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时事   2025-01-26 10:35   北京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从民歌看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环境保护的探索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天》是1943年刘西林根据冀鲁民歌曲调填词而成,“明朗的天”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治生态的比喻,又何尝不是对根据地自然生态的歌颂?民歌易于传唱,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中注重用民歌来鼓舞人民群众,同时,在这些民歌中也有许多反映生态环境的内容。


南泥湾开荒塑像


01


“清明天气,真真好,大家快来种树呀!发展山林的生产,改善工农生活!植树利益,你晓么?能防水旱的灾祸,巩固河堤且避暑,木材果品又多。”

这首《植树歌》刊登在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上。1932年4月5日清明节,是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植树节,《青年实话》当天刊发社论《提倡植树运动》,号召每一个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不去‘上坟’,而去种树”。

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将“整顿农田水利,培植森林”作为农民最低经济要求。同年12月,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农民生产问题决议案》,提出要“广造森林”。1927年2月,江西省农民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保护森林决议案》规定:“各地既存的森林,农民协会竭力保护之,不论谁概不得自由盗伐伤害。凡本会会员应于3月23日,各植树十株。”在《整顿水利决议案》中也规定“农民协会应积极地在堤防上造成森林”。

《井冈山土地法》对森林植被保护作了严格规定,农民分得的竹木山,有权享用,但是“竹木在50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以维护井冈山良好的自然环境。

1930年3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建立苏维埃政权皖西革命根据地,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森林办法》,对森林、山场的所有、管理和使用及保护作了系统具体的规定——“森林除供给人生活使用外,有保存雨量之益,各民众都担有保护之责”“凡值百元以上之森林,一概没收由当地乡苏维埃管理”“凡护守及路旁树木一律不准砍或转卖,并有培植的义务”。《森林办法》被称为苏区“环境保护第一法”。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人民委员会专门制定颁布了《保护山林条例》,对违反条例规定任意砍伐树木的行为进行处罚。据《红色中华》报记载,截至1934年5月,瑞金植树60.37万棵,兴国植树38.98万棵,福建植树21.38万棵。

1944年7月5日,毛泽东在修改《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决定》时指出,为改变边区秃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100株树。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逐步扩大,特别是在东北和内蒙古解放区有大量的森林和牧场,护林防火任务很重。1948年4月13日,内蒙古发布《禁止居民放野火的通令》,严禁放野火,倘若发现有人放火,就地捕送当地政府法办,并予捕送者以相当奖励。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9年7月颁布《东北解放区森林保护暂行条例》,规定“有防风、防沙、防水、防旱及有关军事、航行、渔业、卫生、游憩、风景之必要者,均得编为保安林”“凡引火烧山、滥伐林木、偷盗林材者,除依法惩治外,并须赔偿损失”。

02


“……往年的南泥湾,处处呀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一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南泥湾》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一首陕北民歌,它诞生于1943年,此曲旋律优美、抒情,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2015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南泥湾》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

陕甘宁地区是20世纪初的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大面积贫瘠的黄土地导致了该地区的贫穷,森林和黄土长期遭受侵蚀或被人类破坏,陡峭的山地使农业收成十分不稳定且颇为微薄。抗战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封锁和进攻使得边区经济面临严重困难。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边区生产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解决困难呢?”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发展边区经济。

南泥湾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军事上的地位重要,而且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于农作,在那里屯田对战备有利。1941年春,中央决定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实行屯田。三五九旅的指战员开到南泥湾后,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运动,口号是“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地。第一年开荒1.1万多亩,第二年又开荒2.6万多亩,第三年种地10万亩。

短短数年环境大变样,米脂县80岁老人高愉廷说,荒山变成熟地,梢林里建筑了许多工厂、医院、学校。

其实,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垦荒,《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布告》规定:“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1933年初至1934年4月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法令,确认农民土地的所有权,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高苏区的土地生产力,不使苏区内一寸土地放荒”。1933年9月,中央工农政府颁布《农业暂行税则》规定,开垦荒地所收获的农产品,照荒废年限分别免税。

抗日根据地也注重开荒和农耕。1940年3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发布《关于解决粮荒开展生产的决定》,拟定了春耕运动的原则。1941年2月12日颁布的《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春耕运动的指示》规定:“扩大耕地面积,彻底消灭熟荒,修复河滩地。”《太岳区地权单行条例》规定:“以欺诈、威胁、侵占、霸占等非法手段取得土地所有权者,为非法地,一律禁止。”

03


“你晓得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里有几十几条船,几十几条船上有几十几根杆,几十几个那艄公哟把船扳……”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词曲作者李思命,陕北黄河船工,也是出色的民间艺人。这首歌以简练而深沉的旋律、朴素而饱含历史沧桑的词句,成为黄河音乐代表作。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也因“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带来“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毛泽东《念奴娇·昆仑》)的水患。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改良水利”的口号。1923年《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提出要从国库或地方经费中拨款修理河道,特别是黄淮流域。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运输上也有重要作用。1926年12月,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农业生产问题决议案》指出,水旱灾害之所以不断发生,还在于“森林破坏,河道淤塞,堤垸不固,塘坝不修”,因而提出要“疏河浚湖”“广造森林”。

