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富传奇色彩的1900年庚子京局银元亮相冠军12月1日澳门拍卖

1900年的京师银元总局

京局位置示意图

虚线区域放大图

《中国稀见币参考书》

《东亚泉志》第16期封面文章

《庚子年（1900年）京局制造银币》

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七钱二分银质样币

耿爱德/史威尼/T.C.L.收藏，NGC MS61

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七钱二分银质样币光边版

伊莱·瓦利特/张秀青收藏

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七钱二分银质样币光边版

张秀青收藏

半套光边版中的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七分二厘

半套光边版中的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三分六厘

2007年12月LOT 087

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七分二厘，初铸版，PCGS PR64

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七钱二分银质样币

初铸版，NGC MS60，包克收藏

1949年包克与耿爱德通信

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一钱四分四银质样币

初铸版，NGC MS65，张南琛收藏

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七分二厘银质样币

初铸版，PCGS SP62，张南琛收藏

1900年庚子京局制造库平七钱二分

重铸版，NGC MS64，W&B Capital收藏

此次的澳门拍卖将不收取买家佣金，因此是获得这一珍品的好机会。

12月1日澳门拍卖的亮点将陆续公布，感兴趣的朋友可通过以下方式详询委托及参拍信息。

人们通常认为，京师银元局只可能是通过转移杭州造币厂的机械来建成的，而这种推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1899年12月2日，《京津泰晤士报》在报道称，“配备有德国机器[10]的杭州造币厂被下令拆除，并在北京重建”[11]。英国皇家造币厂在1900年的报告书中称，“杭州厂在1899年8月3日关闭而转为兵工厂这杭州厂的德国机器就被转移到北京去”，美国造币厂在1899至1900年的报告书里第320页中提到，“在1898-1899年已建立而成的杭州厂已停工，而其机器被转移到北京去”，所以北京铸币厂极可能是由杭州之德国机器转移到北京去。似乎在1899年年底前，北京便已有一座造币厂但设备并不完全，需要再加一些装备，所以在1900年1月及3月6日，中国驻伦敦大使向伯明翰造币厂订购，要求在1900年3月6日前运送6具锻车床、6台轧机、1台可以制造5种不同面额的银币的硬币压印机，以及1具150马力蒸汽发动机（原来的蒸汽机可能留在了杭州，供兵工厂使用）。伯明翰造币厂的记录显示这批订购的机器如期到达，但此时正是义和团之乱，这些及其是否有到北京尚有疑问，可能仅运送到天津而已。1900年6月6日可能还额外订购了5具锻车床，也同样转运至天津。

1900年，任何外国人、外国物品都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其中也包括工厂里的外国设备。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爆发，该民间组织起于陕西省，致力于扶清灭洋，很快就蔓延到东北部各省。在1900年5月发展至北京，6月9日，义和团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开始共同破坏北京鞑靼城内的外国大使馆，以及鞑靼城及汉人城内的各个教堂。当时的北京城地图如图3所示，鞑靼城和汉人城连同皇城一起，构成了北京城围城。

义和团对大使馆的围攻未能成功，但一直在持续，直到8月15日八国联军抵达[12]。而银元局在围攻的头两周里免不了遭到了破坏，满乐道(Robert Coltman)[13]记载道，“6月13日，义和团攻击新建的银元局，大清银行遭到来自大使馆东角的来福枪射击。”明恩溥(Arthur H. Smith)[14]记载道，“6月13日整晚，北京四处都有建筑在燃烧，火光冲天，之后两三天，大家都知道了，除了有外国军队保卫的地方，北京所有属于外国人或被外国人占领的地方都遭到摧毁。”尽管银元局可能在6月13日当日得到了保护，但这只是暂时的。9天后的6月22日，义和团再度攻击新建的银元局及大使馆附近的外国建筑物。

总税务司署

之后，明恩溥[15]在其记载中由此阐发道，“在这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攻击在京外国人的行动中，遭到破坏的财务数量难以准确查明。首先，在北京各处有很多个人住宅。其次，位于东交民巷台基厂头条胡同的大清总税务司署也与其他建筑一起焚毁，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巨大损失。电厂的情况和未完工的大清银行和新建的京师银元局同样糟糕。”根据上述内容，以及其他的确凿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京师银元局在1900年6月22日前后遭遇了和很多其他国营企业一样的命运，有无数无价中国古代书籍和王朝记录藏于其书库内的翰林院也同样遭此厄运。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确定，京师银元局在1899年年中至1899年末在北京开工，其中便有来自停办的杭州造币厂的设备（也有可能来自安庆造币厂）。银元局位于鞑靼城，毗邻大清银行，可能位于崇文门大街及长安街西南角（东单公园最北边）。曾两次向伯明翰造币厂订购额外的机器，设备可能未能在1900年6月22日义和团摧毁京师银元局之前抵达中国。

银元局经营

京师银元局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那么它是否真的铸造了任何用于流通的硬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尽管《京津泰晤士报》可能曾在1《京津泰晤士报》899年6月19日预报，“6月22日，在北京将有机器之铜钱与银币”。但除本文所涉及的硬币外，目前尚未有任何一种已知的钱币，可以根据其传说或现存的记录，明确确定其为京师银元局所发行的。

户部明显已经采取前期行动，向新建银元局派遣运营人员。对此，上海出版的中文钱币期刊《泉币》在1944年5月发行的第24期中刊载了一篇由王君复所写的《湖北紫铜样币始末记》，其中有一项有趣的记载。内容如下（意译[16]）：“湖北（武昌）造币厂所铸紫铜样币，五种为一套（一套由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和三分六厘），贮以柟合。或以为鄂局开办时所铸（1893年至1894年）。余曰，此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7]7月，先提法公（王秉恩）奉召入京开办京师银元局所铸，以呈庆邸军机处王大臣，户部六堂及那京卿（琴轩相国时尚为京卿），李通正，郭太常（三人钦派银局提调）诸人者。共铸四十套。

政（正）束装待发，而先王母许太夫人病剧[18]，至九月药养18。十月又奉懿旨，以此等局差与地方事务不同，令于穿孝百日后，迅速来京，以资熟手，钦此。

次年（1900年）（是年北京铸有“京局制造”各币），开冻后北行，甫至沪，拳乱已作，首批员司工匠及应用对象先行[19]。（样币及湖北官布局之布皆预备土物）抵津，为联军兵舰击沉。

