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联的故事 | 哈斯乌拉

1978年文联恢复以后在自治区文化厅副楼一、三、四楼办公。

每天能见到自治区顶级的作家、艺术家工作和创作，这对一个把文学当作梦想的青年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机遇。年底要召开文联恢复以来的第一次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内蒙古艺术萨日纳奖评奖大会并让我负责大会的会务工作，从那以后我才了解了这些作家、艺术家。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评奖活动，担心在会务工作中出现漏洞，因为这次获奖作品好像是三百多件，各类证书、奖状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几天前在审查会场的时候有人提出幕布上最好设计一个索龙嘎奖、萨日纳奖的标识，我立即向领导汇报并找到刚刚调到文联来的画家王延青，请他设计一款大会的标识性会标。他很快设计出一朵山丹花和一道彩虹艺术地结合到一起的图案，领导和艺术家们看了后非常满意。

我也是这次的获奖者之一，是短篇小说一等奖五个人之中的一个。获短篇小说一等奖的都是基层作者，像阿云嘎、邢原平、巴图孟和、陈计忠。只有我是从锡盟刚刚调上来的。所以，这次评奖也是对我创作的宣传，也是让我此后做好文联工作的一个推动。这次颁奖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得到自治区宣传部领导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好评。这一次的评奖奖金不是很多，但是有三百多名作家、艺术家获奖本身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对内蒙古自治区文艺界的一次大检阅、大总结。这次评奖大会的成功召开，在全区文学艺术界掀起了蓬蓬勃勃的文学艺术创作高潮。也让我了解到好多我刚来时发现的上下班不太严格的作家艺术家们，实际上他们每天都在辛勤地创作，也从心里对他们充满敬意。这也是我认识上的一个进步。

获奖作品《虔诚者的遗嘱》刊登于《草原》1983年第10期

1987年5月1日，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纪念日，我接到了文联党组交给的任务：要在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整体反映40年来我区各民族作家、艺术家创作的成就。经过大家一起商量决定组织百人百篇作品在全国各地发表来展示自治区文艺发展繁荣的四十年。经党组同意，我们组织了一个“春之声”笔会，请当时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肖亦农、白雪林、邢原平、杜梅等历时一个月，创作了二十几篇作品，并及时联系《民族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和山西的《黄河》等报刊发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热情反映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春之声”笔会产生的《红橄榄》《孤岛》等作品在《十月》发表以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还联系到新疆文联《民族作家》发了一期专号，又联系民族出版社编撰《当代蒙古族短篇小说选》，并请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鲍昌老师写序，他在序中写道: “这部书像是一套组曲，弹奏出内蒙古人民多少年来的乐章”“描绘出内蒙古自治区当代生活的多彩风貌”“一个文学的‘花的原野’”。

就这样，我们用两个月的时间于1987年5月1日前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作品，一百多名作家参与创作，达到了我们提出的“百人百篇颂边疆”的目标，出色地完成了自治区党委交给文联庆祝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宣传任务。

1987年我到中央党校中青年培训班进修一年。文联党组通知要召开第四届自治区文代会。由于第四届文代会主席人选在选举中空缺，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任命我为自治区文联常务副主席。

当年的文联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短缺。当时我们事业单位业务费少得可怜，每个职工每年只有二千五百元的差旅费，6个刊物一年只有八万元业务费。我记得有一年《草原》办刊经费只分得二万五千元。我遇到时任主编的丁茂表达歉意，他喃喃地说:“我自己看家，所有人都通过关系下去搞钱去了!”《草原》就靠这股劲儿蹚过“沼泽地带”，把刊物办得红红火火。

记得当年一到供暖季节，财政拨款根本不够，供暖期过了半个月依然得不到供暖。为职工们不至于挨冻，我只好个人借了五万元才通了暖气。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我最怕老作家、艺术家住院看病。那时老干部的经费统一在机关事业费中，每一位住院者不交两千元押金就要停药。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我又得向劳动服务公司或个人借钱来保证老同志的正常医疗，真是苦不堪言。

