动平均收入2000-4000元不等（视咖啡馆提供的服务不同而定），由于和粉丝及学生社团的关系良好，每个月举办类似的活动，咖啡馆便获得了一笔较为稳定的收入。而复古的东山小洋楼和中心城区的酒吧也成为粉丝的聚点，一天的场地租金甚至可达几万元。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租金便宜等等都成为小商家在偶像经济下赢得生存空间的希望。上海的百联ZX创趣园、成都的太古里和广州的万菱汇因为拥有位置显眼的大屏幕而成为粉丝投放视频宣传的重要场所，吸引众多粉丝前去打卡，也带动了附近商铺的消费。年轻人正在城市中打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标。
与明星产业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明星制造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作为文化软实力重要输出的日韩偶像产业以其高强度的训练和严苛的管理而闻名。青少年从十几岁就开始接受密集的偶像训练，不仅要面对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还要忍受苛刻的外形要求。近年来，艺人不堪压力而崩溃的事件在娱乐圈层出不穷，比如被称为日本“平成时代最后的偶像”的渡边麻友因无法承受长期的工作压力而在26岁时从演艺圈销声匿迹，韩国女团成员崔雪莉25岁时不堪网络暴力而自杀身亡，近日还传出26岁的中国演员赵露思因身体不适暂停工作。这些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2023年釜山电影节上映的崔雪莉纪录片《致真理》海报。图/釜山电影节官网
明星产业的负面效应不仅仅伤及明星个人。以韩国为例，媒体热衷报道年轻人在娱乐产业取得的成功案例，造成了几乎所有的成功路径都和娱乐产业相关的印象。明星不仅是偶像，往往还承载着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一方面，偶像文化确实带动了韩国经济，另一方面，它也塑造了颜值高于一切的价值观，让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名利挂钩，忽视了个人内在的价值和精神的健康成长。
就亚洲娱乐业目前的发展现状而言，K-pop在全球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偶像制造更加流水线化，作品内容趋于同质化，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深度。粉丝的需求是多元的，但整个产业的回应却越来越单一，不靠作品而过度依赖颜值，导致粉丝对偶像个人产生过于强烈的依恋。一部分娱乐公司一味贩卖没有什么内涵而只靠颜值支撑的商品来榨干粉丝的腰包，一旦明星发生恋情或者私生活产生争议，马上被无限放大，造成粉丝之间的纷争，甚至产生群体性网络暴力和线下人身攻击。
今天，我们尤其要提倡拒绝畸形的饭圈文化，坚守底线，理性追星。我们看到，现在有粉丝团以支持明星的名义做公益，有捐助公益林、希望工程，也有向灾区捐款和组成志愿者等行动，把对一个人的爱转化成对社会的爱，让追星变得干净而有意义。就粉丝个人而言，追星但不要沉迷，把追星当做生活的一种调剂就好了。多关注明星的正面意义，从中汲取力量，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你或者你的亲友有过追星经历吗？
你是怎样看待追星的？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参考及引用
· 《冯耿光笔记》，靳飞，文津出版社
出品／广州日报媒重点实验室
文/赵小满
头图/AI生成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赵小满
扫码观看 广州日报视频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