两宫既西狩。先公仍折回湖北[20]。故仅余样币数套之留藏箧笥未携赴京师者。

缘此样币之范，为鄂局所用沪匠黄某（此人殁于津沽）所铸镌，先公携之至京，陈之各堂，以示无须赁用洋匠之意。用银铸，与通行者无别，且近贿赂，故以铜为之。丽以官布。皆先公在鄂所办理之成绩也。

前岁移局，摒挡什物，家中人以木合无用，付之炊爨（cuan）。年来则仅存样币之成套者，亦为人易去。今惟残余小品一二枚，以为纪念。因记始末如右。

至往来函电公牍，另黏成册，以为家乘云。后四十有四年癸末九月，华阳王文焘识于苏城僦舍。”

尽管这篇记载中的部分内容略为言过其实，但我们有理由可以推断，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户部已经开始着办京师银元局，同时招募洋匠。文中提及到“以示无须赁用洋匠之意”，即银元局同时也从最好的省级造币厂之一的武昌造币厂招募经验丰富的造币技术人员，但是实际上北京制币厂却是由外国人作为总监技术主管。1899年9月9日《北京天津英文日报》有报道过，“广东造币厂的主管爱德华·怀恩被推荐到北京造币厂当主管”，由此可知，爱德华·怀恩在1899年年底到达北京，在北京的新式造币厂中检验由杭州转来的机器，知道尚欠几样之机器，把所要的机件文书送到在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在1900年1月再跟伯明翰交涉，所以在1900年3月及6月，伯明翰才把各种欠缺之机件送到中国来，但当时已是义和团之乱，机件并未送达北京，仅到天津而已。而怀恩先生可能确实曾经担任该职务，这从其讣告[21]中可见一斑。

怀恩先生颇受中国政府尊重，他曾担任广东造币厂运营部门主管，得到广泛认可，并获旨嘉奖。怀恩虽身处广东，但他代表梅斯·喜敦先生(Messrs Heaton)前往北京，就建立京师银元局一事进行协商。此时正值庚子之乱，怀恩先生曾与其夫人共同进入北京，其后不久，欧洲大使馆便遭围攻。围攻期间，怀恩夫妇受困城中，最终，怀恩夫人在这乱时过世。虽然怀恩先生也曾被报道过去世的消息，并刊登于其家乡（英国）报纸上，但怀恩先生却是有幸毫发无伤地脱险了。

而怀恩先生可能是在1899年末应户部要求前往到达北京，而非代表伯明翰造币厂前往北京。伯明翰造币厂确实在1900年初开始就向京师银元局提供设备一事与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进行协商，但是根据一份对怀恩先生与拉尔夫·喜敦(Ralph Heaton)在那段时期的私人通讯的相关研究显示，怀恩先生并未参与任何协商事宜，也并非代喜敦先生承担任何工作。而1900年在京工作的外国使节人员所写日记中并没有提到怀恩夫人之死，也没有提到怀恩夫妇在那些在大使馆中避难的外国人之中。因此，怀恩似乎确实见证了京师银元局的开建，并在庚子之乱期间被中国人监禁，或受中国人庇护。

爱德华·怀恩能够负责新建银元局得益于两件事。1900年3月及6月，银元局向伯明翰造币厂订购的设备和怀恩在广东造币厂订购的设备一致，而该造币厂的设备也一直是来自伯明翰造币厂。这表明，怀恩在1899年到达北京之后，首先便是调查了从杭州转移来的设备，并且列出所需的额外设备。该清单寄至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据此从伯明翰造币厂采购所需设备。

更重要的是，尽管耿氏所知甚多，但1900年京师银元局生产硬币所用的钢模实则是从伦敦的一家钢模公司订购的。[22]爱德华·怀恩当时没有可用于供应的钢模制造厂于是他和在1888年建立广东造币厂时一样[23]，是从伦敦订购钢模。1888年5月19日，《伦敦画报》曾报告过，广东造币厂是由爱德华·怀恩一手包办兴建而成，其钢模是由伯明翰公司造的，但钢模是由怀恩家族里的艾伦·怀恩（Allen Wyon）雕刻出来的，这可以知道爱德华·怀恩和伯明翰的关系密切，所以爱德华·怀恩到北京时，他想要的机器及钢模当然便由伯明翰公司订购。在英国博物馆[24]的文献记载中，列出了308个由怀恩公司制造但在1933年2月为约翰·平切斯(John Pinches)在伦敦的公司所获得的钢模，这便包括有1900年庚子北京制造银币的钢模，其中便包括一整套的龙纹冲床及钢模，以及一套近乎完整的1900年北京制造庚子银币母模具。所以说北京制造庚子银币的钢模是由艾伦·怀恩雕刻是没有错的，1933年2月，怀恩的遗产拍卖给约翰·平切斯在伦敦的公司。他用自己保留的原来的钢模再做了两套光边银币，这银币后来被英国斯宾克公司买去，后来在1980年再转让给台北鸿禧美术博物馆[2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艾伦·怀恩的伦敦钢模公司根据爱德华·怀恩的订单，为北京庚子银币制造了一套母模具，而且用此生产了一套钢模，并寄往北京[26]。而这些模具是否在京师银元局使用，仍有待商榷。从1900年3月及6月的设备订单性质可知，从杭州造币厂转移机器无法满足京师银元局任何重要的生产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钢模也多少生产了一定量的硬币。就所有已知北京庚子银币的样币而言，它们都展现出非常相似的钢模特点，这可以表明它们都是使用同一套钢模生产的。

庚子北京制造银币——数量有多少

依照耿氏的说法：“京师银元局至少铸造了10套试铸品，其中七分二厘及一钱四分四厘银币可能多一点。”他继续引用朋友施嘉幹所言，同意铸有七分二厘及一钱四分四厘试铸品的说法，但他认为，“……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三分六厘银币是在上海由原模私铸的。”在其与笔者的私人通讯中可知，另一位知名的香港钱币学家（非华人）称，“大家一致同意，钢模的前任所有者必定制造了至少满满一鞋盒的后铸币。”

关于庚子京局银币的数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而现有的证据似乎对耿氏更为有利。笔者追踪了1950年至1980年间，所有可以找到的5种面额的庚子京局银币，不论其发行与否。公开和私人知道的拍卖物中，捡取一钱四分四厘银币拍卖转手的记录如下[27]：

