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听电影 | 阿彼察邦的作品，如何用声音记忆

How It Sounds to Remember

 作者   Lukasz Mankowski

 时间   2022.04.04

 来源   https://mubi.com/en/notebook/posts/how-it-sounds-to-remember-the-sonic-work-of-akritchalerm-kalayanamitr

谈话从一张黑胶唱片《隐喻》（Metaphors）开始。在我们通过视频采访时，阿克里查勒姆（又名里特Rit）对我说：“一个快乐的顾客！”当我将唱片对着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展示时，他笑了起来。这张唱片汇集了阿彼察邦作品中的音乐和声音，包括他多年来构思的电影和艺术装置，由阿彼察邦与他的声音艺术家里特和清水浩一（Koichi Shimizu）自制。他们从《热带疾病》、《恋爱症候群》、《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和《幻梦墓园》等电影中挑选了自己最喜欢的曲目，将这张专辑打造成一股蜿蜒曲折的声音流：从泰国的自然氛围到中东的实地录音，再回到泰国的工业风情，伴随着沉思和有节奏的声景，或是讲述苦乐参半爱情故事的欢快泰国流行乐。从根本上说，这就是阿彼察邦电影的声音世界。

黑胶唱片《隐喻》

里特和阿彼察邦从《热带疾病》（2004）开始合作拍摄电影。“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项目之一，我曾有机会参与其中，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再看一遍，”里特说。这部影片是他从美国回来后不久拍摄的，当时他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电影制作（与阿彼察邦是同一所大学，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当他试图在泰国站稳脚跟时，他开始与彭力·云旦拿域安（Pen-ek Ratanaruang）和清水浩一（曼谷的日本作曲家和音效设计师）一起给电视广告配音。后来，有人把他介绍给了阿彼察邦，当时阿彼察邦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Kick the Machine。里特回忆道：“那时候人们会用录像带互相发送样片，所以我给他发了一盘录像带，突然我就收到了回复：我们合作吧！”说到这里，里特开始大笑，因为显然他对阿彼察邦撒了谎，说他之前已经有过为故事片制作声音的经验。“我只知道如何操作吊杆！所以《热带疾病》的制作过程真的不太顺利。要不是我们正在修复，我都不敢再看一遍。但我不得不听一听，我心想，哇，我都做了什么？”

《记忆》的现场录音

声音设计由阿克里查勒姆·卡拉亚那米特完成

电影《热带疾病》剧照

就连实地录音的方法也需要在现场进行特殊的重新调整。《热带疾病》也不例外。泰国的自然声景大多是吵闹声——白天，城市里有很多工业噪音、汽车喇叭声、摩托车声、空气压缩机声，甚至狗叫声，这都给录音带来了一定困难。但到了晚上，这里就有大自然中持续不断的噪声：鸟叫、蝉声、空旷的声音。“但我和阿彼察邦都喜欢噪音，”里特说，“如果你问我泰国的声音是什么，那就是噪音，要么是交通噪音，要么是丛林里某种特定的鸟叫声。”这也体现在电影的声音设计上。“在泰国录制干净的环境氛围极其困难，因为无论你深入丛林多深，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你还是会听到一些工业隆隆声。当与阿彼察邦合作时，我们希望先营造一种干净的环境氛围。没有汽车，没有狗，没有隆隆声。”所有独特的声音都需要在后期制作中再添加：“蟋蟀、鸟叫、空气、隆隆声，这些都是有层次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环境的声音范围压倒了语言和言语表达层面。环境氛围不仅仅是背景，事实上它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叙事的逻辑感知来自大气的光辉、感应和期待，而不是对话。这些也成为里特设计的特色。里特说：“泰语的发音相当平淡，这就是为什么很难录制泰语，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信噪比与英语完全不同。”语言的特殊性也体现在对演员的指导上：没有大喊大叫的空间，没有音调过高的声音，没有电视剧式的表演。取而代之的是温柔：话语几乎是耳语，在观众和听众的耳边闪烁着微妙的光芒。语言表达自然，为环境氛围的烘托铺平了道路。字语的柔和为周围环境的反差留出了空间。正如菲利帕·洛瓦特（Philippa Lovatt）在研究阿彼察邦和阿克利查勒姆的声音设计时所观察到的，[1]噪音不仅鼓励而且坚持在具身的和现象学的层面上与场景互动，以至于我们对叙事的语言理解被彻底瓦解了。正是噪音让阿彼察邦电影的声学领域如此独特，这些电影不仅要求观众深入视觉体验，还需要聆听，仔细聆听，并参与其中。但是，这项任务既是身体上的，也是记忆上的。

