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晚年岁月

时事 2024-12-17 13:52 河北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邓小平正式退休了。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和老一辈革命家，退休后的邓小平，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党的事业，关注着国家的事业。

“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退休的当日清晨，像往常一样，按时起了床，准时而又规律地吃了早饭，然后坐下来看书、看报、看文件。9点多钟，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了，向邓小平汇报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听后十分高兴，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邓小平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话题自然离不开他退休这个题目。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席间邓小平表示：“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参观一下。”

视察参观是邓小平晚年的重要活动。北京、上海、广东、江西、河北、辽宁、湖南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老百姓安居乐业，是他最为高兴的事。1990年7月3日，86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北京市有关领导陪同下，视察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这年9月，举世瞩目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将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这次视察中，对陪同领导说：我这次来看亚运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月亮也是圆的，而且圆得更好一点。其后，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京广大厦第40层楼，俯瞰京城壮丽景色。望着崭新的亚运村建筑群拔地而起，他满意地笑了，连声称赞：北京建设得好，亚运村建筑搞得好！临行前，他高兴地对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张百发等说：北京建设得这么好，我要多看几个地方，看了高兴。1994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期间，冒雨视察了浦东，兴致勃勃地登上杨浦大桥。他站在雄伟的大桥上，四处远眺，显得非常高兴，还上前握着大桥建设总指挥的手称赞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在视察了内环线浦东段及罗山路、龙阳路立交桥后，他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并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邓小平非常喜爱打桥牌，尤其是在晚年，他把打桥牌当成向自己智力、体力挑战的手段。仅《邓小平年谱》就记载了邓小平在1990年2月18日、6月23日，1991年1月2日，1992年1月2日、2月4日参加桥牌比赛，足见他对这项活动的钟爱。1991年10月，中国女子桥牌队在日本横滨世界桥牌锦标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女队回国后，邓小平接见了她们，勉励她们继续努力，并同她们打了一场比赛。据当时在一旁观阵的聂卫平回忆，那次邓小平“叫打俱佳，轻松战胜了中国女队”。1993年6月，在国际桥坛久负盛名的美国桥牌名家鲍比·沃尔夫以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向邓小平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1992年农历元宵节，邓小平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为孩子们购买铅笔和橡皮。

晚年的邓小平更加重亲情。1992年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在上海休养的邓小平出现在了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在人们的簇拥下，他来到了文具柜台前，仔细地端详着柜台里的商品，精心挑选了几支铅笔和几块橡皮作为送给孙辈们的礼物。他表示，铅笔是要他们好好学习，橡皮是要他们有错就改。说着，他递上了十块钱，笑着说：好多年没有花钱了，这是我亲手花人民币。1993年，外孙女卓玥（羊羊）出国留学前，邓小平嘱咐舍不得离开父母的羊羊：

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呆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

对孙辈的疼爱与殷殷嘱托，溢于言表。

“没有想到我这次南方谈话有这么大的影响”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致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中写道：“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晚年的邓小平，依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南下视察。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

国际上，由于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很大。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回忆说：“1991年末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让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十分痛心。”而在中国国内，198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价格闯关受挫，被迫实行治理整顿，放慢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内外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对改革的激烈争论。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开始动摇，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疑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否正确？中国的改革还要不要继续？人们议论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和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上，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1992年的到来对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关键抉择提出了紧迫要求。

武昌是邓小平视察南方的第一站。专列在武昌火车站停留的29分钟里，邓小平在短短500米的站台上来回走了四趟，一共停下来6次。他一边踱步一边听湖北省委负责同志汇报，不时发表意见。

在深圳、珠海，邓小平一共停留了11天，期间仅仅休息了两天，其余时间天天到基层实地考察。当时陪同邓小平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回忆说：邓小平“不顾年事已高，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他在视察期间没开过一次会，所有的重要谈话都是在路上、在现场边看边谈的。这些谈话看似即兴而讲，实则是深思熟虑、有感而发”。

