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润廉 | (63) 自我心存道 外物少能逼

文摘   2024-11-14 15:19   甘肃  

 点击上方“清廉金昌”关注我们




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这是为官者应有的操守。唐代姚崇心系百姓、为官清廉,他不允许家属干预政事,更不允许子女依仗自己的权势胡作非为。为了劝诫子孙后代,姚崇写了“五诫”,即《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这些文章被收录于《姚氏家谱》,也作为家训流传后世。

内心有坚守,行为不逾矩。为政者不受外物干扰和诱惑,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白居易在《伤唐衢二首》中写道:“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常排伤心事,不为长叹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为政者心中存大道、能自持、有政德,就不会为外物所役使,就能保持气节,清正廉洁。
纵观历史,有循吏廉官,也有墨吏贪官,二者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循吏廉官坚守大道,不随俗而化,不做物欲的奴隶;而墨吏贪官不能自持,多受外界干扰,在物欲面前败下阵来,贪污受贿,大肆敛财。可见,成为廉官不在于外界的干扰多厉害,而在于内心是否有不变的追求、永恒的道义。
这个“道”是一种定力。《旧五代史·晋书》记载,高汉筠在襄州供职时,有位恶吏私赠白金五百两,他说:“你不是多剥削农民,就是多榨取了商贩,吾有正俸,此何用焉!” 遂将白金悉数上缴,并告诫该吏不可再为。在当时动乱的年代,高汉筠能够在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在歪风面前正气凛然,实属难能可贵。他以“吾有正俸”告诫行贿者,正是为政清廉的一种坚守。
这个“道”是一种气节。清代名臣张伯行任职江苏时,江南官场贿赂之风盛行。一日,六合县县令将自己绘的一幅画悄悄送到张伯行府上请其指教。张伯行回家后拿起画卷,竟从画轴里抖出一根金条。于是,张伯行找来县令,还赠一幅字画。县令欣喜收下,谁知回家后竟也从画轴里抖出根金条,再看张伯行所题墨宝:“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至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一丝一粒、一厘一毫,皆关乎名节。张伯行正是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名节,才能够始终保持清廉。
这个“道”是一种操守。《宋史·包拯传》写道:包拯“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包拯命令制砚者仅制作够上贡的数量,在他任职期间没有拿过一块砚台。砚台是个好物,但包拯不为所动,体现了心中有“真宰”。正如古人所言:“操守要有真宰,无真宰则遇事便倒,何以植顶天立地之砥柱?”
对于“道”,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对共产党人来说,“道”就是理想信仰、党性修养,也是我们常讲的内因。主宰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物质利益、官位及名利的诱惑下,仍能坚守做人做官的准则,就更不容易。哲学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内因决定外因。党员干部心中有了“道”,就能永葆政治本色和崇高气节。焦裕禄以身作则,“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谷文昌干干净净,“不带私心搞革命”;杨善洲秉公用权,权力“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他们能够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把生命用在为党和国家干事创业上,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有“主心骨”、把住了“总开关”。
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很多党员干部心中立起了大道,管住了手脚,坚持以严的要求约束自己。然而,仍有少数党员干部说不服、点不醒,刀悬头而手不停。有的甘于被“围猎”,用权力为他人谋私;有的乐于入“圈子”,追求官位乐此不疲;还有的醉心于“雅物”,成为了外物的奴隶。诸如此类的问题,探究起来,就在于这些党员干部内心失去了“真宰”、丢掉了大道。

“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只有自觉涵养政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拒绝心为物役、庸俗放纵,做到正心明道、怀德自重、修身慎行,才能成为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共产党人。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编辑:闫   卉

审核:韩海军     

监制:刘   宏

清廉金昌
发布廉政新闻,解读纪法条规,公开廉政信息,发布反腐动态,弘扬廉洁文化。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