1933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发布了《夏耕运动大纲》,其中突出强调:“关于水利:水陂、水圳、水塘,不但要修理旧的,还要开筑新的。”根据中央指示,各根据地的土地部纷纷成立了水利委员会或水利局,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兴建维修。经过努力,苏区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江西只兴国一县,就修好陂圳八百二十座,水塘一百八十四口,水车、筒车七十一乘,计费人工八万七千四百八十九天,能灌溉四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一担田……”中央苏区《修正土地法令决议案》对兴修水利设有专章规定,要求发动群众“修理河道坡堤水塘,开新的水塘”。1933年,川陕根据地工农民主政府先后发动50万民工,劈山炸石,疏浚巴中至江口、苦草坝总长300余里的河道,不仅保证了舟船通行,还减少了巴河下游的水患。

1941年2月12日颁布的《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春耕运动的指示》提出要“突击水利,开渠筑河”。1943年晋绥抗日民主政权组织临县大川群众修筑水道,在陈庄新修水渠一条,可增灌水地400亩;郑家湾新修水渠五条,可增灌水地318亩;秦家坪新修水渠一条,增加水地140亩;王家庄新修水渠一条,增加水地80亩;吴家湾全村修补水渠四条,增灌水地200亩。

04


“咱们全村讲卫生,旮里旮旯打扫净。家里院里要齐整,街上不要乱堆粪。人人都注意不生病,伤风霍乱发疟疾,还有挠疥不能动。……洗手洗脸洗衣裳,讲究卫生要经常,勤晒被早起床,吃多吃少要适当……”

这首《讲卫生》是晋察冀根据地宣传讲究卫生、有病不迷信要看医生的民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多次大扫荡,“三光”政策使边区民众丧失了最低的生活条件,“日以树叶、北瓜汤充饥,夜则饱受风雨的摧残,食不饱,穿不暖”。加之一些不良的卫生习惯,以及生病不找医生而是烧香摆供请大神,大大降低了边区民众的身体抵抗能力,每次大扫荡后,疾病必然增多,甚至在一些区域普遍流行。尽管当时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但仍然重视改进人民生活卫生。1940年8月13日通过的《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提出“提倡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灾害”的要求。这首《讲卫生》民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1928年4月,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圩后面的老虎冲,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现有的红军在野外大便,污染沟渠,引起群众严重不满,就又增加了“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等两项纪律。

赣南、闽西历来是各种瘟疫的高发区。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赣南、闽西农民不注意生活环境的清洁,与牲畜同屋,随地便溺、乱丢垃圾,吃腐败食物、喝生水、乱扔死猪死禽等旧俗恶习,加剧了卫生环境恶化,致使各种传染病和瘟疫流行,有的地方甚至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送瘟神》)。为此,中央苏区大力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发动广大军民开展卫生运动。1932年1月12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次会议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1933年3月,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颁布了《苏区卫生运动纲要》,号召“全苏区各地方政府,各地群众团体,领导全体群众一齐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的斗争”。

中央苏区各地迅速开展防疫运动,举行卫生运动的竞赛。长冈乡塘背村通过订立卫生公约,规定村民的个人和公共卫生职责:“每五天大扫除一次,由村卫生委员会督促检查,看哪家做得较好。”“做到厅堂,住房不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圩场打扫清洁。”“扑灭苍蝇、蚊虫,发现死老鼠就要烧掉或埋掉。”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了解到,该乡各村都建立了卫生组织,对于不讲卫生的人,“发动儿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他充分肯定了长冈乡的卫生运动,“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前清洁多了”。

据李维汉回忆,陕甘宁边区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全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杨家岭沟口一杨姓农民家里的窑洞黑洞洞的,一做饭满屋都是烟,毛泽东路过经常向他问长问短。毛泽东感慨地对身边同志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还了解到,边区人民喜欢喝生水,生了病不去找医生,而是找巫神。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39年1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决定在边区进行清洁卫生教育,提高人们的卫生知识水平,形成对身体、衣着、住宅、饮食、便溺等健康习惯。

1944年的一天,毛泽东找来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问是否知道侯家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子,是不是水有问题。要请中央医院的同志把水化验下。经过化验,发现水里含有大量有害物。此后医院对水进行了处理,并为群众治病送药。




来源:检察日报·绿海副刊
作者:肖爽
编辑:龙平川 王极


欢迎大家『三连』↓


检察日报正义网
检察日报正义网官方账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30016)。立足法治,面向社会,点赞检察好声音,传播法治正能量。
 最新文章