上海是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在上海期间，邓小平不顾天气寒冷，到他特别关注的浦东考察。他还视察了新建成的南浦大桥和正在建设中的杨浦大桥工地。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敏锐的思维和朴实的语言提出并阐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2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杨浦大桥建设工地并听取汇报。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也多次谈到党的建设，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对于邓小平的南方之行，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评价说：

他最后讲这些话都是把命拼上了，你看他讲话多激动啊，多频繁啊，多用心啊！他毫无保留地付出了自己的感情，甚至把自己那点精气神都要用完了。从南方视察回京后，他的身体就垮下来了。我想，他应该是觉得自己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向党和人民交了最后的答卷，可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中共中央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迅速作出反应。

2月28日，邓小平回到北京仅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就把他的谈话要点以中发1992年2号文件印发全党。

3月9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还不同寻常地发了会议公报，并且决定以南方谈话为指导思想，着手起草中共十四大报告。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以11000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公开报道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经过和重要谈话内容，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据邓小平的家人回忆，邓小平后来曾说：“没有想到我这次南方谈话有这么大的影响，老百姓都拥护这个讲话。”

对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江泽民2001年8月在国防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评价说：

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1992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

也因此，在后来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中，都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誉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退休以后，要“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

中共十四大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召开。邓小平是大会特邀代表，他虽然没有出席中共十四大，但对这次大会从多方面表示了关注。

早在6月12日，他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时，就对江泽民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这次讲话提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表态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7月23日、24日，夏日炎炎。邓小平审读了中共十四大报告草稿，从总体上对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报告“有分量，是一好报告”，是一次革命，并对报告中关于农业问题、外交问题、军队问题等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关于报告中对他功绩的评价，他指出：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报告第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要写得合乎实际。

关于报告中讲到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不要丢，要加几句。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还对中共十四大筹备和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据《邓小平年谱》记载：“7月13日，同江泽民谈中共十四大筹备问题”；“10月6日，就中央军委人事安排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

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开幕当天，邓小平和寻常百姓一样，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认真收看中共十四大开幕式实况转播。听完江泽民的报告后，他称赞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说完，就在电视机前鼓起掌来。

中共十四大开了7天，邓小平每天都翻阅十几份报纸，仔细了解大会进程。10月19日上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委书记。邓小平看了中共十四大闭幕的有关报道后，欣慰地说：“真是群情振奋！”

10月19日下午3时，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在江泽民等7位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近退出中央委员会的杨尚昆、万里等陪同下，邓小平绕场一周，跟出席中共十四大的近两千名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代表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表达对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敬爱之情。

晚年的邓小平曾表示：“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他同时表示：我们退休以后也不是无事可做。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原则上要掌握几条。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新认识新思考。

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后，指出：

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又一次谈到分配问题，他说：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

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提出，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

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

邓小平晚年的这些新思考新论断，也是今天在改革新征途中必须高度重视、必须认真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亲自主持编写邓选第三卷，“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中共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这个战略任务一提出，编辑邓选第三卷为武装全党提供教材就显得十分迫切。1992年12月8日，邓小平办公室通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由此正式开始。

邓小平十分重视邓选第三卷，整个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对编辑组报送的文稿，他逐篇审定，就编辑方针、原则、进度、内容等不时发表指导性意见。

◆1993年，邓小平主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逐篇审定拟收入文选的文稿。11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

关于编辑方针。1993年5月初编辑组列了一部分选出的篇目，挑出不同类型，报送邓小平。5月4日，邓小平初审这批文稿题目和前面的3篇文稿后指出：“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看起来费劲，那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

关于编辑原则。根据邓小平5月4日的意见，编辑组重新整理了3篇不同情况的文稿，于5月17日报送邓小平。5月26日，邓小平看完3篇整理稿后说：“这3篇都整理得很好，文字、内容、逻辑都很好。顾委会的讲话很好。第二篇（同金日成的谈话）改得重点突出了。第三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很好，历史情况讲清楚了。”邓小平鼓励：“还可以放手一点嘛！”6月11日，邓小平一口气读完编辑组报来的8篇文稿，又满意地表示：“可以，就这么干。”邓小平的肯定态度对编辑组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

