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被称为“五一大扫荡”。这次大规模战略行动，对根据地造成了沉重打击。
甚至冀中八分区的司令和政委都在扫荡中阵亡。如果日军再来个一两次大扫荡，可能咱们的根据地就彻底不存在了。
但奇怪的是，不久之后日军便停止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八路军也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危为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日军扫荡）
一、惨烈的五一大扫荡，冀中根据地危在旦夕
1942年4月，一对年幼的姐弟行色匆匆，察觉异常的日军将他们拦下盘问。孩子指了指身上的孝服说：“我们去西关奔丧。”
实际上，两名孩子此行是为了给定县情报站的八路军传递重要情报，因为日军时刻提防，成年人很容易引起怀疑，只能冒险派出孩子。
此时的华北根据地，正遭受着日军“铁壁合围”的大扫荡。这次递送的情报，是关于日军频繁调兵动向的。但他们不知道，这次情报预示着不久之后，日军会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5月1日，为了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日军纠集起五万余人的部队，还出动了空军配合，几百辆坦克、汽车浩浩荡荡向根据地包围过来。
这次大型战略行动由华北军司令冈村宁次上阵指挥，被日军称为“1942年间所实行的75次扫荡中最残酷的一次”。
（五一大扫荡）
虽然部队已经提前收到姐弟送来的情报，但面对部署如此周密的扫荡，冀中根据地还是遭受了严重损失，战况极其惨烈。
从5月1日开始，根据地军民进行了270次反扫荡斗争，使日军一举消灭冀中主力和首脑机关的计划最终失败。恼羞成怒的冈村宁次改变战略，开始将重点转向地方部队和民兵，同时大力搜捕八路军干部。
冀中军区的机关遭到日军攻击，民兵部队也被包围，冀中宣传部长、团政委等干部先后牺牲，伤亡近千人。
6月，冀中八分区司令和政委在突围时牺牲，成为“五一大扫荡”中我军损失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但是，冈村宁次并未放弃歼灭主力的目标，日军先后出动了2.5万兵力，发起了数次对太行山根据地的大扫荡，这里正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北方局所在地。
（五一大扫荡）
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抗大总校长下令分散突围。此时的抗大学员，大部分都是129师营级以上干部。他们久经沙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通过“小转圈”和“大换班”等战术，他们顺利甩掉了日军，成功突出重围。
不过仍有部分学员在突围中牺牲，分散行动后，抗大陆军中学的一支分队被日军包围。这些学员当时年仅十几岁，但面对强敌，他们视死如归，在弹尽粮绝后冲入敌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劫后余生的八路军干部，回忆起“五一大扫荡”时仍心有余悸。此次扫荡持续了2个多月，日军多次使用密集的“拉网式”“梳篦式”战术，撒开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一点点向根据地压缩直至完全歼灭。
（尸横遍野）
二、妙招连出的“反扫荡”，跳出日军包围圈
可以说，日军的“大扫荡”的效果非常显著，对根据地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顽强的八路军并未束手就擒，反而研究出来许多有效的“反扫荡”战术。
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说：“对付日本人的‘合围’，掌握好时机很重要。跳早了，敌人会放弃原来的合围计划，对你实行新的合围，跳晚了，陷在合围圈里当然也不行……”
掌握战略时机，是根据地军民用鲜血总结出的一个宝贵经验。这个方法，刘伯承在1941年日军第三次大扫荡时就用到过。当时日军目标直指129师师部机关，刘伯承和指挥部所在地距扫荡的日军仅30余里。
日军将兵力分成20多路部队，摆出梳篦队形向南推进。刘伯承指挥129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按兵不动，静待时机。他清楚地知道，过早行动会暴露自己，突围的机会只有一次。
（八路军积极备战）
一直等到下午，刘伯承觉得时机成熟，下令立刻转移。部队避开大路，专挑偏僻小路急行军，经过一个昼夜50多公里的艰难跋涉，师部成功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刘伯承根据多次反扫荡经验，写成了《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不仅分析了日军扫荡中各种战术特点和弊端，还详细地制定了应对策略，以及部队行动要领、弹药使用等一系列规范。
另一个反扫荡的经验是及时准备，“五一大扫荡”中，刘伯承的侦察分队得到了日军的确切情报，从5月21便指挥部队开始转移。信心满满的日军在6月9日抵达时，才发现原来的八路军司令部早已人去楼空。
（刘伯承）
最后一个经验，也是八路军最重要的反扫荡经验——敌进我退。早在1940年黎城会议上，刘伯承就提出了这个战术思想。
这一战略专门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不与敌人内线硬拼，而是追着敌人屁股打。转移主力从外线侧击敌军，摧毁他们的基地和交通补给线，和武工队一同进行游击战。必要时正面迎敌，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运动战和歼灭战。
这种作战方针在反扫荡中广泛运用，使八路军在军事上由被动逐渐转向了主动。
三、“大扫荡”最终流产，背后原因发人深省
从长期战况来看，冈村宁次的大扫荡对根据地造成了沉重打击，为什么最后没有推行下去呢？
（根据地积极备战）
1940年日军就提出了针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也正是大扫荡的战略指导思想。他们先后在华北新建了2700多个碉堡据点，在“百团大战”后，又从华中战场抽调了2个师增员华北。
1941年日军大本营批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明确推行华北“治安强化运动”，调集了除关东军外的侵华日军75%的兵力和全部伪军，进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
（冀中反扫荡作战图）
从1941至1942年期间，日军组织千人级扫荡132次，1至7万人大扫荡27次，在同一地区反复扫荡3个多月。如此高强度、长时间的大规模作战，让日军全员高度紧张、身体疲惫不堪，已经达到承受的极限。
面对中国这头大象，日本侵华战略的核心就是速战速决，拖得越久胜算越小。冈村宁次和日本军部都深知这个道理，大扫荡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执行。
（五一大扫荡）
正因如此，毛主席在1938年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这一方针也贯彻于八路军抗日战争的始终。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地军民研究出诸多反扫荡的方法，最终拖垮了日军，这一点在本文第二章中已有详细论述。
另外，国际局势也是日本大扫荡流产的重要因素，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个月内日军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太平洋。美国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1942年的中途岛战役，成为美日态势的转折点。
（日军偷袭珍珠港）
面对武力强大的美国，日本不敢掉以轻心，他们抽调了大量部队前往新的占领地，积极为应对美国反扑预备兵力。这就导致日军无法再集中优势兵力开展大扫荡，这一战略自然无法继续下去。
冈村宁次“大扫荡”战略最终流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民为坚持抗战做出的巨大牺牲，也再次论证了毛主席“持久战”方针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