这些一钱四分四厘银币经过30多次拍卖转手，数量不超过12枚，但根据上述买卖的起始与结束时间，甚至可能只有7枚。而其他面额的银币并未有如此之多的买卖，其记录均表明，它们的现存数量更少一些。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段时期内，有些银币已埋没于私人收藏之中，这些私人间的买卖无从得知，所以其他面额的银币数目可能比买卖活动中所知的还多。

根据买卖记录，以及其他一定数量的未经记录的银币，其作者估计1900年北京造币厂发行的各面额银元数量可能在10枚至15枚之间，但一钱四分四厘的数量可能在20至25枚之间。这一数字与耿氏及其中国朋友施嘉干的结论一致，也与香港张璜先生[28]私下告知笔者的说法一致，但却与1988年苏佩里欧与古德曼先生之间的买卖描述并不相符[29]。

庚子京局制造银币铸造的时间与地点何在？

京局制造银币相关出版物介绍了它们是在何时被第一次发现的，以及它们最后的铸造时间可能是在什么时候。笔者依据主要书本资料做出如下小结：

(1)最早涉及京局银币的参考资料是1935年2月8日寰球邮币公司出版的《中国稀见币参考书》，作者王守谦[30]，其中中国货币的定价汇编涉及京局制造银币相关内容如下：

(2)最早涉及庚子年京局制造银币伪品的是1937年11月10日邓肯·雷伯恩(Duncan Raeburn)[31]向中国集币协会发表的《臆造品钱币》一文，该文刊登于1938年6月的《中国研究》。文中耿氏（Kann 34F）介绍的京局5角银币照片当为伪品。

(3)之后一本关于京局制造银币的参考资料是1937年科门奇尼(M. Comencini)[32]所著《近代世界钱币(1870-1936)》（伦敦：麦森公司，1937）。书中介绍并描述了京局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银币。科门尼奇表示，“在联军解救被围困的外国大使馆之后，缺少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银币的情况未能缓解，为此铸造了这两种银币。”但如上文所述，现存样币的数量并不支持这一说法，而银元局也非在这一时期遭到破坏。

(4)此后不久，蒋仲川[33]在1939年上海寰球邮币公司出版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中的第140页中对庚子京局制造银币做了如下描述：“京局制造银币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京铸造之银币，仅有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银币2种，铸模精良，银色亦好，甫经铸成，适值拳匪变乱，未能继续铸造，故流传极少，足亦名贵之品。”

(5)1947年上海出版的徐先生所著《中国钱币目录》第27页第一次提到全部京局银币1套有5种。但书中未作相关评述。[34]

(6)1949年6月上海出版施嘉幹所著《中国近代铸币汇考》指出，“京局铸造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银币时，正当义和团之乱，银元局部分烧坏，被迫停工。但这银辅币并没有流通使用，现存的七钱二分和三钱六分银币均是用现存的原钢模在近代再铸造的。”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到京局银币的钢模。

(7)京局制造银币发行的另一重要参考资料是原来1954年耿氏所著《中国钱币目录》，耿氏在书中第1页至第2页完整地介绍了该系列硬币。并且提到他认为官方的京局全套有5种银币，另有1枚三钱六分银币的伪品。

(8)1954年，彭信威(P'eng Hsin-wei)首版《中国货币史》第一次提到京局系列币有金质铸币；在1965年的英文版中又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局有试铸一钱四分四厘和七钱二分银币，是在天津铸造，有从七钱二分至三分六厘五种不同面额的银币钢模，但仅试铸了这两种，这些钢模后来转手到私人手中，又私铸了几套银币及金币”。京局金币有七钱二分及三钱六分齿边样币两种，1973年6月，在美国苏佩里欧邮币公司拍卖时作为578号和579号拍品出现过。

由以上文献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知道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银币比其他三种早一点出现，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种银币是在官方造币厂铸造的。并且，不管是否它们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是在北京铸造的，还是如彭信威所说的在天津铸造，这都不会影响其合法性，因为两家都是官方造币厂而笔者倾向于北京制造的说法，只不过是因为这种观点和大量现有根据实品记述与参考数据的矛盾之处更少。

就发行时间而言，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银币出现在1935年书籍出版之前，12年之后，才出现全套京局银币相关的参考资料。除此之外，三钱六分银币伪币出现于1937年，此时尚未有关于钢模或其他3种面额更大银币的相关参考书籍出版，这表明三钱六分银币伪币乃是根据当时已知的一钱四分四厘银币而仿制。[35]最后，施嘉干在其1949年出版书籍中提到银币钢模，徐先生在其1947年出版的书籍中提到了全套京局银币，而1939年蒋仲川更新王守谦早期著作时却未提及相关事宜，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京局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三分六厘银币是1939年至1947年之间铸造的。而这些提及京局全套银币的书本都是上海出版的，这点也不无巧合。

根据钱杰在1983年《中国钱币》创刊号中所发表的一篇文章[36]，他认为在1900年北京造币厂被焚之际，造币厂工人抢出4种钢模（无七分二厘的钢模）及几枚七分二厘、一钱四分四厘的试铸币，当时没有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三分六厘的试铸币，以后工人将此套钢模连同几个试铸币带到天津，卖给方药雨，而方药雨又经过张絅伯介绍，售给上海大收藏家陈仁涛。后来，钢模借给了上海硬币铺店主王守谦，他在1940年前后用这些钢模铸造了一些京局银币。陈仁涛在1947年移居香港，后在1952年又将这些藏品卖给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上述记载得到一项有力的佐证。首先，这些年份与所引资料参考中的年份完全吻合。此外，涉及人物可以得到确认。根据邱文明[37](Arthur Braddon Coole)所述，方药雨，原名方若（这也可能时为什么耿氏为何错提方先生及于先生的原因），是著名的收藏家及作家，居天津。而还对方先生作了一段有趣的描述，可能与此事有关。邱文明[38]是方药雨的密友（但不是亲戚）及合作伙伴，他形容方药雨是一名钱币藏家和古玩商人，住在北京“前门北边几个街区的秋露胡同（音）16号”。此外，他还说到，“他是一个老派的中国学者，誓不让外国人踏入他的家中……”这虽未得到证实，但似乎方药雨确是有扭转乾坤之力的人，因此他才能救下这些钢模，并且收归囊中。