这种体验的切实性可以通过声音序列的例子来体现，洛瓦特继承了法国作曲家和音乐家皮埃尔·谢弗（Pierre Schaeffer）的精神，认为有节奏的循环配乐会影响我们对叙事的主观感受。它们强化了电影的感觉，形成一种通感。这些都是简单的瞬间，通过声音层次的重复、奇异的振动或声音的扭曲而改变。声音旨在交流，在影片内容和我们的视角之间建立对话。我们可以在多部影片中体验到这一点：《幻梦墓园》中我们观察到城市景观的灯光变成了风扇旋转的声音；或者当我们进入黑洞时，听到《恋爱症候群》中空调的噪音；又或者当我们听到《热带疾病》结尾处扭曲的声音时。

即使是录音阶段，也常常基于参与的概念。为了捕捉大自然的声音，所付出的努力是直观的。阿彼察邦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泰国丛林，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缩影，一个往往喧闹无比的地方。在为《热带疾病》录制声音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我意识到，如果我想捕捉丛林的自然声景，我就需要等待，直到我的存在不被大自然察觉为止，”里特说，“我会静静地坐上几分钟，然后声音就会改变。”由于人类的存在会影响丛林的语言，大自然制造声音的本质就变成了预测（anticipation）。这种方法体现了美国著名先锋派作曲家、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保琳·奥利维罗斯（Pauline Oliveros）的精神，以及她的深度聆听理论：“听觉的非自愿性与聆听的自愿、选择性（排他性和包容性）之间的区别。”这种做法能够让人与声音环境及其中的所有居民建立联系，包括最微小和最隐秘的参与者（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技术的、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通过聆听，通过声音，人与意识的表层建立联系，从而消解了可见的界限，这种联系起始于时间和记忆的层面。这就是电影《记忆》的起点。

电影《记忆》预告片

这声起源于阿彼察邦脑袋的“砰”，首次被用于他和里特合作多年的戏剧演出《发烧的房间》（2015），这是一场反映泰国军事独裁统治的投影表演，这个艺术作品融合了现实、集体记忆、梦与幻想。但爆炸声“砰”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阿彼察邦是某天早上第一次在脑中听到后，才决定将其融入作品中。事实上，《发烧的房间》和《记忆》中“砰”的声音基础都来自《恋爱症候群》中的一个场景：一个男孩在医院里玩网球，他挥棒击球，球打在门上，发出类似爆炸的噪声。里特指出：“《记忆》中的‘砰’大概花了两三周的时间来采集。通常你可以有30到40个版本的效果，我们会在那里面聆听并实验我们最喜欢的素材。”

电影《恋爱症候群》剧照

《记忆》的声音制作与剪辑是同步进行的，阿彼察邦与他的御用剪辑师利·查泰米提古（Lee Chatametikool）一起完成了剪辑工作。“声音需要与画面相辅相成，节奏和时间得很好地融合，”里特解释道，“但有趣的是，我从来不看剧本。相反，我希望与我的导演对话，我想听听他们想要什么。”《记忆》的大部分声景都包含在剧本的最初构想中，只有一个例外。在最后的一个场景中，杰西卡去哥伦比亚乡下拜访了埃尔南（一位与影片第一部分的音响师同名的老人）。随着他手的触碰，杰西卡开始接收到与过去有关的声音。这些声音停留于现在，而我们的听觉视角来自过去，于是此时的声音转化为彼时的声音。当杰西卡站在窗边时，出现了短暂的完全静默。然后，她再次传递周围环境的声音。“这非常困难，因为剧本中没有声音参考，剪辑中也没有。我们可以以多种方式添加任何东西。”设计这场声音的想法之一是保留片场的幕后声音，包括工作人员讨论拍摄和助理导演喊停的声音。“但这并不合适。既然这是《记忆》，它就必须与回忆有关。我们必须从内部重现一些东西。”

