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件数量看，滥伐林木刑事案件占全部破坏林木资源刑事案件的近70%，是破坏森林资源犯罪，乃至全部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第一大罪名。为确保此类案件依法妥当审理，根据法律修改和实践情况，对照前述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相关规定，《解释》对滥伐林木罪的处理规则作出相应完善。具体而言：《解释》第5条对“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作了进一步明确，具体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未取得采伐许可证，或者违反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地点、数量、树种、方式，任意采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所有的林木的”，二是“违反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任意采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所有的林木的”，三是“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超过规定的数量采伐国家、集体或者他人所有的林木的”。同时明确，“林木权属存在争议，一方未取得采伐许可证擅自砍伐的，以滥伐林木论处”。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解释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超过规定的数量采伐国家、集体或者他人所有的林木的”（简称“超量采伐”）与“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或者他人所有的林木的”（简称“超地点采伐”）具有实质类似性，均侵犯了他人的林木所有权，也应以盗伐林木论处。经研究认为，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从对林木所有权的侵害看，超量采伐毕竟不如超地点采伐明显、直接。且《2000年森林解释》将超量采伐规定为滥伐林木已有二十多年，实践未反映有明显不当，故未采纳上述意见。其二，解释起草过程中，有意见认为，对于擅自砍伐权属存在争议的林木的，应当按照查明的实际权属准确定性：如经确权，相关林木本就归行为人所有的，则为滥伐；归他人所有的，则为盗伐。经研究，实践中，受历史遗留原因、相关承包、转让手续不全等因素影响，有的林木权属状况复杂，确权过程耗时较长甚至不断反复，等待最终确权结果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在权属确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上述情形以滥伐林木论处，符合刑法谦抑精神，也是源自《2000年森林解释》，实践效果良好。故也未采纳这一意见。如前所述，《解释》对盗伐林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调整，基于同样思路，《解释》第6条对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滥伐林木“数量较大”“数量巨大”的适用情形亦作出相应完善。具体而言：关于入罪和升档量刑，采用《2000年森林解释》规定幅度标准的上限，将滥伐林木“数量较大”的标准，由“十至二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五百至一千株”调整为“立木蓄积二十立方米以上”“幼树一千株以上”；同时，“数量巨大”的升档量刑标准，沿用《2000年森林解释》确定的入罪标准的5倍倍率。作此调整，应能促进改变目前对滥伐林木行为处罚面偏宽、量刑偏重的问题，更好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明确滥伐林木按照立木蓄积、幼树株数的折算入罪标准，以避免形成处罚漏洞。对滥伐林木罪的定罪量刑也增设价值标准。对价值标准的设定，考虑与立木蓄积、株数的大致平衡，将入罪数额设定为“五万元”，升档量刑数额仍坚持入罪标准的5倍。行为人擅自砍伐因灾害受损的本人林木，较之擅自砍伐他人所有的此类林木，社会危害性更轻，原则上宜出罪。基于此，《解释》第6条第3款规定：“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所涉林木系风倒、火烧、水毁或者林业有害生物等自然原因死亡或者严重毁损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确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从宽处理。”摘录：周加海、 喻海松、李振华：《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