还有一件让我揪心的事情。自治区成立四十几年来，没有一本文艺界辞典，我们会同自治区文化厅和广电局用三年时间组织编纂了《内蒙古文学艺术大事记》，并请时任自治区主席布赫题写了书名。这本《大事记》真实地再现了从1946年到1991年12月31日内蒙古文学艺术界所举办的各类活动以及创作成果、获奖情况、学术研讨会和有较大影响的相关事件，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自治区成立45年来内蒙古文艺界的历史脉络。

经过连续三年的采访、整理和编撰，到1991年5月，共收集1946年1月至1991年底的上千条资料和文艺界各单位、各协会、历次文代会的领导机构沿革、会员、代表的名册。是自治区第一部文艺界资料书。

后来，联系几个印刷厂都因交不了印刷费而不能付印。只好通过关系请内蒙古电视台印刷厂铅印出来。但拖欠的一万元印刷费却没有着落。我向上级有关部门打了几次报告，均无法解决。当时负责组织采访、收集资料的已七十高龄的老艺术家额尔敦扎布，多次打电话和捎信来催问稿酬事宜。直到1997年夏天，把卖书的钱补交了印刷费后才给额老汇去500元，加上以前寄给额老的30本样书，就算是额老三年的辛苦费。这件事说来一直叫我倍感汗颜。

文联第四届文代会以后，我负责管理机关行政和一些协会的创作和业务，基本没有文学创作的时间。虽然也一直抽空在努力创作，但苦于工作事务繁多，文学创作不得不退居次位。这也是深为遗憾的事。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自治区文联是在1949年成立筹备处的，迁到呼和浩特，办公地址搬了十几次，其中一段时间与自治区文化厅创编组一起办公。1986年，终于在时任自治区主席布赫的关心下，将变了多次办公地点的《草原》《花的原野》编辑部和资料室在新华书店的五楼、七楼安顿下来。我们也接到政府办公厅的电话，告知我们，自治区党委决定将撤销的组织部招待所成建制地移交给自治区文联。成建制就是把组织部招待所办公场所和70多名职工全部移交给自治区文联。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是件好事，但几十名职工的工资、福利要靠自己解决，这又成了文联的一个大难题。不要人只要办公楼肯定是不行的，权衡利弊，为了解决几十年没有办公楼的难题，文联党组研究还是先接收了再说。当我把同意接收的党组文件送达政府办公厅后，很长时间没有回话。原来，组织部招待所撤销的消息一传出，好多单位通过各种关系都想争取到在市中心的这套院落。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又去向布赫主席反映。布赫主席立即找来政府常务副主席、计委主任、办公厅主任和秘书长，要求立即下发文件。这样，在市中心一处七亩多地的院子、五千多平方米的办公楼总算拨给了自治区文联。我和办公室的同志们怕又生变，在文件下发后的几天里，趁一个下雨的星期日突击搬了家。自治区文联终于有了一处较宽敞的办公场所。

接收了组织部招待所以后，辞退了临时工，又以一辆轿车带走五名职工等办法削减开支，最后还有20名职工成立了靠挂文联自负盈亏的公司，机关搞经营性公司，问题层出不穷，给文联后续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内蒙古文联旧址（原组织部招待所）合影

　2004年是内蒙古文联成立五十周年，党组研究让我负责拍摄一部反映五十年来内蒙古文联成就的纪录片。拍这个纪录片难度非常大，因为时间跨度长，好多著名人物有的过世，有的调离文联，更大的困难是资金不足。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我就去找内蒙古电视台的领导寻求帮助。后来争取到一些经费，电视台指派了一个优秀的摄制组来完成此项任务。这真使我喜出望外。

费用基本解决了，我们想除了拍摄届时担任协会领导的人物访谈，更重要的是让全国各协会的负责人从全国的角度祝贺内蒙古文联成立五十年的繁荣发展，于是我率领摄录人员，克服北京八月的酷暑和交通不便赶到北京，分别采访了玛拉沁夫、杨伟光、靳尚谊、张炯、曲六乙、徐沛东、罗阳、白庚胜、贾作光等领导和专家。这些名家从全国的角度来谈内蒙古的发展，也讲了很多和内蒙古文联交往的故事，非常感人。我们是在北戴河采访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布赫和他的夫人珠兰琪琪格，布委员长还给题写了“内蒙古文联五十年”。