邱文明还说到，1939年，在与其上海好友张絅伯的私人信件中得知张絅伯的亲戚陈仁涛买下方药雨的硬币收藏。陈仁涛正是耿氏“自1947年移居香港”一句中所指的不具名人士。但根据对陈仁涛有所了解的沃德·史密斯先生(Ward Smith)(193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39]与笔者的通信，陈仁涛“并不是真正的（钱币）收藏家，而是一位投机生意人，涉及领域包括古董、房地产……。”这也难怪，他从方药雨处买下的钢模要请上海著名的币商王守谦鉴定。而王守谦就根据原来的钢模私铸了几套，通过这种方式私铸的银币包括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三分六厘三种。

王守谦当时应当已经知道可以从何处得到用这些钢模所铸“硬币”。因为尽管京局一钱四分四厘银币的内齿数和珠数相同，但有两种不同的齿边数，即114齿和126齿，这便足以佐证。显然，如果这些钢模确实是在失火后才救出的，那么将钢模从被焚毁的造币厂中救出时并未将原来的箍圈一起带出。值得一提的是，京局七钱二分银币也有两种不同的齿边数，即144齿和152齿，这表明有另外在香港铸造的银币。

1947年后，陈仁涛和王守谦移居香港，后者在此又开了店，并且重操硬币销售的生意。王守谦在19世纪50年代末过世，在他死后，其遗孀继续经营，但规模可能有所缩小，仅在金家的古董店内有一个小摊位。不论如何，古德曼（注29）表示，60年代末，他曾在王守谦遗孀处购得三套京局银币。张璜先生在1973年告诉笔者，陈仁涛家族不再提供京局银币，这表明王守谦遗孀所售银币实则属于陈仁涛。

但是这些钢模究竟有怎样的遭遇？这点仍然存疑。古德曼告诉笔者，当他想从王守谦夫人处购买第四套京局银币时，她表示钢模已经在后铸过程中损坏。张先生在其与笔者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在1950年到1951年左右，陈仁涛告诉他，自己把全部的中国硬币收藏及四种钢模以80万港元的价格卖给了中国政府。沃德·史密斯在给笔者的私人信件中明确表示，陈仁涛将其藏品卖给了中国政府的代理，就史密斯所知，当时售价为20万美元（约80万港元），但他并不知道模具是否也一同出售。

如注35所说，钱杰在其文章中表示，陈仁涛将其硬币出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因此钢模现藏于北京。”但钱杰未能在其1980至1981年间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通讯中确认钢模是否存于北京。然而，钱杰在1994年末的私人信件中称，他造访了该博物馆，并且见到了钱币藏品部的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他，钢模是从陈仁涛处获得，确实藏于馆内。他还说，七分二厘的钢模现存于辽宁省沈阳市博物馆，北京博物馆试图将其买下收藏，但是未能如愿。尽管钱杰确实未亲眼见到模具，但他的消息无疑是正确的。[40]

这似乎可以印证本文的主要结论，也解释了为何没有七分二厘后铸币。方药雨从未获得七分二厘钢模，这点显而易见，但是七分二厘钢模确实存在，至于它是如何流转到沈阳市博物馆的，这仍然未知。

总而言之，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版本的说法。即1935年前，有少量使用合法钢模铸造的京局七分二厘及一钱四分四厘银币，这些银币可能是在京师银元局铸造的。天津的方药雨可能是通过其北京的好友方雨楼最终获得4件钢模（缺少七分二厘钢模），这些钢模在1939年卖给了上海的陈仁涛。第五件钢模则和其他几件分离，流转至沈阳市博物馆，具体过程未知。上海钱币商王守谦使用4件钢模在上海铸造了10套京局银币，其中1套被耿氏得到[41]，另外至少铸有两枚金币样币。1948年，王守谦移居香港后，将其硬币店铺内剩余的银币出售，1952年，陈仁涛将钢模及其收藏的中国硬币卖给了中国政府。

京局银币的发行情况

京局银币发行的合法性尚有诸多争议。有人同意耿氏的观点，即京师银元局铸造了10套银币，因此，认为这些全是合法的官方制币。而另一些人认为，只有七分二厘和一钱四分四厘是在京师银元局制造，因此在造币厂以外的地方铸造的硬币均为非官方的后铸币[42]。而还有一个中间派认为，现在七分二厘银币既有官方制币，又有非官方制币，可以通过其铸造特点进行区分。

为检验后一种观点，笔者在1981年把2枚七钱二分，2枚一钱四分四厘及1枚三钱六分，1枚七分二厘，1枚三分六厘送到英国皇家造币厂[43]检验，其冶金及钢模特点如下表：

英国皇家造币厂意见如下。综合来看，这些银币可以分成2种，第一种是第5、第6号；其余则归为第二种。第一种银币比重较轻，表示其含银量少。5号和6号这两枚银币有两样关键特征⸺珠状缘饰和边缘品相良好，表明其经过了恰当的铸造程序。而第二种是第1、第2、第3、第4及第7号，经过光谱仪扫描发现其含银较多，且5种硬币成分一致，其铜金属的峰值明显高于铁金属及银金属的峰值。比较两枚七钱二分硬币及两枚一钱四分四厘硬币的铸造特点，七钱二分硬币之间的差异要小于一钱四分四厘硬币之间的差异。其中，观察到的差异显示，两对硬币中的各枚均是在十分不同的情况下铸造的，但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哪一枚铸造时间更早。耿氏七钱二分硬币的锻造水平比第二种中的其他硬币更好，第二种硬币多少有些重压的痕迹。

这些技术发现尽管未解释这些硬币是何时何地铸造的，但也明确支持了前面的结论。然而，如果想要估计其价值，就不得不考虑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少量样本。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第一种及第二种硬币的成分有明显不同。如果认为第6号七分二厘银币不是后铸币（因为没有钢模留传到外面），则114齿的第5号便也是官制币，其他都是后铸的。这和张璜先生得出并在私人信件中告诉笔者的结论一致。而且七钱二分有2种不同的的齿边数目，这表示可能也同样有两种齿数版本的三钱六分及三分六厘存在。