关于新一卷起止篇目的确定。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终卷篇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所作的开幕词。编辑组提出，把这一篇移过来作为新一卷的开篇卷，“就按原来的发表稿，不作改动”。邓小平同意了。关于第三卷的终卷篇的确定，编辑组提出，以南方谈话为终卷篇。尽管南方谈话之后，邓小平还有几次谈话并已公开报道，但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同意了编辑组意见。7月7日他说：“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

在指导文稿编辑过程中，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强调：“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8月17日，他在审阅完一批文稿整理稿后又说，“我主要看能不能连贯起来”。

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编辑意见。比如他提出，对《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这篇文章要加一个长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注释。他说：“注释要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谈判的主要点都反映出来，要写明中国的意见是撒切尔夫人及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表示接受了的。”“可以把整个中英谈判的过程搞个备忘录，写啰嗦一点不要紧，找个合适的时机发表，配合当前的斗争。要让大家知道，是英方不守信义，我们是守信用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一篇好文章。”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编辑组请外事部门的同志帮助对香港问题做了一个2700多字的详细的注释，比这篇谈话的正文1800字还长。

关于编辑进度。在审阅完3批稿子后，邓小平对文字整理工作比较满意了，就提出争取早出的要求。7月7日，他在审阅几篇文稿整理稿时说：“希望编辑人员加加班，速度快点，争取早点出。”8月7日，他在审阅完编辑组报送的第七次报告和8篇整理稿后说：“工作还要加快些。”8月17日，他在审阅完编辑组报送的第十次报告和9篇整理稿后说：“这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没有空话，要快出。”

9月3日，邓小平审阅完最后一批文稿整理稿。对南方谈话的最后一段“……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他表示满意，称赞说，“这个结尾不错。”

9月23日，编辑组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邓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总结性报告。9月27日，邓小平在这篇报告上亲笔批示：“我都同意。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自此，邓选第三卷编定。

文稿编定，邓小平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曾几次表示：“大功告成！”“算完成了一件事。”

1993年夏，邓小平没有按惯例去北戴河休假，而是在自己的住所专心致志地亲自主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审读工作。据说，在邓小平那里，一小时读8000字，一次读一个半小时。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时年89岁的邓小平，在伏暑盛夏的时节，亲身投入编审工作，而且抓得很紧，很细致，足见他对编辑邓选第三卷这件事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之所以特别重视邓选第三卷，全程亲自指导编辑审定，是有自己的深层思考的。这从他的几次谈话中就能反映出来。7月7日，邓小平在审阅几篇文稿整理稿时指出：“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8月24日，他在审阅部分文稿整理稿时，向有关负责人提出：“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他说，文选第三卷，“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9月27日，他在同有关负责人谈到邓选第三卷编定时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晚年的邓小平念兹在兹、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之所以如此重视邓选第三卷，中心意思也就在这里，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嘱托”（江泽民语）。

邓小平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待生死，他处之淡然。他曾对家人说：“我哪天去，哪天走，不关紧要。自然规律违背不得，你们要想透这个问题。”在家里的饭桌上，大家开玩笑，经常会谈论起这个问题。邓小平总是坦荡地表示，将来我要是死了，你们不要给我建墓碑，也不要保留我的骨灰。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编辑｜侯梦玮

责编｜陈彦如

编审｜项东民

投稿邮箱：dsbc_163@163.com

欢迎订阅《党史博采》

邮发代号：18-70

发行部：0311-87817805

党史博采

“记录历史丰碑、再现领袖风采、透视内幕珍闻、博览时代潮汐”，党史博采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揭示了其走向辉煌的内在规律，是展现中共历史风云的生动教材，党政干部理论学习的助手，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