这部纪录片按计划在自治区文联第六届文代会上播放，还在春节期间在内蒙古电视台多次播放，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在内蒙古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该片还获得了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优秀电视片奖。

内蒙古文联五十周年纪录片资料

1996年和1997年，我参与成立了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和内蒙古职工文联，并担任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主席和职工文联的常务副主席。这两个社团组织均挂靠在自治区文联。二十多年来，我们组织书画家多次深入到农村、牧区、军营等基层采风、创作：作家、书画家到边防慰问官兵，到锡林郭勒盟八个消防军营参观警营文化；组织作家、艺术家为地矿系统出版报告文学集、画册、电视专题片；和呼铁局的作家们创作的报告文学《刘怀玉》《负重擎天》获得了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邀请胡松华、耿莲凤等十几位著名歌唱家分批到包头铝业集团助推职工文化活动；编辑了《绿野听风》《碧水留声》两部职工获奖文集；邀集近二十位全国科尔沁民歌研究专家研讨、编辑、出版《科尔沁民歌论文集》；1998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了中国文联产业（企业）文联经验交流会；在珠海举办的全国企业文联经验交流会上我还做了重点发言，介绍内蒙古职工文联的工作，扩大了自治区企业文化在全国的影响。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我们的助推下，一个原始的、默默无闻的贾浪沟村成为国家AAA级旅游风景区，被清水河县政府列入县域旅游景点。当我们的歌唱家在清水河县贾浪沟村的窑洞里为年逾九十的两位孤寡老人送去慰问和祝福时，多少年孤寂生活的老人笑得十分开心。村里将我们的创作基地命名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通过这些活动，我感到不论是文学还是艺术以及社会文化活动，只要让老百姓喜欢、对社会有利，我们作为作家、艺术家就完成了时代的使命。

　　我从儿时就喜欢文艺，文学创作更让我痴迷，以至于祈盼生命永远成长在文学的土壤里。、

　　1981年5月，我参加《草原》杂志在赤峰热水举办的创作班，回来以后，就想把我身边最激动人心的故事写出来。

热水笔会从左至右：哈斯乌拉、奥奇、温小钰、汪浙成、青格里、高音

　　1983年，我的《潺潺流淌的阿拉坦河》《虔诚者的遗嘱》在《草原》杂志上相继发表，好评如潮。时任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著名作家扎拉嘎胡在评论中说：“1983年10月的《草原》，推出了一份令人震惊的‘遗嘱’。”“这份《虔诚者的遗嘱》是蒙古族作家哈斯乌拉投向《草原》的。他投下的这份‘遗嘱’以其独特的草原风貌和深邃理趣震撼了内蒙古文坛，也震撼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坛，赢得了国内文学界极大兴趣。满身充盈草原气息的哈斯乌拉名声大震，引起文坛广泛注意。”

　　1984年底调入内蒙古文联工作以来，我一边兢兢业业做好文联工作，一边坚持不断深入生活、观察社会、体验人生并诉诸笔端，先后创作出版有小说集《哈斯乌拉小说选》《两匹马的草原》，诗歌集《乌珠穆沁的传说》《马背恋情》《心野扬鬃》，散文集《牧野祥云》《饮马星河》，报告文学集《潇洒狱门关》《百年东方》《集外集》《醒梦天涯》等13部作品和《哈斯乌拉文集》（十卷本）。短诗《思念》被选入内蒙古中学教科书，短篇小说《虔诚者的遗嘱》被编入内蒙古大学《语文》教材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

　　我先后出席第五、第六次全国文代会，第六至第十次全国作代会；作品获得两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及中国文联理论奖、六次内蒙古自治区级奖励和十五次专项奖励。

真要感谢文联对我的培养，使我在垂暮之年依然不忘讲好内蒙古故事，我从2008年退休至今一直坚持创作，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了散文《马背上的吉尼斯》《乌珠穆沁草原的春节》《康巴什之瑰———乌兰木伦河》《刘三姐》，在《民族文学》上发表《怀念我的恩师扎拉嘎胡》。期间，我还创作了30多首歌词。我曾坐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感人肺腑的讲话，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深为“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所激励、所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