总结

笔者由以上已知或推论的事实，在不违背已知事实的前提下，通过逻辑理性推论得出下列结论：

1899年，清政府下令京局创建银元局，集中控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省级造币厂于是委托前广东制币厂总工程师爱德华·怀恩管理运营银元局，并征募武昌造币厂技术人员，但这些人并未到达北京。杭州造币厂的机械被移转到北京，银元局毗邻长安街上的北京大清银行（见图），占地30英尺x80英尺，这些机器便安装于此。银元局铸造新币所使用的钢模订购自伦敦怀恩家族公司，并且从英国伯明翰公司订购了一些额外的机器，这些机器确实运抵了中国，但因为义和团之乱，并没有运至银元局。尚未竣工的银元局铸造了一些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银币（或许是支付工资之用，或试铸品）。最终，一些银币流传到外面来，落入藏家手中，并且由此流转入上海王守廉的硬币商店。

1900年6月22日，京局造币厂被义和团所烧，劫掠者抢出钢模，最后，其中七分二厘钢模成为沈阳市博物馆的藏品，其他钢模则出售给方雨楼[44]。但因方雨楼爱好的是古钱，因此将其售给收藏金银币及铜钱硬币等中国硬币的天津好友方药雨[45]。1939年，方药雨经张絅伯介绍，将全部古钱珍品[46]，包括金银及这些钢模再售给上海的陈仁涛，陈仁涛委托，也可能是允许给王守谦用这4套钢模私铸了几套，其中包括有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三分六厘3种。而当地藏家拒绝收藏这些私铸硬币，在1948年陈仁涛及王守谦移居香港后，又后铸有几套，售给了外国钱币商及藏家。此后又在香港另铸了几套，最终，陈仁涛在1952年将其拥有的全部钱币卖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些都对我们就如何看待这些京局银币提出了疑问。这些银币都是使用合法钢模铸造，因此不能称之为伪币或赝品。七分二厘及114齿边的一钱四分四厘可能是在京师银元局铸造的，但是它们可能是未经政府授权作为流通货币之用，因此它们不能称之为“官方制币”。七钱二分、三钱六分及三分六厘银币并非在京师造币局铸造，因此在上海及香港铸造的银币不能称之为“后铸币”（用原模在以后年代压制的硬币）。或许这些七钱二分、三钱六分及三分六厘银币称之为“非正式制币”更为合适，而后铸币可以指非京师银元局所制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及114齿边的一钱四分四厘银币都是在京师银元局铸造，可认为是“官制币”。而怀恩公司在将钢模转交至京师银元局的时候，有可能也将1或2套用这套钢模铸造的5种面额的银币一同转交。如果确实如此，则这些硬币可能无法凭肉眼将其与非正式制币及后铸币区分开。最有可能将其区分的特点划在，其统一含银量为0.925（英国英镑）。而笔者并未听闻有该类铸币。

然而不论如何看待这些银币，所有这些硬币都被认为是将官方样品铸币”。这一术语现在也同样适用于台湾的光边铸币，在伦敦铸造这些硬币的母模具可能和转交至北京的母模具是同一件。

不论如何称呼这些钱币，它们都是珍稀的硬币样品，因为这种硬币虽计划投产，但最终并未投入生产。它们极具历史意义，这主要归因于两点。其一，它们所在的时代里，省级造币厂运营中充斥着腐败，这种腐败是成立京局银元的唯一原因。其二，它们所在的时代里，中国卷入了一场战争，试图摆脱令人憎恨的外国入侵，而这场战争正是京局银币从未流通的原因。因此，由于这些银币是所有的非官方样币，钱币界认为其值得收藏，并且非常值得拥有。

曾泽禄按京局银元局筹建的原因与事实，在中文史料也有提及到，例如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九日《户部奏遵旨会议广用银圆以维圜法情形折》的档案中有提到“，……现在京师市面，每银一两兑当十钱不足五百，未抵制钱一千之用，而物价仍一切腾贵，官民交困。……独京师为首善之区，而钱荒之弊年甚一年，几苦束手无可补救者，一则部款出纳为书丁妍窟所在，深感变通成法，则侵蚀克扣之伎俩顿无所施，一则士大夫到生长北方，于南省龙圆便民之利与洋圆漏厄之害向所未睹，故于铸圆之议阻之甚力，又前年粤广所解银圆三十万，户部有搭放无搭收，出入未能一律，故行之未着大勃也，今铸圆一事已于四月二十七日遵奉谕旨，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试办，惟设厂购器为日尚长，而小民之困于钱者，实有迫不急待之势……査京城制造银圆，虽已奉旨试办，然创建厂属安进机器，尚需时日……”

致谢

在本文调查研究的20年间，有很多人和笔者通信分享了自己的大量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全都不可或缺！尤其要感谢李察伟德(Richard Wright)，他对中国铸币的了解出类拔萃，长久以来都在为我提供支持。此外还有加利福尼亚州阿普托斯的唐·卡纳帕罗(Don Canaparo)；台湾的刘宽镕、徐讚昇和张秀青先生；暂居北卡罗来纳州的翟建林；爱荷华市的帕特里克·霍根(Patrick D. Hogan)；伊利亚特州奥罗拉的奥·布莱恩(M.J. O'Brien)；英格兰伦敦的安德烈·德·克莱蒙特(André de Clermont)；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贾斯汀·王(Justin C. Wang)；及马萨诸塞州谢尔顿维尔的怀特(R.B. White)，他们的名字有的已经在注释或注脚中提到，在此再次表示感谢。我尤其要感谢的是来自上海的钱杰先生，感谢他慷慨的与我分享他对这些硬币的了解——这些都是花费了他大量精力才获得的。最后，我想要谢谢我的兄弟——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黑尔·史威尼（Hale Sweeny），感谢他帮助我进行翻译，并且代我花时间在纷繁的互联网中搜集信息。

注释

[1] 此外还有第6种面额，即十文，已知有铜币及黄铜币两种材质。然而，人们一般认为这种面额的仅为臆造品。该币直径28毫米，重6.5克。1935年《中国研究》第23卷第6期中首次提到这种硬币，列于伍德华题为《中国机制铜元》的系列文章中。伍德华说到，“这一小巧的硬币似乎是为在北京流通而制造的，但在铸造了几枚试铸币后，被认为并不合适流通而遭到放弃……”十文铜币数量极为稀少，而这又是所有资料中最早涉及北京发行钱币的参考资料，因此伍德华的描述似乎颇为可信。有人基于逻辑推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没有任何已知的证据可以证实两种结论中的任何一种。