这场戏的力量与蒂尔达·斯文顿本身息息相关。“蒂尔达非常非常强大，即使没有任何声音，也能推进。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些与她的表演相得益彰的事情。声音不能太多或太轻，否则会被表演所淹没。”最终影片呈现了一段美妙的声音序列，演员在其中成为了一个容器，一个麦克风。她转换过去的声音，并在空间和记忆上将它们联系起来。特定地点的记忆通过属于那里的声音而连络起来，“声音的记忆潜力”（借用洛瓦特的话）在《记忆》之旅的最后时刻被带给了参与者。

在我们谈话的某刻，里特停顿了一下，说最后的场景让他有完全一样的感受。他是接收器，而阿彼察邦则是发射器。“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他给我发送信号，我把它翻译给扬声器。”这一次，他要传输的是哥伦比亚的声音。虽然环境声景不同，无论是由于自然环境，还是响度差异（里特说哥伦比亚比泰国安静得多），还是口头表达（西班牙语比泰语响亮得多），结果与他们之前的电影都有些相似，依然存在这种独特的渲染噪音的方法，里特称之为“中声道下的悦耳噪音”。这是一堵纪录片式的音墙，阿彼察邦决定在某些场景中加入它（例如《记忆》开头的自助餐厅场景），以便更接近泰国的声景。对于阿彼察邦和里特来说，这两个国家在体验和环境方面似乎有很多共同之处。“你可以在哥伦比亚找到与泰国相似的地方，反之亦然。阿彼察邦觉得自己是在拍家乡的影片。只不过街上都是哥伦比亚人，而非泰国人。”

不同之处在于，《记忆》是根据每家放映影院的音响功能专门设计的，因为影片的响度和静度的动态范围相当大。因此声音设计过程仍在继续，需要不断调整频率，这或许是《记忆》只能在电影院观看的最终理由。“如果你在电视或笔记本电脑上观看影片，你会听不到大部分细节。只有在影院才能做到这一点，影院的环境是可控的，”里特评论道。“我们强迫观众保持静止安静，不吃东西，进行某种冥想。阿彼察邦的作品是关于体验的。我们观看他的电影的方式是去体验：用你的眼睛、耳朵和身体。”在影片的最终镜头中，随着最后一声“砰”的响起，一个神秘的启示出现了，我们陷入一个思考的空间。“周围越来越安静，声音越来越低，”里特描述说，“一片寂静，寂静，寂静。”也许这就是阿彼察邦第一次访问哥伦比亚波哥大时终于能够拥抱的寂静，正是这种寂静治愈了他的爆炸头综合症。

在城市、土地和哥伦比亚生物多样性之间游荡的过程，也是在不同的领域往返的过程：从研究声音质感到考察土著人的遗迹，让杰西卡更接近过去的记忆和声音，更接近对亡夫的感受，甚至可能更接近一种窒息的哀悼。她在虚无与完满之间漂泊，这正是阿彼察邦所描述的综合症状态。当杰西卡成为记忆时，她找到了一抹纯净，阿彼察邦通过创作过程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找到了治愈的方法。只有在哥伦比亚才能找到。他们远赴遥远的国度，寻找能带来平静的声音——睡眠的声音。

[1]. Lovatt, P. “Every Drop of My Blood Sings Our Song. There, Can You Hear It?’: Haptic Sound and Embodied Memory in the Films of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The New Soundtrack Vol 3 No 1,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2013, pp. 6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