[2] 原在1954出版于香港，后由纽约河滨造币厂于1966年再次印刷。

[3] 詹姆斯·史威尼:《伯明翰造币厂钱币史》（伯明翰，伯明翰造币厂，1981年），第78页。也可参见李察伟德于1976年出版的《钱币编年史》第16卷，《中国省造银质龙纹硬币》。

[4] 同上，附录二。

[5] 其后不久，1900年1月17日《北华捷报》进行了报道，总理衙门在1899年6月时已经决定，“……在首都建造配备有外国设备的大型造币厂有益于各个阶级，而且现在的旧造币厂不诚实和欺诈行为频现，运行这样一座造币厂，可以防止这些行为。”6月5日，敕令总理衙门仔细考虑，“……在北京建造外国模式的造币厂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程来取代旧造币厂……”“旧造币厂”一词明显是指相对较新的省级造币厂。

[6] 据作者所知，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实安庆造币厂机械设备最终运往何地，因此京师银元局究竟是如何建立的便只能推测其可能性。然而，1900年英国皇家造币厂报告中的一项声明称，“这座造币厂已经关闭，机器将被送往武昌造币厂”，这一说法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并有造币厂地理位置和建厂需求为证。

[7] 耿爱德：《中国造币史》，《中国研究》，第39卷，1939年。

[8] 奕劻是慈禧太后把持朝政时的内阁大臣。

[9] 事实上，已知的造币厂设备详情仅见1900年3月的设备订单，订单中含有6台轧机，“计划安装在长80英尺，宽30英尺，高14英尺的工厂中。”其中指出完整的设备规格和希顿家族在1887年建造的广东造币厂（627英尺×424英尺）一样，这些设备占京师银元局近乎三分之二的位置。

[10] 1899年12月2日，《京津泰晤士报》报道称，“户部已购买德国造币设备，并于几天前运抵北京。”尽管时间上尚存疑问，但可以推测，这里的设备指的是注脚11中的杭州造币厂设备。1900年英国皇家造币厂报告第41页称，“杭州造币厂在1899年8月3日停办，转作兵工厂。造币厂中的德国设备运送至北京。”美国造币厂1899年至1899年报告的第320页指出，“这一年（1898-1899年），制造银元及辅币的造币厂（无疑是杭州造币厂）竣工，正式投产，但之后接到命令，要求即刻停工，将机器转移至北京。1898年秋抵达造币厂的外国专家也转移至南京。”

[11] 1892年至1901年《大清海关十年报告》第8卷第9页称，“1899年10月，杭州造币厂拆除，机器运送至北京；国外负责人也共同调派北京，提供服务。”

[12] 1900年，由英、美、日、德、俄、意、法、奥组成的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这种国际联合颇为少见。

[13] 满乐道：《北京被围记》（费城：戴维斯公司，1901年），第210页。

[14] 明恩溥：《动荡中的中国》（纽约：弗莱明瑞威尔公司，1901页），第1卷，第237页。

[15] 同上，第238页。

[16] 感谢廖博士(T.W. Liao)进行翻译，可能因为他不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该内容翻译有一些错误。

[17] 在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位负责人的私人通信中可以确认，这5枚硬币正是耿氏在其铜币系列文章中所提及的编号为40x至44x的那些硬币。其背面和七钱二分银币相似，在希顿风格的龙纹边上是英文“HU-PEH PROVINCE 7 MACE AND 2 CANDAREENS”字样。其正面图案也都相同，珠圈内的汉字直读“光绪元宝”，周围印有中文及满文“湖北省造”字样。其中一套样币是由耿氏在1971年6月18日出售（舒尔曼铸币公司及质量销售公司），编号为44-48。该试铸币可能是在1899年铸造的，但其钢模似乎是1896年为常规发行的硬币所制。这点可以在同期发行的《泉币》杂志中由王君复所写的另一篇文章中得到印证。他称湖北铜币样币的木盒上有10个汉字作为标记，该标记意为“5枚湖北造币厂制银币”。他提到自己拥有一套试铸币，并补充道，“那些日子里（1944年），想要找到有相同设计的银币是件很容易的事，但铜质试铸币极少。”

[18] 根据古代习俗，父母过世必须守孝三年。

[19] 从武昌到北京要沿长江行至上海，然后经黄海、直隶湾和培江至天津港，最后经铁路至北京，全程约14 00英里，而这段行程必须等到春季黄河水位高涨时才能启程。

[20] 事实上，他们航行至北京以逃离联军追捕。1900年8月15日，联军抵京，皇室离开北京。

[21]《伯明翰每日邮报》，1906年8月24日。

[22] 怀恩兄弟是托马斯·怀恩(Thomas Wyon)19世纪初在伦敦成立的私人钢模公司的合伙人。托马斯于1830年过世，在他死后，本杰明·怀恩(Benjamin Wyon)继承了公司，之后再由本杰明的两个儿子，即怀恩兄弟继承。1872年，艾伦·怀恩加入公司，而北京造币厂所用钢模正是由艾伦制造，这点毫无疑问。

[23] 1888年5月19日，《伦敦画报》报道称，广东造币厂首批货币所用钢模是应伯明翰造币厂的订单要求，在爱德华·怀恩的监督下由艾伦·怀恩雕刻。

[24] 感谢菲利普· 阿特伍德(Pilip Attwood)提供怀恩钢模登记册中涉及中国钢模页面的复印件。

[25] 包括在1889年前后广东造币厂制造发行年份未明的第一批广东银元(七钱三分等面额)的母模具、钢模和冲床。

[26] 他保留了母模具，并用此制造了另一套钢模，用该钢模铸造了至少两套光边银质样币作为公司的参考藏品。这两套银币现在台北张氏基金的张秀青先生处收藏，曾于上世纪80年代被怀恩遗产卖给斯宾克森公司，由此进入张先生的藏品之列。两套硬币均无齿边，其中一套有950-953系列号的戳记，以此确认它们是怀恩公司自己的硬币及纪念章藏品。边缘有标记的套币在张氏基金1990年出版的《晚清珍稀金银币》及董文超1992年出版的《近代中国金银币及纪念章概览》中有所介绍。根据劳伦斯·布朗(Laurence A. Brown)于1989年在英国艺术奖章协会发表的题为《怀恩家族的私人纪念章》的讲话，可以推断，这些标记是出于上述目的。

[27] 该表未向作者明示或暗示任何保密信息，仅显示公共记录中的材料或已获得发布的材料。请注意，经销商、公开拍卖和公共的固定价格清单均为斜体。所示日期为寄售或出售日期。

[28] 当时，张璜先生是中国知名的钱币藏家，在其与笔者通信中，就京局制造银币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其观点和耿氏向“笔者的一位中国钱币藏家朋友”透露的观点完全一致。张先生阐述了这样一件事实，只有一钱四分四厘银币比七分二厘银币是在京师银元局所铸，这些是其中的官制币，他“估计有约10对银币在藏家手中。”他补充道，非官制币是使用陈仁涛的4件钢模铸造（见注30），因此现存的一钱四分四厘银币比七分二厘银币多了一些。

[29] 拍卖目录中的描述如下：

“1962至1967年间，古德曼先生前往香港约有15次。在香港时，他从王守谦夫人处购买了诸多硬币，包括三套难以觅得的京局银币。王守谦夫人在金先生位于香港旧亚历山大大厦（现已拆除）所有的大型古董商店底楼有两张硬币展示桌的位子。

王守谦夫人60多岁，性情温和，备受尊重，竟只是一位钱币藏家的夫人（此处有误），这让古德曼先生颇为惊讶……耿氏提到，钱币藏家王守谦先生买下京局银币钢模及8套京局银币！金先生是王守谦夫人的朋友（已过世），也是她丈夫的藏友。金先生的两个儿子在其过世后接管了他的古董店，他们信守金先生的承诺，让王守谦遗孀免费使用铺位，直至其过世。王守谦的夫人向古德曼先生承认，他们夫妇共拥有全部8套京局银币，缺少了几枚小面额银币，因钢模损毁，无法再进行铸造。这似乎是在这家民间小店试图使用这些钢模铸造时损坏了。大约20年前，古德曼在日本出售了其中两套迷人的京局银币，并保留了一套自己收藏（即该次拍卖中的这套）。”30在共产党执政前，王守谦在上海经营硬币商店。他和古董商金先生以及投机富豪陈仁涛一起在1947年移居香港。在香港时，他在金先生新开的古董商店中做钱币买卖。王守谦和金先生都于50年代过世。此后，金家继续经营古董生意，并让王守谦夫人继续在他们商店的底楼做钱币买卖，至少持续到60年代才结束。

[31] 邱文明在《远东钱币书目》（北京：中国加州大学，1940年）第245页中说到，雷伯恩(Raeburn)在上海受雇于英国怡和公司。

[32] 据邱文明所说（同上，第230页），科门奇尼是一位钱币藏家，在1905至1934年供职于上海国际事件处理警察部门，退休后回到英格兰。

[33] 蒋仲川和王守谦乃郎舅。这本书的铅版中也有一些曾用于王守谦早先出版的书籍，这些铅版最终交给了耿爱德，他曾仔细考虑是否要在1954年的书中使用这些铅版，但最终决定使用照片替代白描画。

[34] 该书经常更新，在1947年版中，徐先生列出了5种面额的银币，其制造不具备合法性或来源资质。最后一版（1991年）的配图与第一版（1947年）的配图相同，但文本将所有的配图都标注为“后铸币”。无配图的七分二厘和一钱四分四厘条目都标注为“官制币”。

[35] 和三钱六分伪币一样，也有七钱二分伪币存在，七钱二分伪币用阿拉伯花纹装饰，该花纹与一钱四分四厘硬币上的阿拉伯花纹一致，而不是采用三钱六分和七钱二分真币上的阿拉伯花纹，这必然会被视为是非常重要的反常现象。

[36] 详见1983年钱杰在第一期《中国钱币史》中题为《京局制造七钱二银币是后铸币》的文章。

[37] 邱文明，《自传》，第110页。

[38] 邱文明(Arthur Braddon Coole),《中国当代金银币图录》（丹佛：邱文明，1967年），第23页。

[39] 该信息载于作者1972-1973年间的私人信件。史密斯先生（和布莱恩·马特拉弗斯(Brian Matravers)）是《中国纸币》的作者，193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就读于哈佛大学，专攻中文。他花了约20年的时间，在远东地区从事新闻 / 记者工作，他在那里和大多数参与了京局银币流转过程的人成为了朋友，包括耿爱德、金先生及王守谦。

[40] 钱杰也在他最近写给笔者的信件中说到，60年代的时候，他亲自和王守谦的兄弟进行交流，得知其曾帮助王守谦用陈仁涛的京局银币钢模铸造“后铸币”。最后的这一点信息似乎在笔者验证本研究主要观点的过程中起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

[41] 张璜先生在其与笔者的私人信件中称，耿氏在1946年买下了自己的那一套银币。如果确实如此，当时王守谦和陈仁涛（及后铸币）应该还在上海。张先生还称，陈仁涛实在1948年移居香港的。

[42] “在这儿（香港），没有中国藏家收藏七钱二分、三钱六分及三分六厘币，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都是用真的钢模铸造的非官方制币”，张璜先生如是向笔者表达了他的观点。

[43] 感谢格雷厄姆·戴尔(Graham P. Dyer)、造币厂图书管理员和负责人以及其雇员，感谢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检验。

[44] 这是耿氏关于京局银元记载中的方药雨。

[45] 这是耿氏记载中的于先生。方药雨本名方若，“若”字在奥地利语中的发音类似“于”字。

[46] 见邱文明所编数目第59页。

造币厂产量需要适应市场需求，因此，从上述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华北倾向于使用七钱二分硬币，华南倾向于使用小额银币。（同样，在华西建立造币厂之后，虽然有与三钱六分同等面额的印度卢比，但三钱六分还是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硬币）。小额银币可以使用中等规格的压机铸造（喜敦2号），而七钱二分及叁仟陆放则需要使用大型压机铸造（喜敦4号）。两台喜敦4号便足以在1898年一年中，生产全部700万枚中国省造银元。

我们对1898年9月新建的杭州造币厂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日产量达20万枚，年产量在5000万-6000万枚间。但是当时的浙江省造硬币表明，造币厂的确铸造了一些七钱二分及三钱六分硬币，因此，该厂必然配备有一台喜敦4号压机。然而，1899年，杭州造币厂量产的是华南喜欢使用的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及三分六厘硬币，因此，该造币厂可能还配备有几台喜敦2号压机。根据英国外交部1907年报告记录，杭州银元“质地轻，品质次”，这或许就是该造币厂没落的原因。

1899年，省级造币厂数量猛增，设计、重量及银质标准越来越差。并且当时敕令及报纸报道所表现出的意图与官方意图并不一致，这让人颇为疑惑。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可能是政府决定禁止任何不完备或“劣质”造币厂进行生产；同时决定在户部的监督下，在北京建立“模范”造币厂，将该造币厂用作为“华北造币厂”，并为华中及华南地区经筛选后留下的造币厂提供样品。因此，从逻辑上讲，该造币厂主要生产七钱二分硬币。

于是，可能由于官方不希望杭州造币厂继续经营，就简单拆除厂内的硬币压机和轻质机器，由此，杭州造币厂的生产能力遭到严重削弱：拆除的机器运往北京，供京师银元局使用，一石二鸟。然而，运往北京的压机似乎只有希顿4号，这不足以满足一个潜在七钱二分硬币生产商的生产需要；因此，这可能就是在1900年3月向伯明翰造币厂订购时，增加了一台（喜敦）4号压机的原因；此外，这也是订单中订购（钢模）锻车床、轧机和马力蒸汽发动机的原因，有了这些机器，便可以生产所有硬币饼坯所需的重要银片。詹姆斯·史威尼指出，机器要在“1900年8月6日”前送到，因此，尽管从1899年的报纸报道来看，银元局投入生产颇为匆忙，但其显然是直到1900年底才投入生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推测，1901年，京师银元局在华北一经建成，边上的北洋兵工造币厂便立即停办了。

与此同时，伦敦怀恩兄弟的工作室内正在设计高质量模具。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但似乎早在1900年春，便已经将1套钢模寄往北京，呈交设计以获批准，并在硬币压机中进行测试，此外，还有另一件事几乎可以肯定，那便是有1或2套样币也一同寄出，但它们似乎已经不见了。请注意，因为当时还是通过汽轮寄送，这让在伦敦的怀恩兄弟有时间在寄出冲床前，做一些必要的改变；在此之后，银元局便可以及时开始制造自己的钢模，以便年底投产。

银元局似乎也铸有少量一钱四分四厘和七分二厘硬币，但它们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即这些硬币的银质不合格（使用的是660/693精致银，而非820银）。而京师银元局旨在提供硬币样品，因此这些硬币不太可能是铸造来作流通之用。而情况更可能是，这些硬币实则是试铸币或测试币，而其饼坯或银片来自天津北洋兵工造币厂人们只能大胆猜测，事实其实正如詹姆斯·史威尼描述的那样，1900年6月，北京的庚子之乱使得银元局停止试铸其他面额的硬币，此后，留下的模具开始在民间流转。

对1900年北京造币厂的另一看法

史博禄〔美国〕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史威尼先生写的关于1900年北京造币厂及其钱币的文章(原载《东亚泉志1995年1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对于我们了解中国造币厂的发展是有重要帮助的。史威尼和李察伟德先生都在自己的文章中认为北京造币厂是由中国政府所建，作为一个中央造币厂或者造币厂模型(应是“类型”，因模型是根据实物、图样放大或缩小而制作的样品)。

我却认为这个造币厂根本不是由政府所建，而是由个人所建。1897年，中国工业家及政府官员⸺盛宣怀（也叫盛公保）获得清政府的许可建立第一家中资银行。这个银行的中文名字是中国通商银行（S/MC293），但是它的纸币上印的英文名字却是“Imperial Bank of China”（大清银行）（见A36-A55）。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家政府银行，但是事实上，盛宣怀建立这个银行是为了给修建铁路筹措资金。其中部分资金来自于投资者，其余的则由中国政府提供。银行由商业人士经营，但是政府有权监督它的运营情况。在银行的营业执照中，中国政府也赋予了这家银行发行铸币的权利。在盛宣怀最初要求建立银行的档中，他建议以京平两（北京使用的银两）为货币单位来铸造银币。然而，在它的营业执照上却写着铸造的钱币的类型将在以后决定。由该银行的北京支行发行的纸币确实是以京平两为单位的，但是没有人见过以京平两为单位的硬币。

1900年的北京造币厂位于大清银行的隔壁，这就增加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造币厂确实是由盛宣怀或银行的官员所建来生产铸币，就像营业执照里允许的那样。这一点可由造币厂的小规模上进一步得到证实。史威尼和李察伟德先生认为造币厂可能只有2-3台印刷用机器。这使它成为中国最小的现代造币厂（广州有90台印刷机器，开封有8台印刷机器），当然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央造币厂为整个国家生产铸币了。虽然3台印刷机器对于供应北京周围地区的铸币已经足够了，但是在天津附近其实早就有一家造币厂了（北洋造币厂）。

此外，如果这个造币厂真是中央造币厂或造币厂类型的话，为什么它的铸币上没有刻上“大清帝国”或者“户部”或者其它官方名称呢？毕竟刻着城市名称的一系列钱币看上去似乎非常不正式。最后，如果这真是一家官方的政府造币厂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在清政府的官方记录中找到一些相关记载的，事实上没有。

更多关于盛宣怀及其银行的资讯，请参见艾伯特·费尔·沃克（Albert Feuer-Werker）的书《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哈佛大学1958年出版，第6章第4部分大清银行。盛宣怀关于晚清现代工业的信件及电报已经被收编成二册，1933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台湾出版。编辑是王尔敏和吴伦霓。盛宣怀的文章显然是收存在香港。1990年，香港中文大学开始研究盛宣怀从未出版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的研究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多关于1990年北京造币厂的信息。

庚子年京局制造银币相关报纸记载

1900年1月17日，《华北捷报》第99页

援引1899年6月5日《京报》文章

敕令

近日，我们收到总理衙门章京刘庆汾的奏折，支持在北京铸造铜钱，并且认为应当采购机器，制造银元及辅币，以替代当前在首都使用的铜制及银制货币。该奏折呈交总理衙门上奏，总理衙门现在称，在对北京商业贸易中心进行全面询问和仔细调查后，衙门官员得出结论，认为在首都建造配备有外国设备的大型造币厂有益于各个阶级，而且现在的旧造币厂里，不诚实和欺诈行为频现，运行这样一座造币厂，可以防止这些行为。兹此，现令庆亲王，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与军机处和户部官员讨论在北京建造外国模式造币厂所需的规程，以替代充斥着不诚实及欺诈行为的旧造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